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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北地区东部，黄河西岸，有一片雄浑神奇、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黄土地，这便是秦岭以北的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 20世纪中期以来，一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文人，宗教般虔诚地挖掘、体验、记录着这里的人文历史和时代变迁。他们中的佼佼者，用心血甚至生命先后创造出一部部足以存史传世的史诗巨著，并以绝对优势入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殿堂。他们是柳青、路遥、陈忠实…… 比较他们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实践，不难发现他们在创作题材、艺术风格、审美追求、表现方法等方面，都有着太多的相同或相似，有许多方面甚至是师徒传承。如果从流派学角度考察，他们无疑属于同一流派，因为他们把黄土地上的人文历史、时代变迁作为创作主题和终极目标。他们身上有秦人般的狠劲、憨劲和倔劲，像农人种地般写作，他们的作品也像黄土似的厚重、大气和本色。所以，这一流派理应为“黄土文学流派”。 一、黄土文学流派的发端和形成 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是黄土文学的创始人，他和他的史诗巨著《创业史》，为黄土文学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创业史》价值的评价，随着时代的变迁，评论界先后有过争论，但都没有否定这部作品高超的思想艺术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一致的看法是：《创业史》虽然有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反映我国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著作，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名列首位。“它概括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它在现实感和历史感的高度结合方面，它的史诗效果，无疑把我们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引向了一个新的水平，的确可以说是革命现实主义的重大胜利。”[1] 不仅如此，柳青的“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六十年一个单元”等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以及丰厚的文艺美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长期的。在中国作协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涂光群先生在回忆柳青时写道：“我曾当面聆听柳青说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的具体构思，今天我仍能具体地感知它的‘局限性’……，但我仍然高度评价《创业史》第一部，它是一部历史地探索了中国农民心态变化的无法抹去的作品。可以说，没有《创业史》，便没有浩然等众多作家反映农村生活的长卷，没有今天陕西写农村的作家大军……。”[2]398“柳青是属于那种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对文学创作事业如醉如痴、怀有伟大抱负的作家，柳青作为人和作家的影响将会长期存在下去。”[2]340 柳青对于陕西文学的贡献，为评论界一致认可。他不仅填补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自明清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漫长历史上文学的空白，而且启蒙、影响了众多的文学后来者。陕籍文学博士李建军认为：“陕西是当代有影响的作家最多的一个省份。其中柳青对陕西作家的影响最为巨大，他至少影响了陈忠实、路遥这一代人的创作。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写作，写普通的农民，写渭河平原上五月阳光下的蒲公英。这让那些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农村青年觉得亲切而熟悉，消除了他们对于创作的神秘感，增强了他们像柳青一样通过长期努力，把自己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写入小说的信心。柳青也通过各种方式，向青年人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甚至还亲自给陈忠实密密麻麻地改过一篇小说稿子。其实，即使不这样做，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影响。陕西的作家如路遥、陈忠实，几乎都是通过反复阅读、揣摩《创业史》来学习写作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柳青，就不会有陈忠实、路遥这一代作家，至少，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肯定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要经过更多的摸索。”[3]356他把这种“连续的代际传承和健康的代际影响”[3]355归结为陕西作家的优势之一。所以说，黄土文学流派发轫于《创业史》发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是黄土文学流派的创始人、奠基者。 柳青对后来者的影响，我们先从路遥谈起，这条英雄的陕北汉子，他的艺术成就，他为文学“殉道”的精神，他对读者长久的影响力……他的一切，我们不必多说。上世纪80年代，他“暴发性”的创作，对当时陕西文坛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平凡的世界》的成功使陕西作家们整整沉思了几年，几年后的陕西文坛以集束式的暴发力长驱“东征”，取得了空前的辉煌。