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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地域文化的研究，日益兴盛，正在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大亮点。在汗牛充栋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品中，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发起主持的“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很有特色、引人注目的一种。 在我国各省、区中，浙江面积不大，但是历史文化资源深厚，可以说居于全国各省、区的前列。由春秋战国到近、 现代，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浙江产生过众多的文化名人，为我们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创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粗略的统计，元、明、清三代，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思想家、艺术家、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等，也都占有很大的比例。到了20世纪，浙江更是人才辈出，犹如满天星斗，放射着奇光异彩。为历史上文化名人树碑立传，就是发掘和总结我们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浙江乃至全国的文化建设，无疑都会产生积极的有益的作用。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共有102部，其中古代文化名人传51部，20世纪文化名人传51部，包括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史学家、科学家、藏书家以及宗教人物等，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有不少堪称杰出的代表。可以看出，这些名人的入选是经过认真推敲的。我看到五种人物传记，分别是《论衡之人——王充传》、《风孰与高——于谦传》、《大河安澜——潘季驯传》、《子才子——袁枚传》、《走出象牙塔——蒋梦麟传》。这五位传主都是很有贡献的文化名人。王充是汉代杰出的思想家，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于谦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诗人，民族英雄；潘季驯是明代享有盛名的水利学家，对黄河治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清代的袁枚，鼓吹性灵说，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校长，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后来又在台湾推行土改，为台湾经济起飞打下基础。为他们立传，加以表彰，无疑是合适的。 综观五种传记，资料翔实可以说是它们的共同点。这是首先值得肯定的。《于谦传》的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则力求从第一手的史料出发，呈现给读者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于谦。”这是《于谦传》的追求。作者曾撰写《于谦年谱》、《于谦研究资料长编》等著作，有很好的资料基础。其他几部传记在这方面也有充分的准备。《潘季驯传》的作者说，“当真正动手准备撰写的时候，才知道困难重重，这主要是来自资料方面的问题。”(见该书《后记》)为此她对潘氏的著作作了细致的调查，有不少新的发现。《袁枚传》的作者对传世的袁枚著作，作了认真的考订。 这五种传记的传主都是名人，以往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要想有所突破，并非易事。五位传记的作者作了很大的努力，力求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有新的进展。王充是个大思想家，但有关他的传记资料却很贫乏，“以往的成果，多为思想研究性文字，有数的几部传记无不简略为之”。作者却能另辟蹊径，换个角度从王充的著作《论衡》中搜集素材，写出一部别开生面的以时间为序、具有写实风格的王充传记(《王充传·后记》)。《袁枚传》的作者表示写作此书“只求有所出新”，除了新资料的发现利用外，他不同于前人将传主视作思想家的观点，明确只把袁枚“作为一个乾隆时浙江籍的文化人来研究”。(《袁枚传·作者的话》)其他几种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认真的探索。 人物传记的写作，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既要求科学性，又要求可读性。《于谦传》的作者说：“在行文中，力求做到学术性和通俗性、可读性和准确性的融合。”综观此书，作者确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蒋梦麟传》的章节标题生动，文字叙述流畅。《王充传》有许多哲学命题，《潘季驯传》涉及水利技术，都是专门之学，两位作者却能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袁枚传》作者“更注重的是袁枚的平民生活和他的文化活动”，对于读者无疑有吸引力。 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人物传记的写作很难做到完美无缺，这五种人物也都有其不足之处。但无论如何，集中推出百部文化名人的传记，是一项很有规模的文化工程。它对浙江的文化大省建设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学术界的地域文化研究也是有力的推动。浙江文化名人众多，衷心希望主事者能认真总结经验，更进一步，编出第二批、第三批名人传记出来。 原载：光明日报2009-10-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