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康教授的文章《从区域研究到文化研究：人文社科学术范式转换》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两个方面：首先是知识政治问题。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政治关联。他用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分析了美国区域研究的兴衰过程。其次，反思性批判与知识创新问题。对西方学术的引进如何反思性地加以批判，进而产生中国本土化的理论议程和理论范式，由被动的“理论消费国”转向“理论生产国”。刘文对这些问题是从外部来加以审视的，我则想从内部来对这些问题加以考量。换言之，刘文关切的是中国知识界如何接受外来理论并加以创新，我关心的问题则是文化研究的崛起对当下中国及其知识生产意味着什么。 作为回应，我将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文化研究上，暂不涉及区域研究问题。 近些年来，有关文化研究可谓争论不断，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也许是规律性的现象，举凡任何一种新范式、新思潮的出现，都会引发其知识谱系或合法性的争论。其实，当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的思潮或研究出现在西方时，也曾引发过热烈的争论。当然，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关于文化研究的争论还有一些值得深省的本土意义。 在我看来，关于文化研究的争论有两点值得关注。一点是作为一种西方的理论范式，文化研究在中国本土当代情境中是否必要。换言之，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文化研究如何从“西学”成为“中学”，成为本土化的问题意识的产物。另一点则是围绕着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争论，究竟是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还是坚守文学研究抵制文化研究，或“第三条道路”两者互补。问题的核心是两种范式有无根本冲突或对立，如何处置这些冲突和差异。如果说前一个问题呈现为中西知识谱系之间的某种张力关系的话，那么，后一个问题则体现为本土知识内部不同研究范式的紧张关系。二者最终都关系到当下中国文化研究为何与如何的问题。 以下，我将分几个不同的层面加以讨论。 一、文化研究的知识政治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文化研究的知识政治问题。 在当代社会，并不存在任何纯然客观或价值中立的知识。福柯关于话语形成的理论表明，权力必然和知识相伴相生并相互作用，离开权力，知识便失去其功能。所以，知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与政治相关联。知识政治通常呈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福柯所说的权力对知识的控制与变形。大凡经历过“革命时代”的学人，对此一定不陌生。政治权威直接左右知识的话语形式，这是权力从外部对知识的政治宰制。不过，知识政治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它来自知识的内在要求和动因，强调知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介入和作用。如果我们从后一种形态的知识政治来审视，那么，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兴盛，大约可以看作是“后革命时代”特定知识政治的产物。 告别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时代”之后，学术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一度成为某种理想的学术理念，成为批判极左理论的有效武器。然而，当学术渐趋独立自足，并在新的学院体制下成为学人的文化资本之后，知识在相当程度上便开始远离社会实践，转而成为装点门面和炫耀才学的摆设，成为获得社会资源的象征资本。今天，高度体制化的大学教育系统，行政化的科研管理机制，不可通约的学科体系，趋向功利的研究取向，正在使学术趋于经院化和商品化。为学术(知识)而学术的取向，也就从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理念转变为带有消极性的托辞。那种曾经很是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在知识探求中逐渐淡化了，参与并干预现实的知识功能被淡忘了。当学者满足于在书斋里和课堂上的玄学分析时，一种曾经很重要的学人之社会角色也随之消失了。于是，寻找一种能够直接参与并干预现实的知识路径便成为当下中国人文学者的急迫要求。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转型，各种社会和文化矛盾空前凸显，诸多新的现实问题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旧有的知识范式和研究理路显然捉襟见肘，要回应复杂的现实问题就必须寻求新的知识范式。这种知识范式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超越现有学科边界进行整合的跨学科性质，因为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新的社会文化问题，决不可能在某一个确定学科范围内得以解决，超越具体学科成为必然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复杂原因和后果。文化研究从根本上说带有某种“反学科性”，它不拘学科界限之一格，超越了种种学科研究对象和边界的限制，进入了广阔的社会理论层面。较之于纯粹的知识诉求和经院化的学术思考，文化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学问或知识，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策略”。它不能规范于任何一个现有的学科之内。