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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兴化作家的小说创作，其富有特质的叙事伦理和叙事艺术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想兴化文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现象，除了大家比较关注的文化渊源、题材选择、语言风格等原因外，其叙事特质同样不能忽视。置于当下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之中，题材广泛的兴化小说创作至少在三个领域表现出极富特色的叙事独创性。 首先是以底层的逻辑进行底层叙事。底层写作无疑是当下文学的一大热点，与乡土山水血脉相通的兴化作家尤其也非常关注这一题材领域。但与流行的底层叙事伦理颇有不同的是，兴化小说家的底层写作不是知识分子式的居高临下的同情，更多的是一种广博的人道主义的悲悯，这种悲悯基于深切的体味、咀嚼和根基扎实的想像；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意于站在一种虚拟的底层立场上一味叙写和批判社会大环境对小人物的挤压，而是对底层人生本身的复杂性也进行着必要的反思，甚至对其自身愚昧的心理层面加以揭示。 例如王兰小说集《其实你救不了我》中的篇什大都属于此列。其中《两三年光景》的主人公小妹考上了大学但不能上，因为家中不能为她缴学费，而且她也只是被亲生父母丢弃后来被人抱养的，温馨的亲情和爱与她几乎无缘。她从此步入社会，先是去朋友开的理发店做活，后来在男友张阿根的驱使下慢慢地走上卖淫的道路，成为一个身心皆无保障的底层女性。像许多这个年龄的姑娘一样，她本来对爱情保留着真心和幻想的，然而她的牺牲并不能使她免遭被欺骗并被男友抛弃的命运。后来，她有了一次重整身心重新做人的机会。她被介绍进了一个小厂子，打算与喜欢她的小老板结合。然而阿根再次找到她，阻止并威胁她追求新生的选择，切断了她重新做人的希望。绝望之下，她杀了这个生命中曾经最重要的男人。只“两三年光景”，一个姑娘就这样从一个还算正常的轨道走向了毁灭。而最终导致毁灭的直接动因不是别的，恰恰来自于同样处于底层的一个男人。《其实你救不了我》，写的则是一个不堪丈夫欺凌从家中逃走并最终自杀的女人的故事。这里的叙事伦理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底层的复杂情状被揭示出来：非法的人贩子给人带来了活路，非法的买卖婚姻反而有真实的感情，值得让一个女人去追求。这不能不让人深思。二是主人公虽然有不幸的遭遇，但并非只有死路一条，她善良但缺乏心计，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又缺乏足够的勇气，其悲剧固然有外在的原因，但自身的保守与愚昧也是令人痛心的。这表明，谁都救不了我，真正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其次是以民间的逻辑推动民间叙事。民间叙事不能只是凭籍知识分子式的民间想像和立场借用，更应该从种种不同的深微的民间逻辑里发现历史和文化。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便没有过多地关注外在于民间的历史大环境，带有很强的风俗史的特质。而且，它也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它追逐的是那种变中不变的文化底蕴，和那来自民间生活的自然流程。比如写到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小说主要写了村支书因喊出“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难过三分钟”这样的话而被撤职。对于天下大事，民间自有民间的理解方式和反应方式。另如朱辉的长篇小说《白驹》写的是以故乡为背景的战争题材，其叙事伦理在民间逻辑的推动下却通向作家本人萦绕于怀的一个感悟：“战争给老百姓留下的只有灾难与伤痛，他们除了不断地失去不会有任何的收获。”这无疑是一种令人震憾的叙事效果。 再次是以生活的逻辑演绎基层叙事。兴化作家的小说叙事还涉及到一些非常独到的领域，或许可称之为基层叙事。也许是许多兴化籍的本土作家本来就不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专业作家”，更不需要专门去“体验生活”和“深入生活”，因为他们本来就深入在生活中，因生活的感触之深与审美的冲动之烈相撞击而有了这些创作。这使得这些小说不仅呈现出一些文坛上少见的叙事领域，而且大大加强了其反映生活的深广度。刘春龙的长篇小说《深爱至痛》便是极为独到地叙述乡镇合并的题材。一个千年古镇即将被不起眼的渔村乡合并，暗流涌动，权力与文化，爱与恨纠缠于这一场风波之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另如周飞的长篇小说《沧浪之城》以洪卫从读中学到上大学到当中学教师直到当上副校长的过程为主线，将校园生活与社会变革，主人公的成长成熟与起伏跌宕的感情纠葛结合起来，营造了一个沧浪不息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说，上述底层叙事、民间叙事和基层叙事的独特性既形成了兴化创作的重要审美本质，同时也表明它们是对抗新潮和流俗的写作。 原载：《文艺报》2009年12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