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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伯明翰中心于1964年发起的“当代文化研究”，已提升为世界范围内普遍认可的一门新兴学科，该中心相继涌现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等大批文化研究领军人物。遗憾的是，伯明翰中心已被社会科学收编而不复独立存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一直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主要采取折中主义，“（文化研究）20世纪70年代还主要关注意识形态主题，到20世纪90年代又急剧转向了后殖民理论”[1]。新形势下，面对世界历史向全球化时代转型，不同的民族，国家等地域文化相互作用的特殊时代境遇，文化研究迫切需要相对独立的，拥有特殊视域的文化理论，并发展为针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生活网络化的一种问题意识的研究。 一、经济全球化—增强文化的经济功能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带动文化和经济加快融合乃至一体化的趋势导致世界的发展出现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向：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增强文化的经济功能，这既是发达国家维护国际领先地位，也是发展中国家改变现状的出路，世界各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无不把增强文化的经济功能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 首先，经济文化化使文化承载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以文化建设推动经济发展成为时代发展必然选择，经济发展中文化的，心理的要素越来越重要。以消费为例，随着大众传媒和复制技术日益发达，“纯艺术”或“高雅艺术”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水平、生活品质和生活品味，社会生活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氛围愈益强烈，这不仅意味着纯艺术的大众化，更意味着审美的泛化和重构。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经济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需要“符号化”和“审美化”。产业“品牌”形象的打造即是文化元素的注入，在影视界，各国编导不知产生了多少“国家民族拟像”，好莱坞电影大受追捧无疑是美国增强文化经济功能的成功案例，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推广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梦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文化经济化使增强文化的经济功能成为文化建设和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文化不仅是马克思理论下的对经济政治起反作用，不能只是为经济搭台，让经济唱戏，它本身就是经济，就是经济时代的主角，詹姆逊曾有过深刻描述“：实际上，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本身——与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一起——与其他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区域一样，都具有深刻的经济性，都完全是后者普遍化了的商品系统的组成部分”[2]。其一，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日本通过“文化立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文化产业大国。韩国凭借“文化救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经济受重创时，果断提出了“文化立国”方针，也跻身亚洲强国行列。其二，利益的多元和矛盾价值决定了文化商品在两种经济中流通的可能，这两种经济一为财经的，二为文化的。对文化商品起关键作用的流通发生在与其对应文化经济中，这时所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用菲斯克的话来说就是“：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积极主动的过程：它只能由内而外生成，而不能通过外界或自上而下强加”[3]。可见，发挥文化的经济功能，不仅是统治阶级，文化商品的制作人士的专利，消费者本身也是文化价值的生产者，文化经济功能的播散者。其三，要发挥文化的经济功能，还应将“文化工业”收为我用。文化工业创造了一个全球化的网络，其基本结构在于文化生产、文化商品、及其在全世界的分售。“文化工业生产完全迎合大众需要的艺术作品—个人消费者被视作皇帝，但他的文化需求都是由诸如好莱坞电影、媚俗的艺术作品、商业广播、广告、翻来覆去的歌曲的工业制作要求来预测和塑造的”[4]，基于此，节目制作者得充分利用发挥文化的经济功能，利用文化工业这一巨大的无形的网络千方百计地争取观众。野心家甚至从他国文化资源中攫取卖点，生产出超越地区限制的文化产品，建构出让他国人民身份认同的假象并自愿愉悦地消费。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于2008年推出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对印度文化细致入微的刻画让世界为之惊叹不已；第一部整季在中国拍摄的美国电视节目《幸存者：中国》穿插无数中国壮美的风光和古筝、笛子等中国风的背景音乐；美国导演以中国国宝熊猫为主题拍的《功夫熊猫》赢得卖场的同时也给无数中国人敲响了警钟，只有增强文化的经济功能才能应对经济全球化，占领文化制高点，避免外国的文化掠夺，釜底抽薪。 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文化研究还是一门新兴学科，文化研究的学术视域亟待向纵深拓展。增强文化的经济功能，以文化建设推动经济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文化研究的必由之路。应该注意的是我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应批判接受外国理论资源，走出一条增强文化经济功能的独特道路，多加探索如何不断提高我国文化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二、政治多极化——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天然地带着政治的烙印，文化带有显著的政治特征。“文化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地决定的领域，而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5]。当文化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并依托于体制来实现自身时，文化无疑具有了显著的政治依附性，文化的政治性决定文化研究无疑具有特定倾向性。 基于此，新形势下的世界政治格局及其特征成为当前文化研究的风向标，是当前文化研究增强自身现实适应性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结束了世界局势由两个超级大国一统天下的局势，逐步呈现出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向。“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6]。一国的发展除了依靠其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外，越来越多地凸显出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地位，文化软实力愈益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政治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国家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扩大政治影响力，必然要建设反映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来推动政治发展。 文化研究应贴近实际，积极应对政治多极化的时代趋向。面临多极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的文明转换和社会变迁，国家要稳固国内统治，提高政治上的国际竞争力，就不能盲从部分学者的文化去“政治化”，否则文化研究便会沦为书斋中的研究。英国托尼？本内特明确指出“文化政策”转向问题，即将文化政策置于文化研究之中，关心文化的“政府性”而非“抵抗性”。基于此，应该放眼出去，将文化研究与世界政治背景相连接，立足于建设本国“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文化感召力、教育、政治价值观、国民素养等）。只有通过赋予文化软实力以价值和引力，诸如种族灭绝，帝国主义，阶级，民族，地区等政治问题才能真正意义上得到彰显进而得到和平解决。例如对于边缘文化中的人来说，播散，弘扬被主流文化掩盖下的他者文化，争取话语权即是其文化软实力的全部内涵，而要建设其文化软实力，策略上他们应选择“一种批评的有机催化剂”[7]，即与主流意识形态如范式、观点和方法保持一致，同时保持肯定和促进边缘文化的批评基础。这要求他们一方面对他者开放，包括对主流开放，同时警惕和抵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控制和霸权，建设一种特殊的文化软实力——“对政治挑战给以创造性回应的那些道德和政治理想”[8]，因为文化软实力是充满价值含义，社会内容和意识形态的。 