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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现代性滥觞起，审美现代性[1]就担负过现代性“自我确证”（哈贝马斯语）的重任，它还深刻地批判了现代性“，文明人在奴隶状态中生，在奴隶状态中活，在奴隶状态中死：他一生下来就被人捆在襁褓里；他一死就被人钉在棺材里；只要他还保持着人的样子，他就要受到我们的制度的束缚。” (1)随着时代的变化，审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在不断地调整，时至今日，饱经风霜的审美现代性的思想内涵大致有四方面：批判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坚持现代性以及交往和对话现代性等。关于电视这个现代社会的宠儿，雷蒙德·威廉斯认为电视虽然仅是一个新式的技术产品，但它给人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表现在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民主程度的提升和人际交往加深等方面，这与此前的那个封闭的、阻隔的、凝滞的传统社会大相径庭，可以说文明的进化、现代性的成熟、全球化的细致化等都与电视的出现和普及密不可分。为此，许多人由衷地赞叹：电视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而威廉斯在认可这种观点的同时，也从中洞察出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应注意一些潜在的危机。 一、一个具有魔力的中间体 在威廉斯眼中，电视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任人摆布的技术产品，而是一个紧密连接大众与外在世界的“中间体”（intermediate body）。通过这个体积并不庞大的具有魔法的中间体，这个世界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巨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人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其一，作为一个全景式的窗口，电视几乎把整个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知识。作为每个家庭的必需品之一，电视是人们了解外在世界的一个窗口，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居于斗室之中，人们仅凭电视就可以了解天下大事，就可以知晓古今中外，威廉斯认为这是电视的“全景式”（panorama）魅力之体现。在推动现代性和全球化走向细致化和复杂化过程中，电视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它不但将一个全景世界呈现于全世界的人们面前，也将全世界的人们不分等级地展现给全世界，即一定程度上电视促使现代性主体进一步走向成熟。通过电视，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全面地了解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从广度上讲，这些优于此前的“口耳相传”、书籍、收音机等提供给人们的东西。“口耳相传”传递的经验虽具有亲历性但有限且易流失，书籍流动的思想虽形象化但范围有限，收音机传播的信息虽数量多但只诉诸听觉等，而电视几乎包容这些媒介所有特征，既传递经验，又播撒思想，还输出信息，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此时的“电视人”比以往的人知识丰富、视野开阔、更聪明、更有智慧。当然，电视不是一股脑地把所有的东西毫无次序、自然主义式倾泻出来，相反，它通过不同的节目类型，通过艺术化地编排，把各个方面的内容形象化地表现出来，在给予观众美的享受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输出知识。关于电视的节目类型，威廉斯指出，一部分是对其他媒介已有的节目形式的继承，如新闻、辩论和讨论、教育、戏剧、电影、综艺节目、体育、广告、消遣等；还有一部分是电视的首创，如纪实剧、观看教育、讨论（现场讨论）、电视片集、小品系列以及电视自身等。当然，人们在依赖和信任电视这个中间体的过程中收获颇丰，或者说电视伴随着人们的成长，他们的许多知识、经验和审美能力就是从电视这个朝夕相伴的伙伴中汲取的。 其二，作为全民参与的一个平台，电视提高了社会的民主程度和大众的社会地位。电视的许多节目都涉及政治内容，比如新闻、纪实剧、辩论和（现场）讨论等，从这样的节目中观众了解了现实的真实状况，知晓了自己的社会处境，而不像以前那样被封闭起来，不知自己的现实处境如何，从而随意被欺骗、被蒙蔽。