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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构成了影响自然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在都市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与新问题，它们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理所当然地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与研究视野，并因此而成为2007年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热点。 都市化进程涉及的学科多、范围广，对中国学术研究与转型发生了重要影响。以经济学研究为例，既有关于大都市区内的经济冲突、社会冲突与环境冲突的研究，也有以批判GDP为前提、以探讨“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人们的幸福快乐关系”为关切点并试图建立一种“幸福指数”的“快乐经济学”（参见魏后凯《大都市区新型产业分工与冲突管理——基于产业链的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陈惠雄《快乐与幸福理论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光明日报》2007年5月29日；周天勇《关注民生幸福是经济学研究的回归》，《光明日报》2007年5月29日）。以人口学与社会学为例，既有以“人口的都市化”问题为出发点探讨其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影响，有从“城市群”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阐释当下的城乡发展问题，还有从生活方式角度以追求生活质量为中心的“欧洲梦”为立场对“美国梦”进行的批判与反省（参见刘士林《人口的都市化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人口学与计划生育》2007年第5期；严明《苏州城市文化发展启示录》，《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刘士林《都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乐黛云《“欧洲梦”开启的生命意义追问》，《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9日）。 本年度众多国际性学术会议的主题都涉及到都市化进程，表明这一研究已呈现出全球化的迹象，成为人类共同探讨与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仅以2007年6月为例，先后有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等联合主办的“多元文化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与清华大学主办的“增长、经济结构与减贫的政府透视（国际）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与德国曼海姆大学等多所高校主办的讨论“欧洲模式”国际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等主办的“全球化与大都市发展论坛国际会议”、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2007中欧城市比较研究中心年度论坛”等。与学术会议相呼应，许多重要报刊都参与进来，纷纷以会议综述或学术笔谈的形式扩展了其影响。特别是《河南大学学报》在2007年第4期首次推出“都市化进程研究”专栏，使这一研究长期化与固定化，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以中国大陆城市化水平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上海为地缘基础与社会背景，在都市化进程中应运而生的“都市文化学”新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都市、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研究的性质与特征的正面界定与阐释，把都市界定为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把都市文化界定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特别是在学科谱系上指出：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术渊源与当代中国文学学科有着密切的关联，并强调要以西方的城市社会学与中国文艺学、美学为双重资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文化学理论（参看刘士林《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界定及其人文研究路向》，《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二是以“软实力”为中心的文化城市与“艺术之城”研究。文化城市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艺术之城”是一种以美学为理论基础、以艺术活动为实践中介、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城市文明建设与发展框架。它们对于当代城市的全面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前者以中国诸多城市的文化城市建设目标为背景，指出文化城市对于缓解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走出现代城市发展陷入的困境，改革文化管理体制与解放文化生产力，转变中国城市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引领与示范性意义。后者对长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提出了“艺术之都”的战略目标，希望在上海“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之上增加“第五个中心”，以便为整合本区域的艺术文化资源、优化艺术产业结构、解放艺术生产力，以及在宏观上塑造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形象、提升其整体文明水平，推动长三角经济社会的科学、和谐与全面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参看刘士林《建设文化城市急需解决三大问题》，《中国文化报》2007年7月17日；“艺术与城市文明笔谈”包括刘士林《艺术与城市文明初论》、张黔《欧洲城市文化与城市艺术》、严明《东亚艺术与城市文明》、李正爱《江南城市经济与艺术文明》等文章，《文艺理论》2007年第7期；刘士林《“艺术之城”与长三角都市文明的全面发展》，《上海文化》2007年第4期）。三是对都市文化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及其现实意义的阐发与研究。一方面，都市社会与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内容庞杂、层面众多，不容易找到一个逻辑起点；另一方面，目前的都市研究在话语谱系上又比较杂乱，鱼目混珠，直接影响了人们对都市社会与文化的深层结构与规律的研究。都市与都市文化不是一个不可理喻、无法研究的对象。由于都市社会与文化本质上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以及在都市化背景下，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因而，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与“全面发展的个人”理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与价值理念。这是需要运用马克思哲学指导都市文化学学科建设与具体的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因（参看孙逊《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刘士林《都市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刘士林《马克思哲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光明日报》2007年5月8日）。四是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的不断拓展。 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一直是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对江南城市与文化的研究首先面临的也是语境问题。与学术界一般的文献整理与研究、经济社会史、区域文化研究等不同，本年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诗性文化语境的确立与相关研究的深化。《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头条推出“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专题，指出真正的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如何可能，关键在于如何建构一种合法性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并指出诗性文化理论特别适合于解释江南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最高表现形态的江南城市文明。该文还从苏州城市文化的现代转型、徽州盐商与扬州城市文化发展、晚明苏州城市的人文形态、花间词人与江南城市文化等角度作了深入的阐释。此外，对江南城市文化性质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即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类型的提出与阐释：一是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政治型”与“经济型”的不同；二是在江南城市与乡村之间主要表现“伦理”与“审美”的差异，并得出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是一种本土的都市文化模式与经验的结论。 原载：中国教育报/2007年/12月/27日/第00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