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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经典之争的时代背景及标志性事件 （一）文学经典论争的时代背景 经典问题的争论始于西方上世纪70年代，当时西方社会处于相对激进和动荡不安的状态。1968年，在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美国的学生运动也是如火如荼，反对越战的呼声极度高涨，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重的怀疑一切和反抗传统的气氛。在理论界各种后现代思潮盛行，尤其是在解构主义大潮的裹挟下，躁动不安的年轻一代开始用怀疑和叛逆的眼光看待一切传统的东西，文学经典作为传统的一个有机部分，自然首当其冲。 （二）文学经典论争的标志性事件 1971年，希拉.狄兰妮（Sheila Delany）所编选了一本题为《反传统》（Counter Tradition）的文集，无疑成为标志性事件之一。她想以另类风格的文字与文体来对抗及取代“官方经典”为代表的“官方文化”；第二年，路易.坎普（Louis Kampf）和保罗.洛特（Paul Lauter）合作编选了《文学的政治》（Politics of Literature）一书，该书的出版也迎合了当时美国大学英文系中暗暗涌动的那股反传统潮流。这股潮流到70年代末终于到达高峰，1979年，一些学者聚集在哈佛研讨"经典"问题，两年后，著名学者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和休斯顿·贝克尔(Houston Baker)将会议论文编辑成书，题名《打开经典》(Opening up the Canon)。此后经典问题的论争就正式进入美国和西方学术界的主潮，论争相当激烈，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以至变成了一种“学术事业”（academic industry），并乘“全球化”的动机，传到东方和中国。至今，仍然是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 二、解构“文学经典” 文化研究，是当代语境下对经典质疑乃至重构方面颇为激进的声音。它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和“非精英化”（non-elitism）。下面将针对这两大特征进行论述。 （一）“去经典化” 文化研究通过质疑传统的“文学经典”定义，从而亮出他们自己的鲜明观点以达到“去经典”的目的。 1．质疑“文学经典”传统定义 “文学经典被认为是人类普遍而非功利性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体现，它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和永恒性”。(陶东风，2004：58)。所谓的文学经典，它必定是经住了时间的检验与历史的洗涤，因而具有某种永恒的伟大价值。从这个定义出发，阅读经典，便会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精神与道德产生有益的启迪和熏陶。 然而，这种所谓普遍性、永恒性及其价值性正是文化研究者们质疑的。文化研究认为经典及确立经典的标准实际上具有特定的历史性、阶级性、特殊性和地方性。文化研究及受到文化研究影响的学者，他们不把经典当作一种想当然的现成物，也不认为它们是普遍的，不带偏见的审美标准的体现。他们认为那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固有的”美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实际上不过是带有普遍性外衣的特殊性，看似无功利性的标准实质上却有着合法化手段的功利性。他们进而提出疑问，在经典化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权力关系的抗争？于是，一些带有解构意味的问题，诸如什么是经典以及经典标准这类的问题就出现在了历史舞台。 2．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的解读 在提出了一系列带有解构意味的问题之后，文化研究者们提出了他们对文学经典的理解。首先，他们认为，文学经典是源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文学事件，更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行为。知识分子们选择某些文学作品的过程，“看似一种无功利的、纯洁审美的过程，但其选择标准及教授方式却常被认为是有意或是无意中设计好了的，以此来强化一种特殊的民族认同”。（陶东风，2004：61）众所周知，在英国文学研究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及其语言占据了相当显赫的地位。学生们被要求阅读莎士比亚，其实也即培养一种英国性（Englishness）。它的价值被认为要高于和超越其他的文化形式。之后的作家，也经常根据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个“莎士比亚的伟大传统”而得到评价（等级化）。通过这样的强调，一种英国民族认同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便渐渐建构了起来。他族文化由于难于符合这一传统，便自然地被排斥。 文化研究则会质疑莎士比亚的文学地位。文化研究者认为莎士比亚应该是作为一个更宽广的文化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因此，应当历史地去看待莎士比亚而不该把他的戏剧看作“永久的”，“不朽的”。 再次，文学经典的经典化过程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争夺过程。当每一个文学文本符合了接受者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观时，该文本便会获得接受者极高的认同。个体的审美评价同时在要求一种普遍性认同的心理，当个体认为该物体“美”时，他要求每个人都赞美该物。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便是在这样的一种心理动力的驱动下发生的。群体由诸多个体构成的。群体成员对于文学作品的标准不尽相同。因此，群体内部就会展开对这种认定经典的话语权的争夺。这样，个体与个体之间便构成了一个“场”，个体之间便在这个场里，使用各自不同力量，展开其话语权的争夺。文学艺术家及其他知识分子便是在一个“文化”的场域里展开了话语权的争夺。这一文化场域里的斗争主要发生在这样两个对立的群体间：占支配地位的人与占据被统治地位的人。前者维护现存秩序，后者则力图颠覆现存的文化场域结构。在“文化场域”占统治地位的是知识分子，他们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必是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合拍的，因而他们得到了一系列政治权力的支持和维护。他们因而取得了话语权，而在这种胜利是以牺牲那些被统治个体的美学趣味为代价的。 （二）“非精英化” 文学经典，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写在书页中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并带有审美价值的精英文化产品。文化研究便通过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历来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至是消费文化以达到去精英化的目的。 知识精英在文化领域里苦苦耕耘，通过遴选与推荐一些作家和作品，来传播他们所认同的文化。