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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在对人们业已形成的关于理论的习见进行反思，抑或是对中国理论界已经成为现实的理论形态在“中国问题”的意义上进行反思，但如果我们从未对“理论”这个概念本身进行过深入的理论性讨论和概念辨析，没有对古今中外伟大理论家的共同特点进行过关于“何为理论”的内在规律做概括性探究，也没有对“理论”和“理论研究”进行过性质上的分析和区别，那么我就可以说，“理论何以可能”或“什么是真正的理论”这个问题，就很可能是一个正本清源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就不好接着说哲学理论、美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其它学科意义上的“理论”，自然也不可能发现中国理论界在“理论创新”上存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理论始于理论家独特问题的提出 一种理论的诞生之所以不能作为普遍真理被所有文化、民族和时代的人用来解释似乎可被这种理论解释的现实和现象，是因为理论家所认为的现实问题需要这样的理论来面对，因此“问题”的产生直接决定了理论的性质、内容、对象与功能，也决定了理论的作用只能面对该时代该问题，一旦时代和问题发生变化，理论的“作用”便只能转化为对直面新问题应该产生的新理论的“影响”和“启发”，但却不能直接用来解释、描绘他们所处的现实及其面对的新问题。这使得理论的内容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且其功能也具有明显的相对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强调人的全面解放，是与马克思发现西方大工业时代工人在繁重的谋生劳动中失去劳动本身的快乐之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没有劳动作为目的异化为谋生的手段之问题，便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异化”的理论，也不可能产生马克思的以消除“劳动异化”为目的的共产主义之终极社会理想和人的全面解放之思想。而马克思提出的哲学问题一旦被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制度变革等内部变革来逐渐消弥，就必然会催生出法兰克福学派针对“使人丧失了否定冲动的理性”的新的“理性异化”问题———即人在合理的、快乐的、自由的生活中失去了质疑现实的否定冲动之问题。霍克海姆的“批判理论”，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理论”、本雅明的“星丛理论”、马尔库塞的“感性生命理论”，等等，尽管在具体理性异化问题上的理解不一样，但对人的感性生命和经验生命被理性异化的认识，这是大致相似的，这就是法兰克福可以成为一个区别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成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原因。比较起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去努力提出“中国式的异化问题”，只是围绕“劳动异化”向“理性异化”这种西方问题之转换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结果便必然不可能产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可能形成与西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平等对话的理论交往格局，从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未能形成自己的“理论”而不具备自主性、原创性。 比较起来，中国当代理论界之所以在理论原创上力不从心，根本上是因为中国理论工作者不具备独立地提出“中国式现代问题”所致，也就不能以自己所认为的“中国问题”为中枢来展开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理论原创性建构。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为理论坐标来看待“中国文化落后”之问题，并以“民主体制”、“实证主义”、“个体权力”、“二元对立”、“纯文学”等西方文化范畴为理论武器在中国进行文化、政治和文学的启蒙实践，这就必然会造成中国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依附西方理论及其发展的格局，也必然会遮蔽中国式现代问题的探究，从而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遮蔽了。比如，中国文化以“阴阳交融”的渗透、缠绕性思维所产生的文化整体性，能否生发出西方式的以二元对立为形态的“个体”、“独立”和“形式”？不对抗整体的中国个体、独立和形式在中国是否有自己的经验可挖掘？这种挖掘在多大意义上可以造就一个以文化整体性容纳个体张力进而可以影响世界现代进程的中国？解决这样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建立东方式的现代自由观、个体观、独立观和民主体制，也关系到中国学术能否建立自己的独立于政治的理念和方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能否建立自己的非西方式学科分类的专业结构，并由此可推衍到中国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具体地说就是在西方独立于政治的学术和中国传统社会依附政治的学术之间，中国现代学术能否建立自己的“尊重政治又穿越政治”的现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从而生产中国现代自己的政治哲学思维方式，凸显理论问题对“政治依附”和“政治对抗”观念的双重批判；同时，中国现代学术也不能不尊重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和渗透性的文化特点，改变现有的文、理、工、史、哲、艺互不相干的专业化一级学科的结构，在相互渗透的意义上弱化学科的“专业性”、建立学科的“视点性”并用“尊重而渗透”的思维方式建立一种“整体性中的独立性”的学术文化，从而避免工匠化的、技术性的、专业知识化的学术研究格局，重新发挥对社会的既有“整体影响力”、又有“专业裁决力”的现代学术文化功能。 