尤其公众辩论和讨论等形式为大众表达政治主张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公众辩论和讨论与正统代议制出现了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威廉斯语）。“在美国，政府公开抱怨广播电视网从一种独立立场出发表述辩论的权力。在英国则有人不断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主张党派倾向。关于国家领导人，美国电视仍然大都依赖于或局限于记者招待会的形式，由领导人接受提问，而其身份关系遂被制约于传播格局之内。相比起来，在英国则有许多更精彩的访谈和直截了当的提问，经常带有批评的性质，领导人和记者被赋予明显平等的地位。直播的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恰逢特别重要的场合，在两国的电视中当然也都有所运用。”(2)这样，大众既对自身和社会有了较清醒认识，不易受欺骗和操纵，又有了参与管理社会的意识，能够发挥社会主人的应有作用。而统治者在接受众人监督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加强自律、约束自身，必须有效地实施民主制度，否则面对公众时，他们可能成为公众指责和批判的对象，显得无地自容。另外，一些比较务实的教育节目有助于提升大众的社会地位。某些具有具体指向的教育节目真正地帮助了一些成人掌握技术、处理工作关系，比如对于商店服务员的教育就有着实际效果，使得服务员不但获得生存技巧，学得一技之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而且也懂得处理社会关系，不会轻易地被他人愚弄、奴役(3)。可以说，电视这种提高大众教育程度的方法其意义深远，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可能比热闹非凡的电视辩论更值得推广，因为大众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他的认识能力自然就增强了，他的社会地位就越来越被认可。 其三，电视促进了全球交往，推动了共同文化的发展。通过电视这个中间体，全球联结在一起，尤其随着卫星技术的普及，电视更是把全球紧密地、细致地、无一遗漏地统一起来，一些具有“超级国家”（paranational）功能的电视公司一股脑地把全球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4)。这样，人们主动或被迫地进入了“地球村”，全球人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而原有的地理意义上的距离感被压缩了，或者失效了，凭借科技，人们弥合了距离，建立了亲密关系(5)。甚至如吉登斯所言：通过电话，一个人与相距12万英里之外的人的关系，可能要比同室的人还要亲密。此时固有的文化差异和民族隔阂不再坚硬和可怕，人们会因为相同的学术志趣、全球的生态和气候问题等聚集在一起，或者以民间形式，或者以官方名义，共谋共策，这时他们是那么亲密、和谐。电视对交往的影响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以及文化等各方面，即是全方面的、多层次的、多样式的，而在文化的交往和对话方面，人们不但通过了解异域文化而学习了其先进文化，并且在相比较过程中反省了本土文化，认识到其缺陷和不足。例如通过观看电视节目，威廉斯发现了美国文化比英国更开放、更活泼，但美国文化因缺乏深厚的传统基础而相对庸俗一些，由此他指出在力求文化开放的同时，要注意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经典作品的再阐释，即把文化的开放性与文化的继承性有机结合起来。而通过电视这个中间体，威廉斯更注重的是“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的状况如何。他认为“共同文化”是众人都接受教育、共同参与性的一种民主形式(6)。作为一种普遍性事物，人人要都享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都拥有参与文化创造的机会，因此威廉斯批判少数人试图控制文化的企图，揭露他们力图剥夺多数人接受教育的阴谋，即文化面前人人平等，接受文化教育是民主的一个体现。而且威廉斯指出文化自身不存在等级划分，不存在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截然对立、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水火不容，因此人们要利用电视这个中间体平等地宣扬不同的文化，使全球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来。 二、美丽表象之下的诡计 在赞美电视的积极影响的同时，威廉斯也揭示出了这个具有魔法的“中间体”身上所隐藏的危害性。其一，所谓的全景式呈现，其实是有选择的、受限制的，幕后的主使是政府和商人。