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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末期的英国，至今已逾半个多世纪的年头。当初文化研究主要是一项英国国内的事业，致力于解决其国内的文化政治问题，如大众媒介、流行文化、青年亚文化、消费社会，其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霸权、抵抗、链接一直是其关键词。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召开“文化研究——现在与未来”国际会议，“文化研究的疆域自此第一次在国际范围内被讨论、廓清和明确化”[1]。自此以后，文化研究的议题迅速国际化。近些年，“全球文化”、“全球公民”、“全球公共空间”等等“叫词”，还有从美国响起的对“全球化文化研究”（globalizing Cultural Studies）的径直呼喊，则更是将文化研究的全球性渲染得姹紫嫣红、春意盎然。《国际文化研究》的创刊（1998年），文化研究课程和系科在全世界的遍地开花，加之也多有以“国际文化研究”相标榜的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出现，这些终于从体制上将文化研究纳入了全球化语境之中。如今虽不能说不再有国别文化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文化研究均无法孤立于世界而进行。[2] 为推动国际文化研究的发展，为推动中国文化研究走向国际，在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理论、文化和社会研究中心以及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传媒系的支持下，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与新传学院于2011年9月21日至24日在上海举办“财产、审美化与全球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13位，分别来自英、美、加拿大、德、奥、日本等六个国家，中国特邀代表13人。 本次会议在国际范围内首次将财产与美学置入文化研究的视域，其意义在于：第一，制定了未来文化研究的新议程，即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和政治经学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引入，以及对美学问题的关注和美学作为一种社会分析方法的引入。因而，第二，对美学界说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前景也被展示了出来：它不再是学院的、密教的、小宗派的，而接通了当代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三，会议显示，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研究方法，或者说，“方法无意识”。以下是较为详细一些的发言综述以及附加的评议。 一．“财产”文化研究 “财产”（property）自有此概念以来就是人的最本己的存在，拥有“财产”便拥有了胆量与气势、安全感和满足感。但是在现代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么作为一切的一切，“财产”也变得如云烟般地难以把握和挽留。目前尚未触底的经济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让我们再次体会到本该稳如泰山、坚如磐石的“财产”却如过目烟云般地飘忽不定。 本次会议不是从经济学角度探讨财产的安全性问题，而是从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的角度揭示和描述“财产”在当代社会所发生的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以及它们对于人的存在的意味，等等。美国杜克大学肯尼斯·苏林（Kenneth Surin）指出，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将财产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相联系，那么在20-21世纪我们则应将其与金融资本主义、与金融的全球化联系起来。他指出，金融化的特点是相对独立于具体的商品制造，远离其潮涨潮落，但这种远离也是一种更加全面和更加有力的控制。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化作为财富积聚的主要方式对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具有令人震惊的后果。众所周知，金融产品的收入很容易超过工资收入，因而这也就是扩大了不平等——那些不掌握金融命运的人，那些仅靠筋肉劳动换得微薄工资的人，将是华尔街那些金融大鳄和豺狼们砧板上的鱼肉。苏林的讲演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物质生产阶段推进到金融阶段。最后他借用俄罗斯富豪的一句话作结：“若是没有十亿，那你就下地狱吧！ 与苏林相呼应，童晓畅借助对马克思、齐美尔和波德利亚的比较阅读，试图揭开金融危机与货币符号化之间的关联。金惠敏教授通过对老子财产观的后结构主义阐释，发现财产如同语言符号，以差异化为其根本特征，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的错误表征。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坎南曾视财产为自由的保障。与此相反，在老子看来，真正的自由是“混沌”，而不是区别性的“拥有”或“私有”。陈奇佳从马克思对德裔俄国经济学家施托尔希“内在财富”理论的批判出发，探讨了文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复杂关系，特别展示了文化之通过现代技术之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历史性转变。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罗伯特·希尔兹（Rob Shields）教授提出“财产的文化拓扑学”问题，他以阿尔伯塔石油区的开发为例展示了文化建构是如何地拓展了财产的空间。黄卓越教授从历史的维度审视了意识形态政治、财产与空间的关系，以为无论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模式都是以空间的再分配来进行社会安排的，而在当前的情况下，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导向，使得中国的自然空间被加速地纳入了财产化占有的过程。 二．