他的直面苦难、激人奋进的人生系列：《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今，这位英雄已离去十多年了，据多次调查，《平凡的世界》仍然是现在大学生们最喜爱的图书之一。 可是，《平凡的世界》在发表之初，却没有引起评论界的足够重视，认为它落后于文学潮流，不合时宜，很“土”，很“笨”。然而正是这“土”和“笨”却获得了成功，成为西北地区首部“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这成功也正是对柳青精神的坚守和继承。人们应该还记得《人生》中“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那段著名的题记吧，这是柳青《创业史》第十五章开头的一段话，这一章节写的就是深爱着梁生宝的徐改霞，在进城当工人还是留下来与心上人成家“干大事”的人生十字路口矛盾、徘徊的心理斗争过程。可以说，正是《创业史》的这一条线索直接启迪了《人生》的构思。那么，《平凡的世界》呢?路遥写到：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到他，他都海阔天空地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人生》、《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4]340 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4]324 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他一生辛劳所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4]562 正是路遥对柳青的继承，使他取得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的成功。当然，路遥不但有继承，还有突破，他的题材已不是柳青固定一地的农村而是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生，他的现实主义也从革命回归传统，由封闭走向开放，但作品实质上仍是史诗风格的农村现实生活题材。这时期，具有共同创作追求和艺术风格的邹志安、陈忠实等陕西第二代作家已走向成熟，形成队伍，所以，黄土文学流派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初具雏形。 柳青对陈忠实的影响则比较特殊，分前期和后期，即继承模仿和突破超越的过程。这个过程从他的作品和文论、谈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陈忠实从一个痴爱文学的青少年，到成为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作家，走过了一条艰难而漫长的道路。1959年，他在西安市18中学读初三的时候，就是一个柳青迷。当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还叫《稻季风波》，《延河》杂志每期刊登两章，他准时花两毛钱到邮局买一本《延河》，这两毛来钱当时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年轻时的陈忠实对《创业史》的深爱之情超过了他当时读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原因就在于柳青对关中农村风光和农民生活的描写之真实超过了当时他能看到的一切文学作品。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谈不上更多的文艺分析，主要是真实可信，柳青笔下的人物都能在他周围找到影子，这就够了。从《创业史》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到70年代初，他先后买过7本，到文革上“五七”干校时，他背包里除了“毛选”，就是一本《创业史》。 因为特别喜欢柳青的《创业史》和散文特写，在他初期的创作中也就难免模仿、学习。“在众多作家里头，柳青对我的影响应该说是最重要的。这有种种因素，包括我对他作品的喜欢，我对他本人的喜欢，等等，所以我最初在‘文革’中间写了四个短篇后，人们为什么喊我为‘小柳青’，主要就是我那些小说的味道像柳青，包括文字的味道像柳青，柳青对当时我的文字的影响，句式的影响都是存在的。”[5]426可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忠实的作品从语言习惯到艺术品位都还没有离开柳青的影响。他于198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初夏》，使人感到“像《创业史》，连一些人物都像”[6]。 其实，在柳青生前，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个人交往，“像柳青这位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他生前，我一直没有勇气去拜访，尽管我是他的崇拜者”[7]。直到70年代初期的一次作者座谈会上，陈忠实才第一次见到柳青，并在后来看到过柳青生前给他密密麻麻改过的一篇小说稿子。但对于柳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代作家的形象是肯定的，尤其尊敬他在“文革”这个畸形年代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在1996年柳青80周年诞辰的祭词中，陈忠实以省作协主席的名义，重申柳青对作家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的独到见解：“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他认为，柳青的“愚人”精神和应该把创作作为终生事业的见解对作家们具有最基本的警示意义。 陈忠实对于柳青的“突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已经从更广泛的学习和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如果你不摆脱这个影响，你就永远走不出别人的阴影，包括思想的阴影和艺术的阴影；你就不能够形成你自己，就发不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来”[5]426。