从表象上看，电视似乎毫无保留地把整个世界一览无余地展现给我们，从中我们既看到社会之美丽、光明的一面，也看到其中的丑陋和黑暗，似乎这个社会没有政客的阴谋、统治者的权术，一切都是公开的、明朗的。但是威廉斯指出，所谓全景其实是有限制的全景“，诺丁汉的圣安街道依旧明显地存留着大量的所谓传统贫困，肯科茨已经研究过这些事物。……但是这里还有不为人所熟知的、不可见的事物。例如与寡妇相比，孤立无助的母亲，或没有工资而向大家族的父亲申请的人，或者通过巨大的努力和计划，一周为13英镑而艰辛、整洁生存的裁缝工等，都被排除在外。这样激烈的事例（涉及到英国的贫困是什么）被如此清楚地呈现出来，以至于有人担心政党政治的众口铄金会剥夺其他的（贫困）。在权威的发言人与官方形象的代言人之间存在着平衡关系。由纯粹的传统政治考虑所导致的不平衡，产生了对话题、方式以及实例种类的不同选择。”(3)(113)威廉斯指出社会并非不能为“贫困”制定一个固定的、抽象的标准，而是政治家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政治策略有目的地选择一些，同时有意识地剥夺一些，最终电视呈现出来的是过滤的真实、有倾向性的真实。在艺术表现方面，电视受控于幕后的主使——经济，不太苛求作品的质量，观众难以从作品中获得社会真相。源源不断的电视作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提升了他们的审美能力，但这些美丽的表象难以掩盖其缺陷——前所未有的娱乐性、肤浅性。还有，为了购买某一优秀作品，电视台很多时候无奈地购买许多“搭售”的“滞销货”，这些作品或早已过时，或者制作低劣，它们非但无法满足观众的审美需要和提升其审美趣味，相反会降低他们的审美品位。这既告诉我们受政治、经济控制的节目不太可能成为好节目，也揭示了在此控制系统下，人们毫无反抗地认同了所有事情，就如会计和战士一样只懂得服从，而不知质疑和否定，这时那些因循守旧的人相安无事，而那些力图创新的人员因与权威意见不和而惨遭辞退(3)(65)。 其二，所谓全民参与的电视平台，实质上人民的意愿被少数人所代表，而他们所接受的电视教育的形式是刻板的，内容有时是庸俗的。在许多人为拥有电视辩论而赞美现代社会的民主化的时候，威廉斯清醒地指出这种貌似公开的、民主的形式实质上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为“在这些情况中，公众显然仍旧在屏幕之外；我们是在观看一个可被视为与自己相隔离的程序，于是我们可以独立地、虽然实际上也是静止地做出反应。但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个反应与质询层面上的公共过程——为了我们——被电视中介所代表（represented）。不止是决策和事件，而且还有那些旨在对它们形成反应的东西，以一种预备好的、被中介调解的（mediated）形式传达出来。这些反应显然是由‘我们的’代表（representatives）做出的反应，尽管我们从没有选他们（当选政客出于他们自我防御的目的，经常迫不及待地指出这一点）。”[2](42)这表明像电视辩论这样的方式看似是众人狂欢的舞台，其实它仅是少数人交谈的会议室；电视这个新媒介好像完全替代了正统的政治代议制，本质上它不过“起到某种置换和稀释作用，而有时候却会感到这种作用似乎并不存在”；这几个代表的言论并非自由的、现场的智慧体现，而是早已设计好的、受限制的产物；他们的话语不能激发大众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反应，而是理性地消解大众对现实的不满；他们热衷的不是如何更深刻地阐述自己的真实看法，而是自我陶醉地展现自己在公众场合言说的技巧。这样看来，希冀像电视辩论和讨论等形式来更广泛地实现民主和自由的人们有点太天真了，具有魔法的电视在给予人们美丽表象的同时，仍旧悄然地扮演着“社会水泥”（阿多诺语）这个角色，垄断大众的舆论，压制他们的言论，以一种温柔的方式将大众牢牢地控制在既有的框架之中。 在教育方面，威廉斯指出电视教学是提前录制的，虽自成一体，但其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此电视无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潜能，它只能仅仅被视作一种辅助手段，而非一种主要的教学方式。而针对电视作品的庸俗化、肤浅化特征，威廉斯批判政府只有短浅的文化方案，而没有一个长远的、一贯的文化政策，指责它只注重文化表象的繁荣，而不担忧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问题，不注重提倡“高雅艺术”，不注重关怀青年人的成长。 其三，貌似平等的全球交往中潜藏着外来意识形态的侵蚀，游走着文化同化的魅影。在赞美电视推动了全球交往的同时，威廉斯不无担忧地指出要警惕其中的阴谋——外来意识形态有计划的侵蚀，首要的一个质疑对象便是美国，的确全球充斥着美国产品，它们多数是借助电视这个中间体输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的。