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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克朗在他的《文化地理学》中认为：“地理”这个术语的意义就是书写世界，也就是把意义刻在地球上。周大新以南阳盆地这一地理区域为写作背景，以这一区域的文化景观为叙述对象，写出了一系列“南阳盆地”小说，向世界展示了独具地域色彩和文化魅力的乡土叙事。真实的文化景观的书写是周大新地域经验的文本显现形式，这构成了他小说一种个性特质，因而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审视周大新文学活动的生成与意义就具备了阐释的可能。 景观一词原意是指风景、静物、景色。由于地理现象有两大类，即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所以景观也分两大类：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对文化景观分类的方法很多，一般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对应在周大新的南阳系列小说中，其以区域体验为基础而建构的文学文本当然也表现为这样两种。 周大新曾说过，楚汉文化的粗犷和浪漫构成了南阳独特的地域文化。在他的作品中，这一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几乎成了一种永恒的背景，一种不可或缺的意象。这具体体现在精神-心理层面和民间艺术-技艺层面。南阳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楚汉交界地，其文化是楚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产物。楚文化浪漫想像和炽热深沉、忧国忧民的现实感情，汉文化博大沉雄和经世致用的理性内涵， 形成了南阳人富于地域色彩的精神气质和心理内涵。它们滋养出作家本人创作的史诗意识和理性精神， 也使其作品具备了瑰丽奇异的整体基调，并以温情赞扬和理性批判的两极写作予以显现。这些非物质文化景观首先表现在以文物、史志、神话、传说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以居民日常生活习俗、节日庆典、祭祀、婚丧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以及以人际交往为表象的道德伦理文化。像《老辙》《屠户》《明宫女》《怪火》《向上的台阶》等，这些作品展示了人物形象由于因袭传统负累、囿于盆地意识而在行为思维方式上表现得消极落后。但作者更多的则是表现在这一地区人民精神特征中积极肯定的一面，如开放进取、革故鼎新和坚强刚毅等，这在《汉家女》《第二十幕》以及《湖光山色》等作品的女主人公身上都可以见证。其次，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技艺和传统工艺技术的文本呈现上，有反映南阳烙画工艺的《烙画馆》、玉器玉雕的《玉器行》、石磨香油的《香魂塘畔的香油坊》；而《步出密林》源出于新野县某地世代流传的训猴耍猴技艺；《铁锅》既是对久负盛名的南阳马山铁锅铸造技术的艺术再现， 更是对战国时代就兴起于古宛城的冶铁工艺的炫示；“百年南阳系列长篇”的《第二十幕》中尚吉利丝绸世家的创业和奋斗， 既是对南阳丝绸纺织手工艺充满激情的文化书写，又是对该地区肇端于西汉时期的优质柞蚕养殖业的文学记忆。 不仅如此，构成周大新小说地域经验的还有他对于南阳盆地的物质景观的文化书写。建城于春秋时期的南阳，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物质文化遗产，如汉代冶铁遗址、汉代画像石刻、武侯祠、医圣祠、张衡墓等；也包括建国后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诸如西峡县发现的大面积恐龙蛋化石、淅川县境内楚始都丹阳春秋墓群、被誉为“中国长城之父”的楚长城遗址等。近年来，淅川县境内的丹江口水库风景区以亚洲第一大水库和南水北调的渠首源头为世人关注。所有这些物质景观构成了南阳特有的文化地理环境，也成为周大新南阳小说主要的创作原点和重要的写作资源。他把它们作为尚待解读的文本，然后又以文学文本的形式加以构建和显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是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多边复合，所以走进周大新的“ 南阳小说”世界，我们常常会看到周大新如同一名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那样专注于该地区的历史文化景观的考辨与描述， 藉此获得进入地方历史的通道，并实现着对现实的理性诉求。在还原南阳区域文化图景的过程中， 作者从历史文化景观的当下存现出发，丰富着他的“南阳小说” 系列，如反映南阳汉画像石的《左朱雀右白虎》、南阳黄牛的《伏牛》、南阳药材的《山凹凹里有一种乔木》等，而这一点在《湖光山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湖光山色》是在楚王庄这一乡村聚落地理范畴上进行的乡村叙事，文本是在还原区域文化图景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主要涉及了三个显在的地理景观：南阳淅川县境内丹江口水库风景区、该县境内楚始都丹阳春秋墓群、被誉为“中国长城之父”的楚长城遗址。《湖光山色》中被叫做“丹湖”的地方，就是丹江口水库风景区，在小说中作为南水北调的渠首源头被多次指认；在叙事过程中周大新以考古学的叙述方式认真地考证了楚国首都丹阳的所在地，以出土文物推证了楚王庄的历史渊源；而从楚长城的全线分布情况看，绝大部分都在南阳境内，绵亘在包括周大新邓州老家在内的八个县域，相对长度一千余华里。毫无疑问，丹江口水库和丹阳古都为小说提供了人物活动的具体空间，而原始古朴、粗糙笨拙的楚长城则是小说情节推进的重要元素。抽去这三处地理景观，也就失去了故事的发生发展场域，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的性格就失去了先天禀赋(暖暖)和后天变化(旷开田)的文化生态环境依托和社会历史依据。 应当说，与另一位出生成长在伏牛山区的河南籍作家阎连科相比，周大新更注重地理心理图谱的自觉运用和表达。在他的“南阳系列”小说中，南阳及其境内县区的真实地名和这些区域内的真实景观一直是主要的场景构成要素。而在阎连科的“耧耙山”系列小说中，耧耙山是一个虚构的地理单元，一如他的“三姓村”“ 受活庄”一样，作者显然不愿意把伏牛山中的家乡嵩县当作一个真实的地区，作为构建文本空间的出发地。可以概括地说，在文本的建构中，阎连科注重人/事”关系的叙述，而周大新则以其真实的地域经验注重“人/地”关系的描写，在实际的地名地域中获得创作的真情和实在感。这可能是源于他对故乡南阳山山水水的挚爱之情内化和沉淀成一种无意识的结果。“南阳”这个地理空间既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的家园，也是真实可感的精神的家园，两者在他的小说中融为一体，没有任何间离性。当然这也许是周大新作为一个自觉的怀乡的“地理学者”的偏好所致。如果说地理学者的写作一定会遵循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在此意义上，周大新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作家。 周大新这种强烈的地域文化经验生成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从现象学和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是先于个体的存在，任何个体都是文化传承中的一员，都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传统文化形成他的“前理解”和“前结构”，这种影响和制约不仅具有历史维度，也具有空间维度。换句话说，个体出生和成长的具体地域、具体的地域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个人的“前结构”，也通过成长经历和生活阅历塑造了他的“后天” 理解，这些综合作用，形成了个人独特的“地域经验”。当一个作家用自己独具魅力的文学形式把这种地域经验书写出来的时候，真实的和被建构起来的地理物象和文化景观就必然呈现在这部作品中，文化地理学也就成为对其进行多种解读的一种可能。所以，英国地理学家达比认为：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不仅如此，文学作品还以其充满情感结构的主观性，关注和透视着这一地区的社会结构、居民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风土民情等文化图景，揭示和解释着这一地点与空间的独有的文化特质和社会意义。因此，出生地就是乡土作家创作历程的大本营和前进基地。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周大新的每次乡村叙事都是一次回家的历程，都是朝向故乡的一次精神扎根，也是对故乡地理空间的一次温暖的想像和构建。如果说周大新写作时所具有的对地域经验的激情源自精神回归的热望，那么，不厌其多地书写家乡的文化景观则正是他对自己文化之根的谱系编撰。 原载：《文艺报》2009年12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