必须尽早甩开崇拜者那只无形的手，才能走好自己的路。从他的中篇小说《梆子老太》(1984年)、《蓝袍先生》(1985年)、《四妹子》(1986年)明显看出了突破，即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的深度，人物塑造从“性格说”转入“文化心理结构说”了。直到1992年，他准备了两年，苦熬了四载的“枕头工程”《白鹿原》问世后，才完成了对柳青也是对自己某种意义上的超越。 关于《白鹿原》的成就，亦不必更多评说。1993年1月18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终审人何启治签述了这样的审读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使它在当代小说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8]它一出世便引起文坛多年罕见的轰动效应，“被誉为‘一代奇书’、‘放至欧亚，虽巴尔扎克、斯汤达尔，未肯轻让’(范曾语)的巨著，是‘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梁亮语)的大作品”[8]。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这部位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首部的史诗《白鹿原》以他那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仍处于巅峰地位。 是的，陈忠实以他的《白鹿原》突破、超越了柳青，取得了成功。但是，“突破”也罢，“超越”也罢，他仍是以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的角度叙写了黄土地上的“那一群人”心灵的时代变迁史，仍未超出农村题材、现实主义的范畴。“《白鹿原》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在我来说，不可能一夜之间从现实主义一步跳到现代主义的宇航器上。”[9] 从柳青的《创业史》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再到陈忠实的《白鹿原》(当然，也还有更多的同时代陕西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两代作家，三十余载的耕耘，收获了三部史诗，筑构了三座里程碑。 于是，黄土文学流派在影响传承和突破发展中，在艺术风格个性与共性的结合统一中，终于形成了。 二、从比较中看黄土文学派的共性特色 流派究竟是什么?概而言之，就是思想认识、创作特点、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等大致相近或相似的创作群体。“这个创作群体是充满动态的，始终是一个张扬艺术个性和默契艺术共性的美学流程。”[10]48流派的形成方式、内涵意义、艺术形态、规模时限等虽然多样，但都必须以其作家群的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的大致相同或相似为基础。流派的主要标准是艺术风格的趋同性或相似性。那么，黄土文学派的共同特色是什么?让我们从比较中进行分析。 1.黄土文学流派与“山药蛋”派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两个大的文学流派，即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白洋淀”派。其中“白洋淀”派以挖掘、表现生活中的“美”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为主要特征，与我们的黄土派区别明显。但长期以来，评论界却因地缘关系较近、创作题材、艺术手法类似等原因，把陕西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与“山药蛋”派相混淆，如席扬、段登捷在《文化整合中的传统创化——试论“山药蛋审美”在解放区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中写到：“由‘问题’来强化艺术视觉，捕捉创作灵感，酝酿结构秩序，被许多作家使用。以反映现实的题材创作为最，《创业史》堪称代表。”[11]周迪荪1981年在《由“山药蛋”派的寿命所想到的》一文中以陈忠实为例：“难怪有人说陕西青年作家陈忠实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与当前某些流行作品相比，是质朴有余而绮丽不足，显得‘土气’”。[12]这些均将柳青和早期的陈忠实看做是“山药蛋”派在山西以外的影响和延伸。 从表面现象看，柳青和赵树理的确有许多相同点：一是他们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踏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作家，是《讲话》精神的首批忠实实践者；二是建国初期都回到自己的家乡长期扎根某一地区和农村，立志农村题材创作；三是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且都写了“中间人物”……如此多的相似、巧合，难怪论者把他们归于同一流派。但是，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比较其艺术风格和创作特点，他们是有质的不同的。 第一，“山药蛋”派以短篇小说为主，作品量大，时事性强，注重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所以，存在着反映农村生活面不够广阔，内容不够充实的缺陷，在表现形式上照顾故事性，有重事轻人的现象，人物缺少实在的内心流程，缺乏深度和立体感，更缺少形象高大的典型人物。黄土文学流派作家们的共同点是“产量不高”，但都厚积薄发，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由短篇起步，中篇练笔，不惜一生心血铸造长篇巨制，并将独特的、血肉丰满的民间英雄塑入中国当代文学殿堂。《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虽然只完成了不到一半，仅第一部就已令人惊叹不已；《平凡的世界》煌煌三部，百万余字，用生命铸就；陈忠实的《白鹿原》不仅可以是“枕头工程”，而且是“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最重要的收获”。