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凭借雄厚资金，美国在提供、赞助他人先进技术和文化产品的同时，实现了对全球的控制。美国往往能够通过开发和推广新技术，甚至以“赞助”的方式提供新技术和文化产品等手段占据全球市场。但威廉斯指出所谓的赞助人就是新教父，其目的是要从身体和精神上控制他人；所谓的“闲置资金”就是“跨国教父”有意识地渗透和控制，其阴谋就是在送出这种免费蛋糕之后索取几倍于其价值的事物来偿还，例如被迫尽可能开放社会，任由外来产品肆虐，无奈地接受民族工业被削弱，痛心地旁观大量的失业等[7]。另外，由于美国的文化产品相对低廉，因此它能轻易地攻克所有的防线。“旧影片和旧电视节目确实是被倾销到了发展中国家，其廉价程度使任何当地产品相比起来都显得出奇的昂贵。……甚至在英国这个另一种传统十分强大的国家，对电视和无线电进行商业化的战役也终于取得了胜利，至少是部分的胜利。而在其他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那些感到国产电视业成本昂贵的中小国家，有力地渗透现已大获全胜。”(8)而且正如詹姆逊所言：文化——娱乐业——与食品一起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出口，并且美国政府还在竭力保护这种出口(9)，这说明单个人和某个群体的反抗不会非常有效，他们终将被美国这种强大的攻势击溃。原因之二，美国文化具有大众化特性，所以它轻而易举地同化了全球的观众。由于美国的电视节目更注重文化的市场效应而非价值培养和道德训诫，因此当低廉的、大众化的美国文化蜂拥而至时，没有人可以抵御这种诱惑，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阻挡住它的侵蚀。“英国许多工人阶级喜欢美国文化、或者是英国商业电视中美国化角色，从某种附属立场看，他们已经非常了解这种英国‘公众’版本的替代品。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这种自由漂流的、平易近人的文化是占显著地位的地域文化形式和约束力的一种替代品。”(4)(132-133)像英国这样比较保守和传统的国家都无法阻挡美国文化的侵蚀，那么那些原本无意抵御和反抗的国家更轻易地便被美国文化俘虏了，当然那些防御不坚强的国家也很难逃脱被美国文化蚕食的命运，因此全球出现诸多美国文化的拥趸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批判地看待电视 既然电视这个中间体兼备着优点和不足，那么如何扬长避短来合理地利用它呢？威廉斯指出，其一，以一种客观态度、开放胸襟来全景地呈现世界，多播放优秀的艺术作品。既然全景式呈现注定要受政治和经济等因素限制和择选，即电视无法如宣扬的那样全面地、真实地反映现实，那么人们可以苛求电视在它所能呈现的事件中要全面和真实。要做到这一点，威廉斯强调首先要客观地、认真地看待现实，反对肤浅地理解现实和歪曲事实，因为这将关系到观众对某事物的认知。在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威廉斯批评了马克思·哈斯汀（Marx Hasting）仅对中国进行短暂的访问之后，便对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件粗枝大叶地报道和仓促地评判，结果漏洞百出、疑惑重重。威廉斯指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独特的、复杂的事件，除非它真正尘埃落定，他才可以全面地、真实地来“挑战”它和评价它(3)(151)，否则妄加评判既不会正确认识它，也会误导观众形成一个错误的世界观。其次，威廉斯强调要克服狭隘的心态，提倡要以包容的胸怀来看待世界。在震惊世界的1972年慕尼黑事件（包括11名以色列奥运会运动员在内的17人遭到枪杀）中，威廉斯指出体育比赛能够及时地、详尽地得到报道，但枪杀这个重大事件好几个小时之后才有报道，而且是错误的报道。他感慨道：17名受害者的悲剧是“没有规律的历史”所导致的，但错误的报道和宣传是人为的(5)(39)。因此作为一个人们朝夕相伴的伙伴，电视内容尽可能要超越狭隘的沙文主义和文化地域性思想，给观众呈现一个真实的、值得憧憬的世界，使他们为消除隔阂、创造和平贡献一份力量。在艺术方面，电视需要担负起提供给人们更多优秀作品的责任，以增进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威廉斯认为青年人是电视最主要的受众之一，关系到他们成长这样的沉重问题，因此电视要提升自己的定位，把自己视作严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在依靠库存电影的基础上，电视要选取那些有意义的、有深度的电影。由于库存的电影容量巨大，因此电视有信心择优选取；另一方面，编写的电视剧要注重质量，编写成功与否决定着该作品的生死，也会对观众审美趣味的培养和认知能力的提升产生较大的影响。 其二，发挥电视作为公共窗口的作用，注重其在教育方面的责任性。电视辩论因具有虚假性而无法完全胜任提升社会的民主这个重任，正如威廉斯所言，电视不适合作政治窗口，也不应靠电视来审判。