理论成于理论家对既有理论的如此批判 一个理论家产生了自己的理论问题后，他必然会以这样的问题为中心，展开对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既有理论之批判，以思想和思想史批判的状态展开理论建构的努力。由此，批判既有相关问题的理论就成为“理论何以可能”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其一，理论家不是以阐释现有理论（理论研究）、研究现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思想史研究）的方式进行工作的，而是以“观念批判和观念创造”为其工作方式的，所以“理论研究”不同于“理论”———前者是以阐释现有理论为目的，其结果是观念上的认同而解释上的不同，后者是通过理解理论来达到批判现有理论的目的，其结果是改造现有理论和观念。 其二，理论批判的坐标和尺度是理论家自己独特的问题，是以独特问题来暴露现有相关理论面对这样的问题的局限和尴尬所在，并在对现有理论局限分析中来思考自己的理论建构。这使得理论批判决不是理论家“选择一种理论去批判另一种理论”。 所以比较起来，中国理论工作者在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一是中国理论工作者长期以来把“理论研究”当作了“理论”，满足于在中西方理论之间做选择、阐释性的研究，然后用来解释、描绘和评价中国现实，而且同样满足于用选择来的理论来看待、解决所谓中国问题，这就必然遮蔽了中国理论工作者对西方理论原理和中国儒、道、释、法、墨等哲学同时做“观念性批判”的努力，从而使得中国的“理论家们”在“理论”的意义上有些名不副实。不少中国学者的看法是，不管中西，只要理论有用就可拿来所用，却不去追问这“有用”对中国建立自己的现代文化是一时问题之用还是长远问题之用，是表面问题之用还是根本问题之用，是西方在中国的伪问题之用还是中国自己的真问题之用，是仅仅强国富民之用，还是中国现代文化可以像古代文化那样赢得全世界尊敬之用。由于中国理论工作者不能提出中国自己的文化现代化问题，而且只是将西方现代文化当作自己的“文化现代化”，自然也就不会从上述问题出发来考量“有用”之深刻与肤浅，也必然会造成中国学者不断对这些所谓“有用”的理论进行反思、抛弃之思潮迭起。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化迭起的思潮本身就是对“理论有用就好”的深刻质疑和否决，无视这样的质疑和否决，将必然造成中国学者在理论原创上的有其心、懵其知、无其力。 二是中国理论工作者长期以来将“理论批判”理解为“理论选择、置换”，造成他们在中西方理论之间无以兼融之痛苦，或满足于像海外新儒学那样的“内心儒家道统、外在西方秩序”之文明破碎组合，一方面难以培养起东方学者对既有中西方理论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进行批判改造之能力，另一方面必然不能树立起东方现代文化对世界进程的整体影响力。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近20年来从“主体性”理论到“主体间性”理论、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的话语转换，就是这种将“理论选择”当作“理论批判”之误区的典范。这样的转换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将西方理论作为自己知识性生存的工具，而离理论批判需要以自己提出的问题为坐标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中国理论工作者要展开自己的理论批判，必须具有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的坚强意识与自觉实践，才可以突破“先把西方学好再来谈超越西方”这样的思维框架。 一个民族的理论批判能力，是从小学就应该培养而且是和知识积累同步进行的、彼此渗透的意识与实践。这种意识与实践在今天的中国理论界至少要以以下的“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去展开：在哲学上，对于一个习惯“宗经”的民族，中国现代个体和主体建立在什么样的世界观上才能够可能？中国式的现代个体应该与群体发生怎样关系，才可避免西方意义上的“对立”之整体破坏的关系、也避免传统的个人对群体和传统的依附关系？如果这样的关系建立起来，西方的“主体论”和“主体间性”理论是否都不适合描述现代文化支撑的中国？在文学上，中国传统“文以载道”那样的文学观是否是西方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理解？如果不是，中国当代的“反本质主义”思潮想消解的，岂不是本来就有问题的、被中国移植过来的各种西方文学观吗？以西方之剑攻西方之盾，与中国学者建立自己的现代性文学理解又有何干？而把西方的文学理解当作中国自己的理解，不正是中国文学理论家不能够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文学理论”之根本原因吗？ 理论终于理论家独特的概念、范畴和理解 如此一来，理论的第三个环节就是对理论批判的“结果”之考量了。理论批判既然不是选择一种新的理论批判另一种旧的理论，其批判的结果便只能是以自己独特的概念、范畴产生为标志的独特的知识系统，这种以独特的概念、范畴之产生为标志的独特的知识系统即为“理论的原创”；如果理论家借用以往的哲学概念但又赋予这些概念以自己独特的内容，且这种内容区别于哲学史上相同概念的其它内容，那么这种由独特的内容支撑的理论即为“理论创新”；如果理论家提出独特的概念和范畴，但理论内容与以往其它理论概念的内容基本相似，这样的理论就是“变器不变道”的“低程度理论创新”。 如果有学者说，这样的对“理论”的理解和分析对多数中国理论工作者来说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那么我只能说：明了理论的“原创性”、“创新性”和“低程度创新”在性质上的区别，明了中国理论工作者所处的理论贫困的位置，我们才能由此出发步入“理论努力”之途。明了“理论”在根本上是“理论家出于自己独特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展开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既有理论批判从而创造能够面对并解决这种问题的独特概念、范畴和理解的观念系统”，明了“理论”在性质上不能满足于知识学意义上的观念介绍、移植、阐发和运用这些属于学术性质的“理论研究”，真正的“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自主性之空间”才能由此向我们敞开。 （原文一万余字，篇幅所限，摘其概要，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原载：《文学报》2010年10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