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这样一句格言: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现代主义代表作家卡夫卡则将这句格言改成: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寥寥数字的简单调整,折射出的却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鲜明的内在迥异,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虽然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此消彼长,各领风骚,但是,在发端伊始,两者却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即同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批判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早期形态,肇始于19世纪30年代,并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将浪漫主义取而代之,跃升为欧洲文艺主潮。阶级矛盾和社会弊病的日益显露与激化,是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产生的现实动因。当时,无论是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英法等国,还是尚处于封建农奴制黑暗中的俄国,社会现状均令人不堪。现实主义就此应运而生,着力于暴露和批判种种丑恶现象。 现代主义勃兴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在西方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以此为推力的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资料的丰富,带来的却是人的更严重的异化。机器取代人的肢体和大脑,人异化为非人,沦为物的附庸和奴隶,人在世界中的荒原感等等,成为现代主义作家对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否定性描绘。 但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精神底色,或曰哲学基础却存在天壤之别,这不可逆转地决定了两者日后必然要产生巨大差异。现实主义的哲学支撑是理性主义,着力于建构,秉持干预现实的积极姿态;现代主义,包括以其叛逆者自居的后现代主义,其基点则是反理性主义,着力于解构,消极情绪弥漫始终。 在现实主义作家看来,社会的本质是规律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对这种社会发展规律的探寻和把握,鞭笞黑暗,追寻光明。在现实主义的远处,始终存在一盏光明的灯火,照耀和指引着人类不断前进。而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眼中,世界是无秩序的,荒诞的,无规律可循。人在世界面前,永远是渺小而悲惨的。萨特就曾宣称,人生毫无意义,只是一个永无下场的悲剧。福柯则断言,人只不过是一种“臆造”,最终“将要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现实主义以其批判、奋发、渴望、斗争的精神风貌,自诞生以降,凭借无数经典力作,启发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正面动能。比如19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反对沙皇专制、反对农奴制的斗争热情,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进步的号角。 在中国也是如此。1946年,现实主义歌剧《白毛女》在张家口上演时,观众为剧情所感染,产生强烈共鸣,面对喜儿声泪俱下的哭诉,群众愤然高呼“枪毙黄世仁”,台下一位战士更是怒不可遏,端起枪来就要打黄世仁!这不仅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和演员演技的高超,更说明了现实主义文艺的强大力量。 与现实主义不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贡献给世界的却是一种消极、绝望、悲观的幻灭情绪。从揭示世态的病象出发,本意原在批判,没想到却在无意间雪上加霜,客观上起到了加重现代社会病情的作用。难怪当初的现代派戏剧健将尤奈斯库后来这样叹息:“在我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是空虚。”对现代主义文学,他认为“没有表现出什么精神价值”。现代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到晚年则选择遁入空门,以佛学禅宗抚慰心灵。 尤奈斯库对现代主义的评价也许失之偏颇,过于极端。仅就艺术本身而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都应被视作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资产。毕竟,两者在文艺的发展史上同样贡献过一大批影响巨大的作品,并且,其开创的新的表现领域和创作方法,都不乏积极意义,也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提升和发展提供了诸多借鉴。 即便如此,还是有必要申明,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必须有所承担。它在提供给人审美愉悦的同时,必须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给人以力量。通过这种力量,能够让人的心灵得到提升,精神得到升华,不断超越自我,摆脱现状桎梏,向更高的理想迈进。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有理由被赋予更大的期望。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8月22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