经济学美学或美学经济学 自1980年代末期，社会理论家如波德利亚和费瑟斯通开始用“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概念来捕捉发生于商品构成上的变化；又如杰姆逊将“文化化”作为“经济化”的新形式；许多人还注意到在商品生产中“设计”成分越来越占据主导位置，而生产则变得无足轻重。可以说，当代社会产生了“审美”财产和“文化”财产，其中“财产”变得愈加地难以捉摸了。审美化对于人的存在究竟是祸是福？对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人们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为本次会议带来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奢侈的动力学”，他将财产和美学两个问题结合起来探讨。他指出，奢侈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首先，奢侈品的生产是当代经济的主要引擎；再者，与19世纪对奢侈品的道德谴责不同，如今消费文化和媒体广告显示了对超级富豪和名流奢侈升生活的展示和迷醉。如今尽管对奢侈的道德批判仍不绝于耳，但费瑟斯通认为，我们更应关注其新的动力学，例如，奢侈品的民主化，简朴的奢侈品，鉴赏家身份，奢侈品从物质性向虚拟性的转化，从感性快感向静观性的收藏和媒介的转移，等等。这些新的动力学或承认或超越或作用于奢侈品的力量以及艺术、奢侈、想象和日常生活的结合方式等。 虞建华教授做了“作为象征资本的大写的ME：文学的市场化和作家的重新定位”为题目的发言。通过对美国杰克·伦敦小说《马丁·伊登》的历史和文化解读，其研究展示了文学市场化对作家心理的影响。克拉根福大学雷纳·温特（Rainer Winter）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当下电视剧的挑战”。他指出，21世纪最初十年见证了电视连续剧的一个重大变化，即“优质电视”（Quality TV）的出现和风靡。这类电视剧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美学形式等方面都要较先前的复杂和细腻，似乎曲高和寡，但事实则是，它在商业上也出乎所料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温特以其中最具创新意义的《女高音》为例，研究了错综于其间的经济、美学和日常生活及其相互关系。一直以来，电视都是文化研究的重心。然而最近十年学者们的兴趣多集中在真实电视、记录剧、记录片，很少有人关注虚构电视剧。雷纳·温特的发言意在引导文化研究对虚构电视剧的关注。来自德国汉诺威音乐、戏剧和媒介大学的卡斯腾斯·温特（Carsten Winter）分析了柏林音乐工业的“后资本主义状况”，他提出媒介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的变革意义，因为如今的音乐生产和销售已经不再受限于地点、机构、资本主义的结构或其它构成。奥地利学者马提亚斯·维瑟尔 (Matthias Wieser）博士借用拉什的“符号经济”和金惠敏的“美学资本主义”重新了审视物质性在符号流动中的遭际，他提出“文化研究”应该转变为“研究文化”。许德金以麦当劳在北京为例考察了美国文化资本的在地化运作，他坚持，这其间有一个“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高建平讲演的是“艺术的终结”问题，但他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与文化工业及其标准化、模式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金元浦和日籍学者、英国《身体与社会》主编玉立智子（Tomoko Tamari）博士分别介绍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与“新陈代谢”运动对东京都市规划的影响。 与财产和审美化的讨论相关联，周敏博士研究了美国小说家德里罗对垃圾和消费之关系的形象化呈现。周敏指出，垃圾不再是消费的结果，而是消费的先验现象学，因为垃圾揭示了消费的性质。在德里罗，垃圾是对消费主义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视角。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迈克·柏里（Michael Bailey）批评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所呈现的娱乐化趋势，他称之为“景观政治”，而主张以“地方民主”、“自我组织”以及建设“善的社会”来对抗市场资本主义。此外，柏里还介绍了最近他所参与发起的对大学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批判。 金惠敏在会议学术总结中指出，他第一次看到有如此之多的社会学家如此集中地介入美学问题，这说明美学与社会生活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关联，而很长时间以来，遗憾的是，这种联系竟被所谓的美学家们无能地忽略了。他批评前些年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出版、向国际美学界征稿的“美学复兴”专辑是一个烂尾工程，虽然美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被提了出来，但收入其中的多数文章与此毫不相干。他指出，最近数十年，社会理论家在美学方面取得了许多令人艳羡的成果，对此职业美学家们还比较陌生，而美学如果不想被时代抛弃，不甘于被边缘化，那就应该积极汲取社会理论成果，走出“美学”小圈子，回答现实问题对美学的挑战。在此意义上，本次会议集体地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当然也仅仅是最初的一步。 作者简介：周敏，1971年生，英语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教授。近期出版专著《后殖民身份认同:奈保尔小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等。 [1] Rainer Winter, „Einleitung: Cultural Studies – Jetzt und in der Zukunft“, in Die Zukunft d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ie,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im 21. Jahrhundert,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1, S. 7. [2] 参见金惠敏：《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