这提醒了人们不要对电视辩论和演讲这些政治方式寄予厚望，因为它只不过是宣扬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而已。但作为一个强制观众深度卷入的“冷媒介”（麦克卢汉语），人们无法脱离电视“，电视具有毒品那样的诱惑力。它能够使人上瘾。它走进人的心里，具有镇静剂的作用。不久前（1977年），《底特律自由报》设立奖金，凡是连续几天不看电视的人，都可以获得500美元的奖金，结果却没有几个人去领奖。想拿奖的人几天之后就退出了试验。他们受不了。”(10)既然如此，人们就要学会如何合理地利用电视这个公共窗口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参与意识，而非仅作为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来安心地接受他人的政治施舍。一方面，观众可以从电视中收看到国内外的政治事件，大致上了解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他们要明白电视宣传的片面性，甚至误导性，这需要他们借助其他媒介作为“解毒剂”，来共同完善他们对政治环境的了解。这样，他们就不会轻易相信电视中的政治布道，就会从中发现其虚假性和欺骗性，此时他们产生的政治参与欲望不是最初盲从的激情和幼稚崇拜的冲动，而是现实真实所激发的勇敢的批判性，是良知所涌发的诚挚的参与性。另外，人们要注重培养自己的批判能力，时刻地提醒自己：对广播的控制，也是国家对信息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功能之一(8)(114)，因此不要被眼前热闹的、温馨的场面所麻痹，误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民主社会，从而放弃自己的质疑和批判，甘愿作为一个电视中政治人物的言论的接收者，甚至他们盲目的追随者。在教育方面，电视教学应该继续承担普及知识的责任，尤其在成人教育方面。这既符合威廉斯所宣扬的共同文化和民主等思想，又能够从实践中真正地提升人们的社会地位，所以威廉斯把“提升成人教育”当作他的殷切希望之一，这种公共教育可能会减少电视的收入，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完全值得和必要的(6)(15-16)。 其三，警惕和反对有意识的文化渗透，推动共同文化发展。全球化的密切交往中隐藏着文化渗透，其中一个公认的敌人便是拥有强大物质基础和丰厚大众文化资源的美国，但威廉斯指出由于全球交往密切，因此对文化渗透和控制的反抗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因为全球化中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很难制定出单独反对文化渗透的方案，因为容易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从而对正常的全球交往产生不良的影响。并且许多人对这种文化渗透熟视无睹，甚至对此报以欢迎的态度。这使得那些微弱的反抗声音很容易被湮没于国际大公司美丽的谎言和国内机构争宠的喧闹之中，结果这种源源不断的文化渗透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必然趋势，而那些企图固守本土文化的想法被挤兑为一个“乌托邦”(4)(151)。虽然情况不容乐观，但不能束手待擒，威廉斯指出，首先要揭示出这种文化渗透的存在方式，包括明显的和隐藏的方式，告诉人们文化渗透一直存在着并潜移默化地规训青年人的成长，但威廉斯的作品中也隐藏着西方人的一个共性——西方中心主义，在谈论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他强调中国人应该向英国人学习，这与詹姆逊的“美国后现代文化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文化效仿的榜样”论调何其相似(11)。为此，一些批评家指出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之争就是“表兄弟之争”，他们都有一个企图支配的对象——东方。其次，多增加交往和对话，促进共同文化的发展。在多方面的交往和对话中，人们可以辩证地看到异域文化的优点和不足、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长处和缺陷，那么他们就不会盲目追逐异域文化，就不会武断地摒弃本土文化，他们将会平等地看待全球的文化，有选择地学习各种文化。这样，所谓的共同文化不会只是某一种霸权文化的垄断之地，而是多种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学习之所，它将有效地消除某种文化有意地渗透和侵蚀，将营造出多种文化共同提升的和谐景象。这种令人向往的美好前景也是许多理论家的期待，哈贝马斯所建构的全球性生活世界中存在着多种文化的交往和对话“，但这些共同结构只有通过以理解为取向的行为才能对各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通过这种以理解为取向的行为，特殊的生活方式获得了再生产。”