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国际效力，扩大国家国际影响力，已为世界各国所深入实践。在国际政坛上，文化软实力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可以用自己价值体制塑造世界秩序或通过自己的制度力量来规范世界秩序，而非武力威胁和经济制裁，显得更具隐蔽性和渗透性。古文明即可考文化软实力的征服性力量：罗马征服了希腊世界，同时却也毁灭了自己，因为希腊文明创造了灿烂文化，罗马人深受希腊文化侵染，最终导致殖民者被希腊文明同化“：罗马人的文学著作里有很多模仿希腊的痕迹；罗马的雕塑家和画家多复制希腊作品并多以希腊神话为主题创作；罗马帝国在殖民地的官方语言是希腊文”[9]；美国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在于它的领土扩张，而在于它强大的“软实力”的播散：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出口国；美国的出版物居世界首位，还有其音乐制品遍及全球……“公众对媒体运作的有限影响，加上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政府政策与左右新闻报道和选择（由公认的专家与媒体经营者共同制定的议程）的意识形态的配合，使得美国对非西方世界的帝国主义态度保持了连贯性”[10]；中国也有文化转向，立足建设文化软实力的倾向，党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表明我党与时俱进，具有与国际发展接轨的视野。只有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高，才能让自己的合理成分和感染力影响到其他国家的人民。 当前，文化研究对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探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实践性、实效性不强，对其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足，加强对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是当前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 三、社会信息化、生活网络化——建设社会主导文化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人类生活科技含量的提高，尤其是手机、网络的迅速普及，世界逐渐变为地球村，这无疑有益于世界一体化进程。科技在改变人类生活环境的客观世界之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即主观世界，“人被自己所创造的系统所支配，日益沦为无足轻重的齿轮和螺丝钉”[11]。价值和意义在消失，虚无主义逐渐蔓延，正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 基于此，要将那些貌似时髦而实质腐朽、落后、不健康和非理性的文化因素剔除掉，必须建立社会主导文化，社会主导文化的建设对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力量巨大，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应把社会主导文化作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一个国家通常用一套包含着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主导文化来说服民众，使他们建立其对这种理论的信仰。一个国家是否稳定，主要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建立起了自己的主导文化，还要看这个主导文化与其他价值观体系是否能够和谐相处。“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发现的氛围”[12]。各国应着力建设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主导文化，必须有正确的国家理念、国家政策和国家行为作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支撑，否则对攘外安内都无益，甚至适得其反。 聚焦中国，建设社会主导文化就是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3]，切实在全社会营造起与社会主义制度相一致、与当代中国国情相吻合、与当今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相适应的文化氛围，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力推进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推进民族文化世界化，应克服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推进人类文化成果共享和文化共同繁荣。诚然，在建设发展社会主导文化的过程中，文化霸权应该予以警觉，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同样有碍于本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20世纪20年代初，圣雄甘地便站在民族觉醒，文化自觉的角度以忧患和开放的思想警示后人“：我希望世界各地的文化之风都能尽情地吹到我的家园，但是我不能让它把我连根带走。”民族先行者的思想先见深刻提醒后人，建设社会主导文化，必须让扎根民族和推进世界化齐头并进，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又要摈弃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建立一种新格局下的新型文化，此乃民族文化的发展建设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应加强对新科技成果的应用，推进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现代化水平，着眼提高其传播能力，大力推进传播手段创新。传播决定影响，文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内容，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旅游文化形象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获得，而发达国家传媒技术的优越性决定了传播的深广。要树立国家形象，构建有利于本国发展的人文环境，首先就要加强和改进国际新闻传播。国家文化形象不可能指望外国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来树立、塑造。相反，必须在社会主导文化下建构出一套有自己独立理念、独立视角、独立用语的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树立和传播的国家文化形象才是坚实、持久、可信的。建设社会主导文化，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文化研究着力研究社会主导文化，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民族凝聚力。 综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生活网络化使当代文化研究面临特殊时代境遇，使增强文化的经济功能、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导文化成为当前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成为文化研究增强自身现实适应性、强化问题意识的必然选择。文化研究只有深入实践、关注生活、回应现实，不仅从事理论化的研究，而且担负起社会思想文化批判、文化意识普及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重任，才能扭转文化研究日趋学院化、晦涩化和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才能把自身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引向深入。 参考文献 [1][4]David Macey.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Critical Theory[M].England：Clays Ltd，St Ivesplc，2000：77，78-79. [2][12]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M].王逢振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52，24. [3]John Fiske.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M].London：Unwin Hyman，1989：21. [5][7][8]罗钢等.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159，160. [6](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6. [9]A.Carmeron.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the late Antiquity，AD 395-600[M].London：Routledge，1993：132. [10]（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91. [11]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 [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 原载：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