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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惊讶兴化有这么多的作家作品。兴化的文化传统深厚而丰富，这一传统涉及的方方面面很多，文学、史学、经学、训诂学，以及美术、书法、民间艺术等等。新时期文学以来兴化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作家，与这样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认识兴化文学的意义显然有多种角度。我们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去谈，从这个角度看，它有几重背景。宏观的是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中观的是里下河地区、里下河文学，微观的就是兴化。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探讨兴化文学的特点、成就与贡献。我们还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谈，在当今乡村重建的背景下去认识其意义。 兴化文学现象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文学现象是因为有它的风格特征。在我看来，兴化的作家在创作上相对的一致性就是对乡土的执著。他们对土地、对兴化的风土人情近乎偏爱，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他们总是努力将原生态的东西展示在人们面前。兴化的作家以整体的方式，以集体书写的方式，目标一致，前赴后继。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写作的取向，更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呈现，是一种文化守成。兴化处于江苏里下河的腹地，水网密布，历史上一直以农业和水产为主，这一传统的生产方式至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这给兴化的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讲，它的价值是会越来越重要的。现在，城市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乡村进入了全方位的衰退。农村是一个自然存在的生态，农村不仅是农民生产的场所，也是他们生活与生命延续的地方，他们不仅在此创造物质，更要创造、寻找与获得意义和价值，因此，乡村的衰退将意味着乡村文化的衰退，文化将进入到城市的单质化时代。而从中国文化的传统讲，乡村不仅为自己生产文化，而且是城市文化的供给地，所以，乡村的破败与消退不仅使自身的文化面临困境，也表明都市文化的水源地进入了枯寂。 所以，乡村文化的重建在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这当然是一个社会行动，在其中，文学的书写不容忽视。比如，不能小看了兴化作家作品中的风俗描写。知性地与艺术性地描绘民俗风情并不是文学的最终目的。汪曾祺将风俗看作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他还说：“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互交流，溶为一体。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看到风俗的这些内涵与功能在兴化文学中都得到了体现，由于风俗是建立在自然、生活、劳动与血缘的基础上的，在规范与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具有坚实而隐秘的作用，是道德、生活习惯等等的集中体现，它实际上以生活的具体方式参与了乡村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的培育、塑造、修复甚至重建。这是乡村地域文化中潜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社会学家刘铁芳指出，“传统的乡村教育体系正包含着以书本知识为核心的外来文化与以民间故事为基本内容的民众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外来文化的横向移植渗透与民俗文化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学校正规教育与自然野趣之习染相结合，专门训练与口耳相授相结合，知识的启蒙与乡村情感的孕育相结合，前者的不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后者来弥补。当外来文化与乡村文化相对平衡时，两者能和谐地作用于个体，使其既成为外来文化的接受者，又成为本土文化价值的继承与阐释者，本土文化价值能有效地活化、彰显于他们身上，成为他们成长的重要因素。”在毕飞宇、朱辉、刘仁前、顾坚等作家的笔下，乡村的许多礼仪都有生动的呈现。其实，从本质上说，风俗就是一种仪式，是一种文化记忆，是我们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之一，相对于其他形式，仪式的记忆更加经典化。这些作家笔下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仪规、礼俗与程序实际上都是一些特殊的文化文本，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虽然五里不同语，十里不同风，但在一定区域与社群范围内，通行的礼俗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通过外在的符号、工具、程序以及组织者的权威而具有强制性，会营造出特殊的氛围，而使参与者在哀伤、敬畏、狂欢与审美的不同情境中获得行为规范、道德训诫与心灵净化。 兴化作家的这些书写是为了留住乡土的种子与根茎，他们在纸上已经开始了乡村重建的工程。试想，如果我们对乡村的建设都按照单一的现代化与城市化来进行，如果乡村的土地上已不存在真正的农民，如果我们倡导的价值理想完全悖离了乡村的传统，如果我们的乡村教育毫无乡村的本土资源，特别是，如果保留着乡村文化秘密的风俗都从我们的记忆中删除，那怎么可能重建真正的乡村？ 原载：《文艺报》2009年12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