然而，精英们所选出的文本会不会成为文学经典，这还需要大众舆论的评判。特别是在当下消费至上，文化多元的社会语境下，大众的认可（“大众”此处指社会地位，文化影响力等方面不及主流意识和知识精英的普通文学接受者）便成为建构文学经典的力量之一。 1．大众文化的兴起及早期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从最初的边缘位子走到了今天看似中心的地位，这是与社会的生产力，历史语境等因素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学经典的问题才成为当今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一般来说，不同历史时期迎合大众趣味的文学作品，在其所属时代，难以登上当时文学的大雅之堂，它们总是被那一时代的精英文化群体所排斥。与大众趣味迎合的文学样式的经典化也是由后来精英群体参与的结果，是事后的经典化。 早期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几乎处于四面受敌的状态下。旧式的民主派不容它，认为它抢夺了“民间文化”的领地，是一种庸俗低劣的文化。它亦为保守派、传统派所厌恶，因它冲击了“高雅”的艺术和文化。连左派批评家也十分不屑，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罪恶机器的帮凶，是麻痹大众，消磨大众意志的毒品。同时，大众文化被看作“大众社会”的必然产物，被认为抹杀了个性，推广了平庸，导致趣味、习惯、观念甚至行为都是千篇一律的。 2．当今的大众文化 经过文化研究的先驱学派——伯明翰学派的不懈努力，在20世纪60年代，用popular culture替代了包含太多贬义的mass culture。到如今，大众文化成为今天格外风光的产业，不仅带来商业利润，而且能与对它压迫已久的高雅文化对抗。大众的趣味是时下的，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如果一个文本能够关注大众相关的生活内容、过程，它便能成为大众感兴趣，乐于谈论玩味的样式。 在视觉文化（语词中心转向图像中心）与听觉文化盛行的今天，关注在书页中记录下的且带有历史沉淀的所谓高雅产品的人群，被分流进影视、DVD、卡拉OK、酒吧、美容院、健身房、超市、星巴克等地方去了。而文学经典作为高雅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大众文化盛行的今天，无疑从中心的地位退到了边缘！ 在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下，精英们的价值尺度也逐渐大众化。当今学术界对经典的这等激烈争论，无疑显现了精英界的焦虑，也是精英标准面对大众的退缩。 3．语言中心地位的消解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人类认识和了解世界主要依靠两种感官通道：一种是听觉，另一种是视觉。对应于这两种感官通道，人与世界交流沟通的两种形式是语言与图象，而这两种与世界交流与沟通的形式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并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在西方文化里，一直把口语词看作智性活动的最高形式，而视觉表象看作观念阐释的次等形式。“语言学转向”的提法又进一步强化了语言中心地位的观念。文学是一门纯粹的语言艺术，以语言作为建构材料的文学因而在西方文化史上享有中心地位。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精英们，自然是文学经典的维护者。而今，当代文化却是一种视觉文化，人类的经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视觉化与具象化，这无疑冲击了“语言中心论”。人类的情感体验与审美诉求不再象前视觉时代那样寻找语言，而求诸于图像空间。正是由于语言中心地位的消解，精英们所推荐的标准失去了根基。 4．多元文化的现实语境 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就群体而言有赖于一个中心的文化机制，就个体而言，需要某种中心信仰。文学经典与一元中心的价值观具有同构性。精英文化代表着一种权威性与中心性，他们所推崇的文学经典在这种一元中心的价值观语境下成为大部分人的审美对象。 然而，在一个解构主义盛行，游戏心态风靡的文化语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转向了一种新型的和谐关系。崇尚和谐，尊重差异性，打破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似乎人人都能找到栖身之所，个体失去了对经典的信仰与建构经典的冲动，精英们所代表的文化价值与传统不再具有中心的地位，没有崇拜，没有中心的文化，多种思潮理论都找到自己的倾诉对象，精英们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他们最初的飒爽英姿，以其标准而被推崇的文学经典无疑在多元文化的现实语境下，退到了历史的边缘地位。 三、结论 以文化研究的视野对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一简要的概述，对解决文学经典何去何从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文化研究在经典争论的话题中无疑提出了某些振耳发聩的见解，尽管这些见解难免有失偏颇。当我们再次阅读经典时，这一新的视野会使我们有更深层的思考，也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当今文学经典命运的方法。文学经典之争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文化研究参与其中，不过是实现了文化研究者们最初的想法：将研究目标置身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 参考文献 [1]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３3期. [2]王宁.文学的文化阐释与经典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１期 [3]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4]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吉首大学学报，2003年第４期. [5]高楠.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文学评论，2005年第６期. [6]陈太胜.文学经典与理论：变与不变的辨证.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３期. [7]王晓路，石坚，肖薇.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 [8]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 [9]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１月 [10]阿雷恩·鲍尔德温等，陶东风等译，文化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７月 [11]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１０月 [12]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1月 原载：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