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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问题或显或隐地和诸多文学理论问题有关，处于文艺学领域重要位置。由于学科划分的壁垒，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存在方式、性质以及研究等问题，历来在文学理论视野中理解和展开。笔者以为，可将问题返回最原始朴素的状态，即把文学经典诸般问题和人们的吃喝穿住等一样的事情看待和理解，不是哪部分人，而是漫长发展过程中的人，普遍性的人，这恰与人类学视野相符。正逢做这样思考之际，笔者接触到与人类学视野相关的叙事探究理论。叙事探究理论从人类学尤其阐释人类学得到理论滋养，在其它社会科学领域有所应用。那么，以叙事探究思想思考文学经典研究问题，可能会有怎样的新见解？ 叙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是质性研究之一种。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也被译为“质的研究”、“质化研究”、“定质研究”，在我国人类学界通常被称为“文化人类学方法”，在社会学界通常被称为“定性研究”。质性研究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潮和本土化运动而发展起来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叙事探究译介进入我国，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叙事探究在西方目前主要被运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叙事探究与我们思考文学经典问题关系最密切的思想方法如下：第一，世界始终处在变化中，因此研究对象、研究者、研究手段、所属学科环境等都在变。由此研究结果具有暂时性和等待刷新性。第二，人类具有叙述本能，每一次研究都意味着研究者叙述自己的经验，经验只能在叙事中得到表述，因此以叙事探究方式表述经验是人本性的实现。第三，叙事探究强调研究须从经验出发，反对形式主义和化约主义。这里的“形式主义”，不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叙事探究所谓“形式主义”是指从理论出发来研究对象，“叙事探究者倾向于从作为经历和讲述故事表达的经验开始”。叙事探究反对化约主义，其含义是指反对采用大一统研究方法简单地面对对象，提倡方法的针对性。这些思想引入文学经典研究会产生哪些新的眼界和理解？ 第一，人类的叙事本能是文学经典存在的根本理由。 叙事是人类的本能。以叙事性文学经典为例，这类文学经典本来就凭借艺术想象，虚构一个世界，传达某种人生经验，其形式依托于语言编制一套符号体系。读者解码后转换生成自己心里的影像世界，文学经典的意义才得到实现。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读者给自己讲故事。因此，整个中西方叙事文学史可看作是人类叙事本能不断臻于实现的过程。西方从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开始到中世纪传奇再到近代的小说，中国从先秦寓言到魏晋南北朝小说，再到唐宋传奇和话本拟话本，以及明清蔚为大观的小说，散落在各个时段的文人们何以乐此不疲地书写？皆源于他们要叙事，读者们要给自己叙事。现在，叙事探究思想又一次启示我们，人们的经验只能在叙事中得到表达和记录，人们的经验始终处于更新之中，叙事的需求就持续地存在。文学理论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罗兰·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结尾处说：“总之，关于叙事作品的发生史，我们无意超出假设的范围，但，认为儿童在同一时刻(三岁)左右‘创造’句子、叙事和俄狄浦斯，可能是意味深长的”。(《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下)，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561页)除了叙事学家从人类学角度表述过叙述之外，神学理论家也表达过相似思想。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说：“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确实，彼此倾诉了，叙说了，感到愉快和安慰，这就是叙事的人类学意义。叙事者彼此确认共同的感情和见解，修补有些缝隙的感情裂痕……叙事类文学经典作品，其独创性总是大于继承性，记录了人类以往的叙事，由于文学经典的独创性总是大于继承性，因此，文学经典所叙述的内容含有较多新鲜的人生经验，客观上起到了避开权力形成和压制，并通过叙述新经验，反思和抵抗现有的知识。 那么，如何解释当前人们冷落纸媒的文学经典，热衷于阅读图像的趋势呢？这就需要从人类学大视野来理解了。所谓人类学大视野是指超出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限定，在人类发展长河中看待文学经典。