文化研究这种独特的“非学科性”甚至“反学科性”，为人们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诸多新的复杂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个条件，新的知识范式必须彰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批判的品格。对“革命时代”知识政治的普遍反感导致了走向相反的追求纯粹知识的幻象。而当今相当体制化和学院化的知识系统很难扮演强有力的社会批判角色，它们不是蜕变为书本上和书斋里、讲堂里的玄妙学理，便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分工和小圈子的品格。在这种情形下，寻找一种具有突出社会现实参与和干预功能的研究路径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文化研究恰好满足了这个要求。与那些改革开放以来东渐的各路西学知识有所不同，文化研究体现出它特有的强烈现实品格和社会参与性。如今文化研究的诸多话题，从中心—边缘或自我—他者的对立二分到阶级、种族、性别的分析从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到大众文化和媒体批判，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操纵到通过大众文化来传递民众声音，从表意实践的多种可能性到权力/知识共谋关系的揭露，从大众文化文本的神话去魅到电视编码/解码模式分析等，无不渗透着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的典范性研究鲜明地揭示了这一特性。这对于“后革命时代”仍强烈地关怀现实的中国学者们来说，无疑是一条极有吸引力的路径。关注当下中国权力/知识的共生关系，解析当代文化表意实践的复杂社会关系，揭去大众文化的面纱，批判社会特权的体制性关系，关注弱势存在并践履社会正义和平等，这些在文化研究中显然是最为关切的问题。或许我们有理由相信，“后革命时代”的知识政治的表现形态之一，便是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 二、范式转换中的资本流动 文化研究在当下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对它的质疑甚至抵触时有发生。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关系的论争。这里，我无意评述各方观点，我关心的是这一论争后面的某种复杂的知识社会学意义，尤其是学术场域中悄然发生的象征资本的流动和重新分配。 首先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大多是一些人文学者，尤其是一些文学研究者，他们组成了库恩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科学家共同体”。比较说来，人文学者中的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的兴趣似乎远胜于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学者。惟其如此，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争夺领地和势力范围的冲突也就异常凸显。其次，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也反映出了不同的学术理念和知识谱系之间的张力关系。毫无疑问，文学研究是一门非常古老的知识系统，它有自己相对明确的边界和研究对象。有趣的是，热衷于文化研究的很少是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他们多半是研究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或比较文学的学者。假如我们不小心，很容易把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争论看作是一种新版“古今之辩”，但问题远不那么简单！把恪守文学研究的主张看作是“保守之说”，而把文化研究的立场看作是“激进之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我看来，这一论争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分析：其一，文化研究作为“新来者”闯入了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地，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格局。它毫不吝惜地丢弃了传统文学研究一些东西，甚至是宝贵的东西，这必然引发毕生经营这些知识的学者们的不快。但文化研究在丢弃的同时又开拓了一些新领域，一些过去显然不属于文学研究范围的东西被纳入了研究视野。这突出地表现在大众文化的种种文类和形式，从影视到广告，从时尚到身体，从网络到虚拟现实等等。这就带来了两个变化。一个变化是经典的、精英的理念的衰落，民粹的和大众的理念崛起；另一个变化则是研究范式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变。前者涉及到知识的传统规范，历史地形成的关于何为文学的观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科幻作品、侦探小说、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甚至身体均成为研究对象时，某种关于文学研究的精英标准便瓦解了。文化研究必然缔造出带有民粹倾向的知识理念，它告别传统经典分析而转向现实文化实践的日常形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转变。当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时，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于是，文学研究在这一转变中失去了传统的优势，种种新的解释和方法取而代之。 其二，文化研究的闯入带来了这一学术场域中资源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它不可避免地造成象征资本的再分配。换言之，文化研究的“入侵”不仅导致了理论范式的某种转换，同时也转移了这一场域现有的学术注意力，使得传统的文学研究不再是惟一合法有效的范式。