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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在各种文章中，我们常看到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这三个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它们作一番考察，追溯它们的源流，明确它们的内涵与外延，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在日常和研究中正确地认识和运用它们，避免混淆、混用甚至滥用，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源起 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是常见诸文章的核心概念，我们可称之为“关键词”。要说文化批评，得先说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一般认为最早源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由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雷蒙德·威廉斯等人创立并对文化研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一般认为，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理查·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等，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们为早期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批评范例。”[1](P559) 文化批评可以说源于文化研究的兴起。在文化研究先驱者威廉斯那里，文化批评是由英文“cultural”与“criti-cism”两个词组成的，是个合成词。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文化”与“批评”独立成章，威廉斯详细考察了它们的词义演变史，认为它们都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嬗变的。威廉斯对“文化”重新作了界定，认为“文化”就是“整个生活方式”。正如他的学生、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认为，“文化当然可以指制度意义上的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艺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相互作用的所有成分，它们构成生活经验的总体，决定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社会。”[2](P393)对“文化”含义的扩展以及重新界定，为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研究思潮传入我国，很快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有人认为，文化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种转型，是文学研究视野的开拓，为文学研究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随着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等关键概念的使用并没有界限意识，经常混用或滥用，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二、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 随着文化研究传入我国，掀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因为在汉语中，“文化”是非常宽广的，囊括生活的诸多方面，正如威廉斯对“文化”所作的定义“整个生活方式”一样，以致什么都贴上文化研究的标签。就文艺学、美学研究而言，它们关注文学、审美中的文化问题，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确实拓宽了其研究视野，为它们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它们往往扩而大之，把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混淆甚至乱用的现象则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学术上，概念、范畴的清晰明了是其基本前提。 在文化研究的始作俑者中，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概念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在英语中，文化研究为“cultural studies”，文化批评则为“cultural criticism”。“studies”与“criticism”的界限是清楚的，其区分也是明白的，就如“学习”一词，在汉语只有一个词，没什么区分可言，而在英语中，“study”与“learn”均有“学习”之意，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study”只用于一般的学习，而“learn”则指深入的学习，或带有研究性的学习。由此可见，在英语中，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区别是明确的。 对文化批评的阐释，涉及狭义与广义的问题。一般认为，狭义的文化批评是指文学批评和从文化视角切入文学与社会关系以及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文学研究，从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思潮和文学批评方式。而广义的文化批评则指二战后在英国兴起，后扩大到欧美的，旨在从思想、政治上对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由文学批评扩展到文化批评，并涉及政治、思想、历史等，相当于“文化研究”。其早期代表人物为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由此看来，文化批评的内涵就是狭义的文化研究，指从文化视角来进行的文学研究。文化批评的外延则几乎等同于文化研究，它涵盖了整个文学研究的能指与所指。 从词义上说，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似乎要比“批评”来得更大、更广。对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而言，有许多人对这两个关键词是不加区分、相互混在一起使用的。这就给我们的理解带来许多不便，更是让普通读者朋友不明其义。就文化研究而言，有人把它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来对待，即以文化视角来研究文学。童庆炳先生等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3](P1)童庆炳先生是在论述文学研究的“三大转向”与“文化研究”的出现时说这话的，可见他是把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看作文学研究的一个理论视角而已。在笔者看来，这两个关键词的关系类似于“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一样，“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范围远比文学研究来得更小。