[3]359他们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高增福、孙少安、孙少平、白嘉轩、朱先生等等一连串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如果把“山药蛋”派的作品比做小米稀饭、馒头咸菜，可口的“小快餐”，那么黄土文学流派的作品则无疑是鸡、鸭、鱼、肉丰盛的“大席面”。 第二，“山药蛋”派最大的特色从其“命名”就可以看出，它追求通俗性，自觉以农民作为读者对象，风格质朴，常带“土气”等等，突破了文学大众化的难关。柳青、路遥、陈忠实等黄土作家则不同，他们是为社会作记录，他们的作品是诗，是史。正如路遥对柳青的评价：“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他绝不是一个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正是作家具有这种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学识，加上他对生活的透彻了解，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他的作品决不能说成是‘山药蛋’。”[4]561的确如此，如果把《白鹿原》、《创业史》、《平凡的世界》所叙说的时代串联起来，从20世纪初清朝的覆灭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期，将近一个世纪黄土地上的变迁史，是多么浓墨重彩、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啊! 第三，“山药蛋”派和“白洋淀”派继承多、突破少，他们的作家群里文学成就几乎没有超过赵树理和孙犁的。而黄土文学派却不同，路遥和陈忠实承继了柳青农村题材、现实主义这一传统并各自有不同的艺术突破和文学精神上的超越，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的代表作都是“里程碑”，但一个比一个高。这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创作旺盛期不在同一时代，社会环境、经历、机遇不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继承了柳青“他竭力想让人们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自己的歌喉；他处心积虑地企图使自己突出一般人”[4]561的精神和对世界文学大师巨著的研究、吸收。长期以来，评论界有一种误说，认为他们出身苦难、生活底子虽厚但文化底子较薄，视野狭窄，手法陈旧等。此说看似颇有道理，柳青和陈忠实确实没有上过大学，路遥又是“工农兵”学员。其实错了，貌似“修表匠”的柳青，可以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大博士；路遥、陈忠实通过对世界名著系统的博览和精研，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等等了如指掌，深谙于心。他们的手法，他们作品的份量在创作的准备阶段都是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反反复复掂量过的，正是他们的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才使路遥拿青春和生命作“赌注”的《平凡的世界》突破了柳青，陈忠实厚积薄发的《白鹿原》超越了柳青。 2.黄土文学流派与“西部文学” “西部文学”的概念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其实质是对西北五省区作家群的概称，经过多年讨论，“西部文学”的提法虽然已经被评论界认可并广泛使用，但它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名实是否契合至今仍有商榷之处：一是如果西北可以被称为中国的西部，那么包括西藏在内的西南是不是也是“西部”呢?二是如果从地理版图划分，那么，处于国之中心的陕西无论如何是很难划入中国西部的，充其量只能算东、西部的过渡区。因为无论从自然环境、民风民俗、文化历史等方面，陕西在人们意识中与高原雪域、大漠戈壁、草原绿洲、驰马游牧、酒肉歌舞等西部边疆大相径庭。 除了秦岭以南和陕北北部(榆林地区)分别属于长江流域文化和塞外文化外，陕西主要是黄河中原文化区。这里的环境是黄天厚土，这里的民习是耕读传家，米面为主，这里的水土塑造了秦人的灵魂：木讷厚重，沉稳坚实；这里的文化也决定了文化人的品质和作品风格：执著坚韧，厚重大气。所以，陕西的文学是西北地区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它和真正意义上的“西部文学”却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当然，如果把陕西作家归入“西部文学”也未尝不可，事实上“西部文学”论者也始终是这么认定的。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西部幅员辽阔，自然环境、民族风习、人文历史差异很大，各不相同，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整个东、西部之间不仅创作水平落差较大，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高于全国水平线(如陕西)，有的地方似乎还刚刚摆脱了文艺的萌芽状态，而且无论从创作题材、艺术风格甚至体裁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回首当代西部文坛，这种差异一眼便知。一是文学样式上，小说在陕西比较兴旺，诗歌却崛起于新疆、青海等西部边陲，如20世纪50年代大西北的歌手闻捷的诗和新时期甘、青、新等省(区)以周涛、昌耀为代表的“新边塞诗”，在全国影响较大。二是题材上，陕西作家们主要是农村题材，黄土农耕文化，而中西部的作家主要是民族风情和边疆风貌。三是在创作风格上，西部作家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作品风格明显不同。如陕西作家特别是黄土作家们，偏重于历史纵深厚重感和史诗性。而中西部的文学更注重力度：粗犷深沉、苍凉奔放、雄奇古朴。如在当代文坛影响较大的作家张贤亮、张承志等具有这种风格。