根据库恩的科学哲学，科学范式的转换多半发生于从“常态”向“反常”递变过程中。每当“常态”科学不足以解释新的现象时便导致了学科范式的转换。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则指出了另一种现象，他认为特定文化场域里的象征资本数量是相对固定的，为已占据了文化场中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所分有。但是，象征资本又是流动的，这取决于“新来者”加入引发的位置的变化。“新来者”挤入场域的常用策略是宣布原有规则作废，借倡导新规则之势进入场域并而占据相应位置。这时，“新来者”就从原有者那里获得了某种象征资本。把两种理论结合起来考量，可以揭示出今天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争的某种知识社会学意义。显然，今天消费社会和网络电子文化的出现，导致了传统的印刷媒介文化的深刻危机和转变，新的文学现象和其他相关文化实践大量涌现出来。囿于传统的文学研究理路显然无法应对，这正是知识从“常态”转向“反常”的表征。范式的转换使得文化研究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面对新的情境和新的文学或文化时间，文化研究呈现出自己特有的长处和优势。而恪守文学研究的学者仍旧关注语言、文学性、审美功能等传统范畴，他们强烈要求通过厘清文学研究的边界，维护文学研究的传统和规范，进而抵御文化研究的大举入侵。两种不同的立场遂演变为“原规则作废”和“原规则有效”的论争，它们最终呈现为文化研究合法性的论辩。尽管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原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但是在学术场或知识谱系中，它们确实形成了某种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对立，至少在理论论争的层面上是如此。 这场论争背后的知识社会学意义在于，此学术场域中学术资源和象征资本正面临着新的调整和分配。当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认同并热衷于文化研究时，相对说来，文学研究便被“边缘化”了。当研究更多地转向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时，文学研究的传统命题和知识生产相对说来便被“冷落”了。这样，象征资本便逐渐从传统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根据象征资本的“零游戏规则”，场域中象征资本的数量是固定的，因此“新来者”的象征资本必然是从原有者那里获取的。换句话说，得到的正好等同于失去的。可以断言，象征资本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如下事实：对于文化研究，必定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其三，从文化研究与“科学家共同体”的关系来说，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深省。那就是文化研究通常对中青年学者比较有吸引力，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知识结构比较容易和文化研究范式接轨，相对说来，长辈学者较擅长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让他们脱胎换骨地转换范式委实很困难。这个人力资源上的差异也就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两极之间造成了某种紧张，这一紧张进一步呈现为“科学家共同体”内部代际之间的紧张。我们只要对当下这一论争的不同立场持有者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这一紧张的存在。 三、知识本土化与理论生产 知识本土化的欲求可说是反复出现的议题。但有趣的是，在自然学科和工程科学内，所谓的本土化问题似乎压根儿不存在。更进一步，社会科学似乎也不像人文学科那样有强烈的本土化冲动。也许是文化研究的“科学家共同体”多为人文学者，因而本土化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人文学科或人文学者本身的某种知识生产特征呢？ 知识本土化也是知识政治的一个侧面。这一要求表面上看无可争议，但实际上本土化的要求并非完全一致，包含了多种诉求和指向。其中一个指向就是刘文所指出的我们如何从一个“理论消费国”转变为“理论生产国”。要实现这个转变关键在于如何提高知识生产的本土原创性。这个问题当然不只是文化研究所独有的，就像经济界和产业界所提出的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设计”的问题一样。关于提高本土学术原创性已有很多讨论，这里不打算品评臧否。我关心的问题是，就文化研究而言，我们如何利用西方资源来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如何从引进“消费”理论转向“生产”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外来理论的运用，都会不同程度地被中国本土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因而发生一定的变形、错位和转移。所以说，这些被语境化了的理论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来理论了。但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主动地、有意识地结合本土语境来修正和改造外来理论，这的确是当下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薄弱之处。我以为，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讨论。首先是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它不是简单运用外来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而是如何提出中国式的文化研究问题，解释中国特有的文化经验。