中国学术界的情况，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缺乏完整的知识谱系，缺乏概念范畴的对称性”。这或许是中国思维和学术传统的特点，却也是它们的缺点。诚如中国古文论中许多概念范畴一样，它们的含义和指涉都是不确定的，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虽然这样可以留给读者以更多联想、想像和“悟解”的空间，却也造成众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诟病。西方的概念、范畴似乎较少这种现象。这也是我们要区分清楚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关系的重要原因。 对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些学者时而分开使用，时而又混在一起。如陶东风先生所言：“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出现既有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原因，也离不开西方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影响。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与学术传统的差异，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化批评与西方的文化研究仍然存在极大的差别与距离。”[4](P1)在这里，陶东风先生把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等同看待，是同义语。在不十分严格的泛称里，这是可以的；但就严格的学术规范而言，这是有悖原则的。 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区分，在英语中是比较明显的，在汉语中则没那么明显，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语境或翻译的问题。王宁先生对文化研究问题深有造诣，在他的文章中，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并列的。如在《当代英国文论与文化概观》中，他认为，“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批评传统则更是为当今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英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5](P116)，而“P·R·利维斯是当代英国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先驱者和早期的主要代表”[5](P117)、“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威廉斯对英国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5](P119)，等等。王宁先生认为，文化批评“主要指涉的是对文学的文化学视角的批评和研究，同时也指将广义的文化现象当作文本进行批评”[6](P158)。正如有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指对文学的文化学视角的研究。后者的范围则大大超越了文学的领地，进入到人类的一切精神文化现象。”[7](P51) 就文化批评的外延而言，李凤亮先生认为它有多重指涉，一是“泛文化批评”，“具体指突破文学学科界限的跨学科批评，以及突破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壁垒的跨艺术门类批评”，“它具有同构性、互融性”。[8](P128)二是文化诗学批评，“着意发掘文学文本所包含的丰富蕴含”[8](P128)。我们知道，文化诗学是由格林布拉特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首先提出来的。“文化诗学将文本看作一种社会产品，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在文化系统中由作者、文本、读者的相互交织的话语互动中产生。”[9](P151)有学者认为，文化诗学的提倡和重视，“使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呈现融合的趋势”。[10](P129)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提出了包括“世界”在内的文学四要素，童庆炳先生等人对此也赞同。在这种文化诗学看来，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文学批评，如金圣叹等人的小说评点，确实可看作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融合的典型，是中国文学综合批评的文化特色。三是文化研究，认为它是“在当代科际整合语境中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甚至突破学科界线的研究潮流，是多种流派、思潮、理论、方法的拼盘”。[8](P129)李凤亮先生所说的文化批评，显然是广义的文化批评，它的外延已部分地等同于文化研究了。文化批评也不等于批评文化，这正像文学批评不是批评文学一样。文化批评可说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或范式，是对文学中的文化作评价性、反思性、批判性的研究。文化批评主要涉及的领域仍是文学，或者说是扩大了的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研究已远远超越了文学研究的疆界，走进了更加繁杂的世象空间。正是，“如果说接受美学的提出尚在方法论层面上挑起‘范式转换’的话，那么当代文化批评的兴起，无疑昭示了一种从研究视野到理论方法、学术取向的整体转换”[8](P129)。 既然有人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可以互用，这说明了在不十分严格的情况下，文化批评的外延是很大的，它甚至等同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其所指涉的范围正如威廉斯对文化的界定一样，是“整个生活方式”。就文艺学、美学的学术规范而言，文化批评关注的应是与文学、审美相关的文化现象、文化问题。换言之，文化批评是研究文学、审美中的文化问题。这样的文化批评范畴就小得多了。 三、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知道，文化研究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英美学界兴起的一股学术思潮和批评实践。王宁先生认为，就涉及的研究领域而言，文化研究“主要包括对文化本身的价值问题的探讨，对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的研究，对各种文化理论的反思和辨析，对传统的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那些‘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考察和研究，以及对当今的后现代、后殖民、女性或女权主义的研究、区域研究，第三世界及少数民族话语的研究，等等”。[6]158-159“此间的‘文化’不是浓缩的经典文学和高雅艺术里的思想和精神时尚，而是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方式”。[1](P558)由此也可知，文化研究本身已有两层涵义：一是指对文化的批评和研究，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化现象，甚至扩大到广义文化，即是广义的文化研究；二是指文学批评的文化价值取向，不仅说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而且也说明文学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价值取向，这是狭义的文化研究。