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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研究通常区分为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类别。文学批评，很大一部分即是一部文本或者一个作家文学写作的具体分析。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注意到一个意味深长的迹象：文学批评———也就是一部作品或者一个作家的分析———愈来愈少。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批评家对于作品与作家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津津乐道自己的解读体会，仿佛身临其境，穿梭在作家编织出来的故事之间；然而，现在的文学批评已经大为萧条，作品或者作家很少光顾批评家的宏伟思想了。许多批评家放弃了所谓的“细读”，转向了宏大的理论企图———转向了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相对地说，这些年文学理论观点与文学史知识的产量的确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文化研究”风行之后，这种状况有增无减。我想事先表明的是，我很喜欢“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不再一头扎在深奥但有些霉味的经典里面，而是直接面对生气勃勃的当代文化。大众文化是“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各种文化生产机制也是“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甚至整个世界都被当成一个巨大的文本给予分析。所以，“文化研究”制造了许多有趣的话题，也启用了许多有趣的分析方法，意识形态分析即是其中的一种。“文化研究”可以选择各种文本作为个案，但是，这种分析已经与传统的批评趣味相距甚远：批评家很少谈论作品之中人物的肖像多么生动，作家如何细腻地体验人物的内心经验，舞会上几个人物之间的对话隐含了哪些机锋，一条街道或者一片风景的再现栩栩如生，如此等等。“文化研究”更热衷于利用作品的各种片断重构自己的话语场域，然后引申出某种特殊的话题，例如一部武侠小说之中的兵器谱，另一部历史小说内部的服装体系，某种修辞或者某个词汇的使用如何说明民族交往之间的不平等，故事内部的人物关系如何折射出性别歧视，等等。总之，现在的许多批评家不耐烦地摆脱了作品内部故事情节的具体纠缠，迅速地构建起他们自己的理论楼阁。 当然，文学理论与文学史领域的兴旺昌盛令人称许。但是，文学批评的大幅度萎缩会不会成为另一个问题？我曾经将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大学的学术体制。许多人的心目中，学术是一些“硬知识”，是史料，是一个个理论命题，琐碎地解读一部作品似乎没有什么分量。教授们习惯的“学问”来自引经据典。现在看来，这种状况背后可能还隐藏了另一些原因。尤其是与几位作家交谈之后，这种想法更明朗了。 应该承认，不少作家正在逐渐丧失对于批评家的敬意。公平地说，多数作家很难在学术的意义上判断众多理论命题或者文学史研究的价值。他们肚子里常常嘀咕的一句话是———许多批评家越来越不懂“文学”了。如果仅仅把文学包裹在一大堆概念术语之中，肯定无法洞悉文学的精髓。作家———当然，特别是小说作家———通常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既了解大院落里面的勾心斗角，又明白江湖之上的三教九流。许多作家都拥有一双看穿世故的火眼金睛，活像一个个巫师或者巫婆。譬如张爱玲这种作家。从客厅、厨房到弄堂、店铺，日常生活之中的哪些小伎俩、鬼把戏逃得出她的眼光？所以，这些作品里面隐藏了丰富的皱折，并不是空降一两个概念———诸如什么什么“主义”———就能处理得了。如果迂腐地按照某种理论设计按图索骥，那些作品就会像蜡人一样缺少生命的气息。 批评家因为某一个特殊的主题———例如“寻根”“苦难”“孤独”———褒奖某一些作品的时候，作家或许会不屑地嗤之以鼻。他们对于这些主题没有异议，然而，他们认为许多批评家只会贴标签，分辨不出“艺术”上的优劣。质量上乘的作品通常血肉丰满，有时作家会使用“纹理”这个词。如同一篇论文的论证质量取决于作者思想的缜密程度，许多杰作往往纹理细密。这些作品的质地坚实厚重，人们甚至很难用一句话简单地概括这些杰作的主题。相反，一些貌似尖锐的作品内涵单调。批评家之所以很容易给这些作品按上各种名目，恰恰因为它们简单。严格分析起来，许多作品架构单薄，逻辑脆弱，生硬之处与人为的扭曲比比皆是。批评家赋予这些作品的声誉往往言过其实。他们认为，工艺认真的作家已经所剩无几，批评家的褒奖又再度鼓励了粗制滥造的风气———因为不懂行。 我对于作家诸如此类的抱怨并不陌生。批评家活动于自己的领域，各种结论的价值必须放置于理论的背景之下给予衡量。