在这方面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似乎显得薄弱，我们基本上没有提出一些本土性的足以影响外部世界的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对晚近文化研究的议题稍加翻检便不难发现，那些热烈讨论的问题大多是“引进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论引进的同时也在引进研究的问题。从大众文化批判到性别研究，从都市空间分析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从身体问题到视觉文化研究等。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乃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不少文化实践往往先出现在发达国家，并被作为问题加以研究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学派，尔后这些实践才出现在中国文化中。这种滞后性的“时差”表面上看似乎使我们在问题提出和理论发明上处于不利地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事实上存在着滞后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在本土语境中的呈现应该说与西方文化是有差别的，它们必然带有本土文化实践的独特性。对这些独特性的批判性考量正是实现西方理论向中国理论范式转换的契机。同时，更应关注发掘那些中国的独特问题和经验资源。在我们的文化研究中，往往是中西文化的某种表面同一性掩盖了内在的差异性，或者说对西方理论未经修正改造的直接运用及其表面的有效性，常常遮蔽了我们对差异性的自觉发现，因而造成了问题和语境的抽空或漂移，仿佛与西方语境并无差别似的。这就丧失了创建本土原创理论范式的契机。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拿来主义与差异感的关系。“拿来主义”往往是自己尚缺乏足够的理论资源的表现，“拿来”的目的最终是将“拿来之物”转变为自己的财富。这就需要某种“拿来”过程中敏锐的理论差异感。“拿来主义”一般会产生某种假象，那就是外来理论在解释中国文化问题时似乎普遍有效。这种普遍有效的假象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反思性批判。我以为，有必要提倡一种运用外来理论的“水土不服”。正是这种“水土不服”的产生，才会造成库恩所说的理论“反常”。这时，反思性的批判最容易出现，创造性的契机才会出现。于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学者们，便会自觉地把外来理论的简单套用有效地转化为移植、改造或创造。斯图亚特·霍尔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个案。他从福柯那里“拿来”有关话语和知识型的理论，从巴特那里“拿来”了意识形态神话分析和表意的符号学理论，差异感使他着力于寻找一种有效的解释范式，最终回到他自己所深刻体验的族裔、认同、受众、文本等特定问题上来，进而创造了很有影响的文化表意实践分析理论。 四、文化研究的命运 最后，我还想谈谈文化研究未来可能的命运。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不着边际，其实是有感而发。如前所述，文化研究本身并不是一个严整的知识系统，并不是一个边界分明的学科。毋宁说它是“非学科”或“反学科”的，它是对体制化和学院化的权力/知识共谋构架的颠覆与反叛，意在恣肆纵横不受拘束地切入社会文化现实问题。但是，在今天高度体制化和行政化的学术机构中，文化研究的命运会如何呢？ 如前所述，当今高度体制化的学术研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化研究原有的反叛性和颠覆性，使它归顺为某种符合现行学术体制和规范的“驯顺的知识”。它在课堂上被讲授，作为教材翻印出版，作为学科加以建设，作为学术论文发表在专业杂志上，作为职称晋升的筹码而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正在被“学科性”加以规训。也许未来的学科目录中会有文化研究的学科，它成为学位点或学科点，进而被规范在特定学科的知识系统框架里，沦为只有少数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的密语。一方面，我们要问，文化研究会不会成为书斋案头的摆设，失去了与现实社会和文化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的担心是，文化研究如何防止蜕变为它曾几何时所痛恨的玄奥学理，只限于操演专业术语和命题概念的专家小圈子？在现有的学科体制和规范中，文化研究的确有变成它努力要颠覆的权力/知识共谋牺牲品的可能性，文化研究也许会在改变自己品格的同时反过来强化了权力/知识共谋关系。 导致文化研究危机的另一个潜在原因是文化拜物教，文化研究知识生产与文化产业化之间的某种共谋关系。假如说文化研究落入权力/知识共生关系之窠臼具有某种知识政治学意义的话，那么，文化研究演变为文化产业的赞美者和吹鼓手，则揭橥了它蜕变为知识经济之附庸的可能性。今天，文化产业以其难以抵抗的力量在征服许多此前与之无关的领域，从艺术到学术，不一而足。我们知道，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对当代社会现实和文化的强烈批判性，来自于对消费社会商品拜物教及其意识形态的去魅分析。但是，文化产业，尤其是媒体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强势地位，常常逼迫文化研究就范，转变为文化产业及其商品化和拜物主义的阐发者，沦为文化产业强势霸权和商业战略的推手。今天，在文化研究名目下展开的许多研究课题，特别是那些得到了文化产业恩惠资助的项目，日益呈现出与媒体和文化产业共谋的特点。它们在阐发文化商业化和产业化合理性的同时，为文化产业进一步的征服推波助澜。在这种状态下，文化研究一方面失去了本来所具有的批判性和对抗性；另一方面，它逐渐蜕变为知识/商品共生关系的产物，成为推销商品和牟取利润的“思想库”。确保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是恪守文化研究而非文化经济研究的关键所在。当文化产业及其商品拜物教吞噬批判性的复调时，文化研究将不再有文化！ 原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