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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香港文学，最重要和最需要的入门书，莫过于一本香港文学书目了。目录之重要，正如现代文学史家郑振铎在为孔令境《中国小说史料》作的序中所说：“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间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而于初学者，这种‘版本’‘目录’，尤为导路之南针，照迷的明灯。”但这方面的书，过去一直没有。国内没有，香港也没有。 香港青文书屋于今年1月推出的《香港文学书目》填补了这一空白，从研究需要来说，对于这样一本书，真是盼望已久了。 这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四十年代的张爱玲作品到九十年代香港文学书籍约二百本的书目与评介，第二部分是五十年代至1995年10月的香港文学书目。后一份书目中，除按年代辑录各家出版机构的出版物书目外，又有“香港文学选集书目”、“香港文学评论研究书目”这样两个专题书目，书中还有张爱玲、金庸、梁羽生、西西、李碧华等12位作家的著《编、译》作目录。 这本书给我的第一个惊喜是，评介部分的书籍，绝大部分有原书封面的插图和相关的出版资料，包括某些绝版已久、难于见到的书籍。各位评者在该书目录下介绍了这本书的类别、内容、风格特色、影响及被不同媒介改编、流传变迁的情况，这样就为关心香港文学的读者、研究者发掘和保存了珍贵的史料。例如，从书中可知，五六十年代香港有哪些著名的作品，最近几年，又有哪些新书。可以知道“百木”是力匡写《阿弘的童年》所用的笔名，熊式一的《天桥》在1960年由他自己从英文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这样一些信息假如你不知道，且不说确定研究选题和资料搜集范围，就是进了图书馆也够你一阵好找。 然而这本书不仅是提供了寻求的线索，我觉得其重要特色还在于书中对作品的研读和评介。这一点使这本书超出了一般工具书的价值，毋宁说它是一本主要由一群年轻作者执笔撰写的书评集，这些书评含蕴了今天的读者对老书、新书的品味，提出了不少富有研究潜力的新锐见解。例如，马国明评金庸作品说：“在金庸的小说里，武功的意义不在于招式，还有作者自己也未曾理清的隐喻。武功和身分问题，武功和小说的进程也就前后不同，翻来覆去了，这也是金庸武侠小说最有趣，最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周蕾读五十年代一部广播小说——冷魂的《慈母泪》，亦不止于讲出今天读来作品明显的欠缺，她从新的视角切入，并有新的发现：“作者以一个守寡妇人作为全书的叙述主体，”“这个以一个贫穷、单身抚养子女的女性为中心的结构，是《慈母泪》至今仍然前卫之处。”也斯评昆南《地的门》，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在技巧的创新尝试以及题材的本地化方面的开创性，他还提到该书在装帧设计上的意图，“卷首列出后界神话，然后留有九页空白，大概是呼应小说中的后羿射九《射的九方月亮》的神话吧。”近二百篇书评，每篇的作者都力图表达出研究性的心得，这在整体上构成了这本书目独特的风貌，它以内蕴的史识、见解，勾勒出半世纪香港文学史的面影。 上面说的都是我的惊喜，但另一方面，也有遗憾。因为这本书并不叫《香港学评选》或《香港文学书目选介》，而是以《文学评选）或《香港文学书目选介》，而是以《香港文学书目》为题。作为一本书目著作，也就有一个书目类书的标准问题。我感到，这本书在入选的书目、评介的书目方面，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例如，四十年代的书籍，只有张爱玲、黄谷柳的作品入书目评介，但张爱玲作品这条目中并没有列出《传奇》这本书的香港版（励行出版社）的出版时间。而如果以写作时间为入选标准，书目中又没有收入如萧红、戴望舒同一年代在香港写的著名作品。再则，在第二部分“香港文学书目”中录入了老舍的《饥荒》、张恨水的《山川小品及其它》、沈从文等的《北京的回忆》（第268页），杨绛的《干校六记》（第286页）；这些作家与该书前言中的“香港文学”的界说则并不相符。书中列入了张爱玲等十二位作家的著译书目，这十二位又是依据什么理由获得较详细的介绍呢？依前言所示，他们“著作较丰”，然而比他们数量更丰者应该还有，至少可举亦舒为例吧。又或者说标准是“集中在严肃文学方面”，那么，严肃文学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就严肃文学而言，又如何衡定一个作家的创作数量？ 我想，产生这些间题可能是由于我与该书的编者对“书目”的理解不甚一致。我理解的书目包括所有香港作者（曾在、现在香港生活的）所写的文学书籍，而从这本书的前言来看，这本书目缘自近百位香港文化工作者所推荐的十本香港文学书籍。这个推荐书目与文学出版物的实际状况显然会有出入，导致我所感觉到的这本书作为书目著作的遗憾。遗憾在于，入选评介、书目的标准不清晰，评介部分体例也不统一（有的列出了参考资料索引，有的没列）。 从目录学的角度来说，目，主要指一部书的篇目；录，是一部书的叙录，是对成书经过、校勘情况的叙述和作者、书籍内容的介绍、评价。我觉得《香港文学书目》的精彩之处在录，即为录人的书所作的提要方面，遗憾之处在目，即入选之书数目、篇目不足。还有，在编者那里，好像值得一录的书就有评介或列入书目，不值一录的书就不入书目。这样，号称“香港文学书目”就有录之不全的问题了。一本书自身的文学价值如何，可以录（提要）中指出，亦可留给后人讨论；但作书目，不妨考虑因循旧例，“求遗书于天下”，“条其篇目”。研究不能求全，但书目是应该求全的，书目是工具书，书目的作用是书评、史著不能替代的。 编写更全面的“香港文学书目”毫无疑问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青文”出的这本书目是一块奠基石，仍引郑振铎先生多年前为那部史料著作所说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借以表达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读者的感慨：“有了一部良好的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目录，可以省掉许多人的暗中摸索之苦。我们都是经过了‘摸索’的境界，吃尽了苦的，故对于‘版本’‘目录’的编著者，往往是抱着很大的敬意的。这一种为人不为己吃力的工作，略知学问的门径的人，都得拥护他们，帮忙他们，敬重他们。” 原载：《出版广角》199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