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人、作家亦不例外。陕西的“水土”同时还滋养了黄土作家们以下有别于其他西部作家的艺术特色。 第一，执著的艺术追求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创作态度。“陕西作家偏重于现实主义作为精神而非仅为一种创作方法出现在文学之中，他们追求的现实主义骨子里就是‘求真务实’，就是秦地农人式的朴素理解：‘实活!’”[13]他们具有突出的秦人性格、特点、气质：大气内向，执著好强，他们对文学痴迷甚深，矢志不移，表现了一种圣者的“殉道”精神。他们守着自己心目中的神明，默默耕耘，其勤奋精细程度，其煎熬甚至牺牲精神无不令人叹服。“柳青临终之前，向医生提出一个‘建议’：‘让我再活几年吧’，接着大动感情地呼喊：‘好让我把《创业史》写完呀!’不难看出，诗人最大的痛苦不只是在于自己的命，而在于他不能完成的事业。”[4]536陈忠实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文学依然神圣”的名言，路遥因拼命写作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邹志安英年病逝前还说他对文学“不悔”，都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陕西黄土作家的小说创作，你可以在艺术上、在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说这说那，但是在生活积累甚至在生命体验上，几乎无可挑剔。他们的小说面对现实，直面人生，关注生活，关注历史，忠实地做着社会进程的“书记官”和“社会眼”。在热恋的土地上和人民中，共同探讨着人如何活得更合理、更美好的永恒主题，坚守了严肃文学的阵地。 第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良好的文化氛围。读他们的作品时，都确实地从小说的环境、人物及心灵情感诸多方面，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内容，看到非同一般的地域文化特色。作家作品的这些收获，其实就是历史悄悄地给予作家的无声帮助。历史文化的滋润熏陶使陕西的读者群对文人、作家非常崇敬和拥戴，也就不断涌现着做文学梦的文学爱好者，转而从事写作，冷不丁就冒出名不见经传却出手不凡的作家、作品来，使陕西的作家群不断发展、壮大，共同支撑着“文学依然神圣”的忠诚信念。其实，黄土文学的上述特点说起来也很简单，概而言之，就是舍生忘死撰《史记》的“司马迁精神”。 3.黄土文学与“陕军”、“陕风” 自1993年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集束出击，长驱“东征”引发文坛大地震以来，“陕军”、“陕风”等词汇就不仅是陕西作家群的代称、简称，而且具有了“文学集团”和文学流派的意义。2000年3月18日，陈忠实做客网易嘉宾聊天室，回答一网友的提问时说道：“陕西作家有一个大派叫做黄土派，但大派里面风格各异，都有个性，差异很大。”[14]因为是聊天，也许有调侃的味道，但他说出了一个实话：陕西作家风格不同。只不过他把话说反了，应该是：陕西作家是一个大派，大派里面都有个性、风格差异很大，异彩纷呈，其中有一个成型的流派，那就是黄土派。 讲到陕西作家群，本文已对柳青、路遥、陈忠实等黄土派作家的代表作了分析，他们风格上的共同之处可概括为：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史诗追求，这是符合流派形成规律和标准的。同时，“任何文学流派都是充满动态感，都始终处于不停顿的变化中，都是艺术个性和艺术共性的奇妙契合，其范畴、成员和作品的界定和认定，始终是一个模糊值，只能是一个模糊值。”[10]48根据这一原则，陕西的其他作家如杨争光、王宝成、冯积岐、李康美等，他们某一时期或某些作品具有上述共性，也大致归于这一黄土文学流派。但是，陕西的其他作家虽然与上述作家某点风格相似，但总体差异较大，很难归于这一流派。我们可以大略作如下的区别和界定。 首先，看“陕军”第二代领军人物之一的贾平凹，其作品以《废都》为界，前期的散文、小说基本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农村生活，但艺术风格是不同的。冯健男20世纪80年代初在《漫谈“白洋淀”派》一文中写到：“远在陕南山区的贾平凹所写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很有些孙犁作品的味道和气息，简直可以归入‘白洋淀派’了。”[15]李建军认为，“贾平凹受柳青影响较小；他身上更多的是南方人的气质!因此更倾向、更容易接受沈从文、孙犁的影响。”[3]356评论界在论述陕西作家的共同特点时，大都用括号作“贾平凹例外”的提示。他后期变化更大，或尝试意象手法或探索寓言表现，艺术描写对象也向城市转化，几乎一个作品一个风格，很难用一种模式概括。所以，贾平凹不属于黄土派，也不属于任何流派，贾平凹就是贾平凹。 其次，再看势头正旺的叶广芩、高建群、红柯、爱琴海、寇辉等青年作家。叶广芩以写清代皇家贵族后裔的命运和生活为主要特色，是带有贵族文化气质的作家。高建群、红柯等以写西部著称，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西部风格。爱琴海与寇辉则表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他们风格各异，构成“陕西文学大省”异彩纷呈的文学风景，他们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流派，但与黄土派相去甚远。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对黄土派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定义：黄土文学流派是发轫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于八九十年代，由柳青开创，路遥、陈忠实等继承并不断发展、突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叙写黄土地上农村的社会历史文化、时代变迁，追求史诗品格的作家群。他们是陕军的一部分，是陕西文学中的中坚力量和文学主流，他们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精神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并具有重要地位，他们虽然形成时间漫长，队伍不是很大，但他们是正在进行中的不断发展壮大的典型的现实形态的文学流派。 