作家是一批生产者，他们的评语可能陷于操作主义，常常受到实践之际具体情境的影响因而缺少高瞻远瞩的气度。然而，近来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我再度意识到，理论的傲慢无疑是一种危害。尽管我不能完全认可作家的抱怨，但是，我还是试图认真地考虑一下———批评家是否真的忽略了什么？ 二 一些著名的经典作家或者经典作品的确显现了这个特征：纹理细密。例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利西斯》的密集程度可能是许多人难以接受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质地同样极其细腻。我们可以挑出“斯万的爱情”这个片断再读一遍。斯万如何逐渐地恋上了奥黛特？这个过程没有多少戏剧性起伏的情节，但是，密集的心理细节丝丝入扣地完成了一个不动声色的内心转移。许多时候，人生是由众多的细节铺陈出来的。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决定人生这样而不是那样选择。一个人的生活感觉通常会落实到细节层面上。是否爱一个人，这间卧室是否舒适，几个朋友是否默契，同僚之间的气氛是否融洽，这些问题未必诉诸大幅度的动作情节，而是更多体现于各个生活细节。作家通常知道，虚构一个精彩的情节远比虚构精彩的细节容易。叙述比描写容易。人们可以在电视节目单、影碟的封面或者新版图书广告之中读到各种情节介绍。可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细节积累，这些情节介绍只能是一个梗概。五百个作家写得出这种梗概，只有一个作家才能提供足够的细节完成作品。离奇的情节可以上天入地，海阔天空；坚实的细节才能让这些情节返回人间。如果这些情节的离奇程度超过了细节的负担能力，说服力就会急剧下降。一个人屡屡轻易地穿越枪林弹雨，不费吹灰之力擒获敌国的总统———构思这种情节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哪些细节才能使这种故事显得可信？ 一部小说如何处理疏与密，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没有理由认为，纹理越密越好。莱辛的《拉奥孔》在比较诗与画时指出，诗人进行大密度的罗列很可能事倍功半。人们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肯定已经忘了第一句。疏与密的选择是很重要的。疏可跑马，密不透风，“一晃二十年过去了，阿霞已经从一个小丫头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一句话写出了二十年，可以“疏”成这样；另一部小说的开始就是某一个主人公早晨醒来，可是几十页翻过去了，主人公还没有从床上起来———也可以“密”成这样。 那么，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观察一个对象的时候，将对象分解为十个单位、一百个单位、一千个单位，观察的细致程度远不相同。这就是分辨率问题。分解的单位愈多，分辨率愈高，观察到的图像愈是精密。一个作家不喜欢这一类的叙述：“他高兴地走了”；“她愤怒地说”；如此等等。“高兴”或者“愤怒”仅仅是一个粗糙的观察单位，这些单位还可以分解为音容、笑貌、肌肉的抖动、呼吸的加剧、步态的变化，等等。 这里有必要稍微解释一下。在我看来，所有过往的事情都可以通俗地叫做历史。历史学是一种处理历史素材的方式，文学是另一种处理方式。古代的史官是一个重要的职位，负责记载国家及宫廷的各种重大事件。许多朝代不允许个人修史，因为涉及的是大事件，大人物。相对地说，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考察的是历史之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近现代以来，日常生活的意义逐渐进入了作家的视野。罗兰·巴特精辟地指出，艺术之中没有杂音。换一句话说，文学作品不存在没有意义的多余笔墨。多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琐碎景象无助于说明历史重大事件，但是，这不等于没有意义。这时，衡量各种意义的范畴是人生。历史大尺度里没有意义的细节，放置在几十年的人生里面可能熠熠生辉。日常生活的最基本意义当然就是维持个人身体的存活，许许多多细节就是为了维持生存。文学再现日常生活，也就是再现了生活的环境、氛围。另一方面，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是人生转折的某种契机。一次列车的晚点可能制造了一对情侣的首次邂逅，一句不合时宜的回答可能破坏了一个小职员晋升的机会———当文学以人生为观察单位的时候，这些内容的重要性极大地增加了。 三 我想指出一个奇怪的事实：周围的生活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文学却越来越简单了。