(12)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之上的文化交往，既能激发各种文化的丰富化，也能促进一个共同文化的建构和发展。伊格尔顿指出，人们在享受文化交往带来的亲密联结的同时，要避免因误解所招致的文化战争，要减少为文化增添像政治、经济等额外负担(13)，而要使文化回归自身——培育人的智慧与开拓人的视野。 总之，威廉斯揭示出电视的出现和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其优点是，带来全景式知识、提升社会的民主以及促进全球密切交往等；其缺陷是，有偏见的知识呈现、受操纵的电视辩论以及充斥着文化渗透的全球交往等。这表明借助电视这个“冷媒介”，所有观众被强制地卷入其中，统治者有效地消弭了他们的个性，使其趋于同一化，从而易于管理和控制；通过电视这个中间体，各个地域中的人们主动或被动与世界相联系，一起生活于“地球村”之中，紧密相连、休戚相关；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廉价、多样的全球文化作品，但同时有被庸俗文化所肤浅化、被异域文化所同化的危险，成为一个孤独的人、肤浅的人、崇洋媚外的人等。通过批判电视这个技术产品进而质疑文化、政治乃至全球交往等，威廉斯告诉人们需要提防电视这类日常必需的技术产品中的阴谋，要不时地探寻它们带来便利之后潜在的诡计，以便更有效地激发它们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人类健康成长和现代性合理发展。威廉斯这种思想丰富了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内涵，促进了人们对如何利用现代性技术的反思，这从整体上加深了审美现代性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人们更合理地建构现代性。 注释： [1]审美现代性是围绕“完整的人”来审视现代性的批判性艺术、美学和哲学形式。参见拙文：《现代性“终结”与审美现代性批判》，《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卢梭.爱弥儿（上）[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5. (2)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三）[J].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5）. (3)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M].edited by Alan O’Connor. Routledge，1989.213-214. (4)Raymond Williams. 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IM].Schochen Books，1975.138. (5)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A].电视与权力.王逢振.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5. (6)Raymond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Culture，Democ－racy，Socialism[M].edited by Robin Gable. verso，1989.37. (7)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83. (8)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二）[J].陈越，赵文译.世界电影，2000（，3）. (9)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全球化[M].王逢振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03. (10)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82. (11)李进书.世界性知识分子和地域性知识分子：詹姆逊的双重身份[J].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5）. (12)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79. (13)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1. 原载：《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