就文艺学、美学而言，文化批评既是文学研究的文化价值取向，也即狭义的文化研究。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深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 文学研究，简言之，是以文学为对象，围绕文学的审美问题而展开的批评。传统的文学研究一般是以文学审美阐释为基础，以意识形态阐释作为手段，对传统的经典及经典文本进行批评。 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即文化研究，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新视野和新方法，给传统的文学研究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研究领域。就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而言，文化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所谓‘经典’的精英文学，尤其是传播媒介所产生的大众文化成为重要的关注对象。”[11](P73)“不再是传统的文章，而且文本对于他们来说也不再具有传统文学研究本体性的价值，这才是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区别的根本。”[9](P151)但“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并不是要取消文学对文本和形式的关注，而是密切关注文本、形式、意识形态之间隐蔽的勾联。”[11](P74)实际上，早期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是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如文化研究先驱者阿诺德、利维斯和威廉斯，他们都是从文学视角观照文化，通过文学来理解和认识文化，这是一种重要的途径。文化研究“虽然始自文学，但其范围却早已大大超出了文学的领地，进入到了探讨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境地”，“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下，文学研究所专注的经典文学名著均被束之高阁，并且被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圈子里得到纯‘经验式’(empiri-cal)的观照”[6](P159)。这正是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 在文学研究范围内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针对的是文学中的文化问题，是挖掘文学中的文化内涵、文化因素，以文化的视角解读文学。所以在此种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视角或范式。在全球化语境中，人们常用文化研究来指称涉及文化现象的研究，包括文学研究，而较少用文化批评。因为在汉语中，“批评”一词常常让人以为是对文化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在人们的认识中，“批评”常用作带有批判的贬义，而非中性。其实，文化批评并非全是否定性的评价。在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文学中的文化问题，非文化中的文学问题。 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视野，“是指从文化视角进行批评，指明的是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文化本体”，“是以批评原则和方法来界定的术语范畴”。[12](P160)王宁先生也这样认为，“应该说，战后英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实际就是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精英意识经由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批评的短暂中介迅速过渡到后现代主义一样上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过程，在这方面，文学的文化批评视野始终贯穿在一些左翼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著述中。”[5](P117) 狭义的文化批评，或曰文学的文化批评，也是以文学为对象的，但它基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采用比较宏大的文化视角来考察传统文学文本。在此意义上，文化批评为广义的文学研究，它自己也从文学研究的背景走入语境。有学者认为，文化批评与传统文学研究的根本不同点是，文化批评关注文学的外部关系，是外部研究；而传统的文学研究则关注于文学的内部关系，是内部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与文学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文化走入文学构成要素中，成为文学研究关注的对象。文化批评就是在此种语境下，将文学研究扩大，将文学对象转化为文化对象进行跨文化交流与研究，使其具有文化交流意义。“以经典作品为基础的文学文本批评转向以考察各种形式的文化实践为基础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13](P16)，即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谓之“批评的转型”。但也有学者主张把文学研究放到以文化研究为背景中进行。因为，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而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和表达方式，总要出现在某种文化背景之中。所以，把文学作品放到恰当的文化背景中去认识、比较和阐释，似乎更有利于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对象。但事实上，当前流行的文化批评已发展为一种“泛文化”批评，它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几乎完全走向了非文学化。 总而言之，文化研究已成为当今炙手可热的文论思潮和批评实践。文化研究，简言之就是研究文化，是对研究文化之种种的总称。而文化批评可以说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视野或范式，是对文学中的文化因素、文化问题作出反思性、评价性、批判性的研究，可看作文化研究大潮中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也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建议：文学研究，可专用于传统的文学文本的批评研究实践；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视野或范式，可用作文学的文化学批评；而文化研究则用于指称那些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泛文化”相关的研究与批评实践。这样，它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也可以更好地为我们的批评和研究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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