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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把理论看作一种琐小叙事，可以逐一展示我们悲欢离合的日常生活？的确，理论再不起老生常谈的阶级、种族、性别这些高头讲章了。它需要冒一冒险，探究新的话题。 1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理论”时代，流行的口头禅都是“理论死了”。 这里所说的理论，首先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如日中天的大好时光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它的使命远不止是给文学批评提供工具，让批评家阐释经典、服务文学。反之，理论压根不把作品甚至作品批评放在眼里。它不是亦步亦趋地跟着作品，而是一派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王者风度。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听美国《批评探索》的主编W.J.T.米切尔在复旦大学高谈阔论，说20世纪文学最大的成就便是理论，具体说，是以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和女权主义三大主潮为代表的新锐批评理论。它们曲高和寡不假，且主要聚集在发达国家的中心高校里面，可它们也当仁不让地代表了20世纪文学的最大成就。反之，只有在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人们才津津有味地在读小说和诗歌。这一说法顿时让正如饥似渴追慕理论、追慕西方的我们本能一惊，虽感觉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但心里还是佩服得紧。 时光流转，不过短短数年过去，理论的命数就翻了个个。1994年，“耶鲁学派”四大干将之一的哈罗德·布鲁姆写了一本鸿篇巨制，名为《西方正典》，这本大著号召文学重归审美，将文化唯物主义、福柯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以及非白人少数族裔作家等一并数落为“憎恨学派”，判定它们是刻骨仇恨“死去的欧洲白人男性”文学。十年之后，这本书的中译本面世，号召审美虽然姗姗来迟，但也足以让众多纠缠不过新潮理论的批评家欣喜若狂。2006年，我再一次见到W.J.T.米切尔，他还是《批评探索》这家超级大牌杂志的主编。我私下里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初的断言？他如今是不是还坚持这个立场？W.J.T.米切尔哑然失笑，说那是信口开河，不算数的。可见此一时，彼一时，理论今天的处境，同当年固不可同日而语。 2 理论其实并不完全高深莫测。它有点像文化。文学中经世济国的夙愿诚然曾是主流所在，但它们一样涉及我们的日常生活。我每天开车从新江湾的居所到邯郸路的复旦校园，看到上海市区这块仅有的“湿地”曾经怎样桃红柳绿、曲径通幽、疏影暗香，如今又怎样地高楼林立起来；看到曾经可以长驱直入、畅通无阻的条条马路，如何每个路口都亮起了交通灯；看到五角场这个昔年寒碜破落的城乡结合部，怎样建成了富丽堂皇的城市副中心。这一切背后都有文化。文化之中，必然就有理论。 理论可以使我们深思。面对今天的文学和文化，我们还能有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自信吗？今天我们的文学、音乐、艺术，比较半个世纪前的饥饿中国，又是怎样一种光景？我们什么时候有过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黄金时代？重建人文精神，究竟有多大实际意义？在新媒体发展突飞猛进、文学自身流通形式发生戏剧性变化的读图时代，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张目？思考思考这些问题，再看看如今攀援后现代的各路思潮，极尽晦涩艰深，什么都谈偏偏不谈文学，或者最多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思想起来，或许是情有可原。 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谈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实际上是将理论与文化并提。他开篇就宣称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和福柯已经是数十年之前的故事，就是雷蒙·威廉斯、露丝·依利格瑞，以及布尔迪厄、克里斯蒂娃、德里达、西克苏、哈贝马斯、詹姆逊和赛义德这一班大师们筚路蓝缕的早期著作，早已成为明日黄花。这或许是当下流行的“理论死了”说法的由来，因为上面这些理论的父亲和母亲们，大都也已谢世而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列数的理论大师们，除了哈贝马斯，大都跟文学有着这样那样的缘分。伊格尔顿本人，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当属他那本“后现代”理论的启蒙读物《文学理论导论》。可是，在这本书里，伊格尔顿为什么闭口不谈文学，只统而论之地将上述人等的著述，一并称之为“文化理论”？伊格尔顿的结论是，说到底，正是理论使我们确信，宏大叙事已是明日黄花。回过头来，能不能把理论看做一种琐小叙事，可以逐一展示我们悲欢离合的日常生活？的确，理论再耗不起老生常谈的阶级、种族、性别这些高头讲章了。它需要冒一冒险，探究新的话题。但这些新的话题，会是什么呢？ 3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文学在今天的文化与社会中已处于边缘地带。这个事实，在制度上普及现代性、话语上跟风后现代性的当代中国，或许已是姗姗来迟。韩寒和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新生代作家霸占小说市场，“梨花体”从被人嗤之以鼻到渐入佳境登大雅之堂，女作家自揭伤疤招贴卖点。这一切是不是都在颠覆传统的标准，开放新的经典？我们的经典已经在尝试接纳韩寒和郭敬明，是不是一样可以接纳流行如以《诛仙》为代表的玄幻小说、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小说、以及《梦回大清》此类穿越小说？ 这似乎并非天方夜谭。当今天的文学现象离经典路线渐行渐远，我们的理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阐释当下的变迁时代？它有没有必要盲目跟风？或者，令铺天盖地的批评家眼巴巴守住屈指可数的若干高端作家？我认为，理论作为实践的指导和阐释，理应具有它自己的尊严，它有权利也有可能守住它这一份不盲从时尚的尊严。在急功近利的全球化商品大潮中，对于文学自身价值的迷失，理论是无力回天的。是以，它从曲高和寡的后现代话语过渡到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自有一种必然性。文学悲天悯人的情怀永存，但是存在的方式，必因时代的不同，有所变化。 原载：《文学报》2011年06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