不妨作如下理解：第一，人们始终都需要文学性，无论哪种文体，哪种媒体，只要其中叙述出了别致独到的人生经验，语言优美，言外有意，话里有话，能够引发读者或观者激动和想象，即其中含有较高程度的文学性，人们就需要，这个规律是作为纸媒文学经典的人性基础的一个旁证。第二，人们阅读文学经典与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和余暇时间等因素成正比，随着社会进步这诸般因素将不断提高，因此，从时间的大视野看，文学经典必然越来越引起人们重新阅读的兴致。人类的叙事本能是文学经典存在的根本理由。 第二，人类的叙事本能决定文学经典研究是永无完结的历时性过程。 现象学家英加登认为：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有两种：“以审美态度完成的阅读”和“出于研究目的的阅读”。“在这两种情况下，文学的艺术作品及其具体化不再是某种其他目的的工具而是成为读者的活动，尤其是他的意识活动的主要对象”。“以审美态度完成的阅读”，在审美经验过程中体会到审美价值；“出于研究目的的阅读”则是为探寻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艺术价值在英加登看来是中性的。因为一般读者的审美经验不断变化，他们所获得的审美价值也在不断延伸。英加登所说的审美价值延伸符合叙事探究思想方法，而英加登所说的中性的艺术价值，却存在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谁描述和表达的艺术价值是标准中性的？现在我们引入叙事探究思想方法，文学经典艺术价值的探究不过是研究者的经验，具有人类的叙事性。具有叙事性，逻辑上就具有了反复表达经验的合理性，中性的艺术价值探究自然存在于过程中。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在各种读者审美经验中形成，不断地延伸，与研究中叙事性地表达对于艺术价值的经验相辅相成。 不同社会和历史时期，人们精神和心理需求有所差异，审美价值在人们阅读中的延伸将有哪些侧重面？其中有怎样的规律？将提示我们侧重开掘哪些文学经典？叙事探究中的文学经典研究将会得出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哪些体认？对于文学理论基本知识生产将有哪些意义？以此为视野，诸多因重写文学史而被重新发现的文学经典作品，种种研究成果，就在人类叙事本能的视野中得到理解，自然展现出各自的价值。人们不断地阅读文学经典，更新其体会，审美价值得到持续性地丰富和积累；研究者对文学经典的经验不断更新，文学经典的研究也将永远存在。 第三，人类的叙事本能使文学经典研究在学习中展开。 西方叙事探究理论发现，人类的叙事本能甚至渗透和影响到了各个学术领域，最突出的学术表现，是强调世界在变化：研究对象在变化，研究者和研究工具和方法也在变，由此研究工作显现为历时性。因为研究者在变，所以需要学习。比如人类学领域的玛丽·凯瑟琳·伯特逊就是如此，她认为人类学家有时是参与者，有时是研究者，这两者具有不可分割性。人类学研究就是不同的接触、适应和学习。伯特逊说：“我们人类用隐喻来思考，通过故事来学习”。用吉尔兹的话说，伯特逊的学术研究本身，“是由一系列叙事者身在其中的微型叙事组成的”。人类学领域的叙事探究对文学经典研究的启示在于，我们研究文学经典，既是研究者，也是参与者。参与者就是身置于其中，欣赏和体验。同时更主要的是研究者，当研究者作为叙事者进行研究时，他就需要不断学习。文学经典研究过程中的学习特性，具体地说就是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更新和采用各种适应的方法。一种与文学经典作品相适合的方法就如打开了一扇窗户，揭开了其艺术魅力产生的奥妙。或者理解为，研究者运用各种方法，一遍一遍地叙述着自己对文学经典的当代理解。在这样的视野中，笔者至今回忆自己对若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典短篇小说的研究，更深切体会了研究的叙述特性。比如对赵树理的《催粮差》的研究，借助结构主义思想方法和民间故事类型的思路，看到了赵树理分别讲述了一个聪明人和一个笨人的故事，两个故事都可归属于民间故事原有的类型，而把两个故事组合在一个短篇小说中，就产生了社会批判的意义：是什么力量让崔九孩成为聪明人？又是什么因素让那个被雇用的人成为笨人？这问题必须联系社会现实才能回答。《催粮差》就是在讲述两个可以组合的故事中，把一个没有出路的结局给了读者而具有永久的魅力。这个理解是学习的产物，也是拓展研究视野和更新研究方法的结果，由此也是叙事性的，恰好符合乔纳森·卡勒所说的“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的“由果溯因”的诗歌学研究模式(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西方口头诗学等新学科的形成，激活了诸多传统学科，也激活了文学经典研究，比如对《荷马史诗》等各民族经典性史诗的研究，就具有了作家文学和口头文学双重学理背景，可以想象，基于人类的叙事本能，文学经典研究的明天会更绚烂和充满魅力。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