如今的大众传媒十分发达，各种消息纷至沓来，正在全面地覆盖这个沸腾的社会。天文地理，奇闻轶事，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如此之多的记者穿梭于大街小巷，这时，作家不得不重新想一想，文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事实上，我正是在这些意义上重新考虑到作家的抱怨：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作品内部的细密纹理，这是文学处理历史、揭示生活奥秘的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 我们的身边，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生活的确出现了急剧的转折。人们当然可以从各个角度给予总结。我曾经做出一个概括：从革命时期转入后革命时期。后革命时期，生活的大幅度分化形成了众多复杂的层次。许多人用“启蒙”形容80年代的文化。这种启蒙不仅带来了个人的思想觉醒，同时，权利意识以及形形色色的欲望同时浮现。这时，人与人的关系图谱迅速多元化。五六十年代社会成员的关系几乎完全从属于政治联盟———阶级。阶级阵营是鉴定敌人和朋友、好人与坏人的唯一标准。然而，利益、欲望大面积介入之后，各色人等之间的种种联盟时刻都在重组。与此相应的是，社会的文化生活正在急速裂变。持续多时的革命话语开始松懈，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均不同程度地左右社会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紧张的革命气氛消退之后，一个充满世俗气息的日常生活被释放出来了。五六十年代，所谓的日常生活多半仍然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作和劳动。赵树理小说中，一个女人回答为什么爱一个男人，答案就是“因为他会劳动”。然而，现今日常生活的空间一下子膨胀了几千倍。从繁琐的生计、一地鸡毛的家长里短、小人物的各种小算盘到富豪们的娱乐，消费，享受，这个空间拥有众多的内容。古往今来，我们每一天都必须沉浸在日常生活之中。但是，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完整的范畴被文学意识到，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潜入这些生活，条分缕析，这种文学才不至于如同泡沫似地浮游在生活的表面。 我的另一个感觉是，历史正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插入我们的生活。革命话语松懈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乘虚而入，许多学说打起了“国学”的旗号，例如儒家学说。如果仅仅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视为业已逝去的一个历史文化遗迹，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大致上不会产生多少异议；然而，如果力图证明儒家文化将如何主宰当下以及未来的日子，情况可能迅速地复杂起来。由于历代儒生的解读，理解儒家学说的最基本涵义并不困难。恰恰因此，另一个问题就迅速地尖锐起来：无论是仁、义、礼、智、信还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简明而良好的理念为什么一直实现不了？我们不是一个勤劳勇敢、而且充满智慧的民族吗？正面的阐述、倡导仅仅是一种通俗的学术解说，只有面对这个难题才是介入历史。总之，在我看来，一个个历史阶段不是单纯地叠加起来，而是隐藏了种种内在的交织与回环。如果文学不愿意浮光掠影地收集一些表面印象，作家就必须深入历史的内部脉络。 现在，我们周围存在众多声名显赫的学科。各个学科的确立表明了一种知识分类方式，现今的知识分类方式得到了大学体制的有力支持。多数知识分子欣然接受这种分类方式，包括接受知识类别之间的等级差别。许多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压迫形式相当敏感，例如从资本、企业、经济体制到物权，相形之下，隐藏在知识内部的压迫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例如从教育环境、大学体制、学术资本到知识产权。许多时候，炫耀渊博、炫耀外语、炫耀名牌大学的资历几乎是他们的一个普遍特征。这至少是激进理论无法跨出学院围墙的一个原因。如果说，对于多数知识分子说来，甩开大学体制的庇荫几乎不可能，那么，适当地关注文学肯定是有益的。文学的具体性始终是一个冲击，文学阅读多少有助于缓解理论带来的思想硬化。这是我从作家的抱怨之中获得的重要启示。 （原文一万余字，有删节） 原载：《文学报》2010年12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