三、黄土文学流派的现状及研究意义 流派研究，实际上是以风格研究为基础的综合性全方位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不仅能对创作实践和文学运动的总格局、总趋势，进行群体性的认识和把握，而且能够透视文学创作与时代精神的融汇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特别是它还能在多层次、多趋向和多品类的比较中，对现实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施以正确的认识，做出科学的判断，进行能动的指导。这便是对现实形态文学流派研究的实际意义。 十余年来，陕西长篇小说的崛起带来了评论的空前繁荣，无论从数量、质量到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均为世所罕见，使陕西的长篇小说评论向纵深化、广阔化乃至成熟化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陕西的文学评论还缺乏对长篇小说的总体态势、特点、优劣及趋向等整体现象的研究，特别是对以风格为基础的流派研究不够，没有形成气候，虽然许多论者对“陕军”、“陕风”的研究具有流派学意义，但由于陕西作家群创作题材、创作手法、艺术风格差异较大，很难准确把握总结出他们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对当前的文学创作指导性不强。应当看到，陕西作家已经形成或可能形成多个流派，其中以柳青、陈忠实、路遥等为代表，以黄土文化为背景，视文学为生命并不断创造“史诗”的作家群，不仅是陕西“文学大省”的主要支柱、主体力量，而且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典型的文学流派。总结他们创作特点、经验得失，探究他们的创作道路、文学渊源，弘扬他们的艺术追求、创作精神……对于陕西文学持续发展、不断创造辉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纵观陕西文坛近年的现状，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路遥、邹志安两员大将的英年早逝，陈忠实身兼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作协主席两职，事务缠身，几位有实力的作家把精力转投影视等等原因，陕西第二代小说家艺术创造的突发性和暴发力目前已经消退，数年的沉寂显露出陕西文坛后继乏人。 事实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已走向成熟的陕西第三代青年作家队伍阵容是庞大而整齐的，每年都有数部作品问世，2001年，叶广芩的中篇小说和红柯的短篇小说获得中国作协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但整体而言，缺乏境界阔大、思想成熟、技术圆熟的“拳头”作品，影响力不够，毕竟文学的竞争是质而不是量。按理说，这一代作家应该不存在评论家对上代作家指出的文化底子薄、视野狭窄、手法陈旧等缺陷，也没有那代作家创作环境条条框框的限制，为什么出不了“拳头”作品呢?社会的、客观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柳青对社会时代变革的深刻把握以及深入生活的实践功力，没有路遥为文学献身的英雄精神，没有陈忠实那种对黄土地厚重历史文化的钻探深度和对文学的虔诚态度。所以，继承宝贵遗产，发扬优良传统，仍是陕西文学再度辉煌的良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学思潮、文学花样如何翻新，文学最基本的精神、传统只会发展，不会过时。陕西作家要想有所作为，柳青、路遥、陈忠实们走过的道路是最靠得住的。黄土文学正在发展，黄土文学流派不是昨日黄花，它是正在发展中的现实流派。这也是倡导黄土文学流派研究的最终目的。 世界煌煌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的发展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文历史息息相关，而时代与人文历史对文学、艺术等不同形式的影响是同一的，也是同步的。近年来，西安美术学院对以刘文西为代表的“黄土画派”的研究已经起步，“陕西省黄土画派研究会”于2004年宣告成立，该课题此前已被列入学院研究课题计划并列入美术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刘文西以展示陕北黄土地上的人物和领袖系列的人物画奠定了他在中国画坛的大师地位。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从江南来到陕西，从此陕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与黄土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足迹遍及陕北的山沟、高坡、窑洞、农户人家……，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辛艺术探索，终于开创并形成了以刘文西为代表的黄土画派。 “黄土画派研究会”以人物画为主，尤其以表现黄土地人物风情兼及山水、花鸟为主的特点为研究重点，站在民族文化和当代文化背景下，审视地域文化与民族总体文化的关系，分析黄土画派在地域文化和民族总体文化中的地位，揭示具有地域美术特征的黄土画派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存在意义。目前，该项课题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 比较刘文西和柳青，从他们投身艺术的时代、生活源泉、艺术思想、艺术风格、创作精神、创作成就等方面看，都是相同和相通的。实际上，他们都是忠实实践《讲话》精神并取得累累硕果的艺术大师。由此不难看出，黄土文化对于文学、艺术具有共同的影响力。同时，黄土画派的确立，也为黄土文学派的创立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必要的有力佐证。 [参考文献] [1] 蒙万夫.略谈柳青的生活创作道路[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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