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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犹如炒菜，作品既要“味道可口”，又要有“营养”。李怀荪先生的《湘西秘史》（作家出版社出版）正是这样一席口感与营养俱佳的湘西神秘文化的“盛宴”：洋洋洒洒120万言，会让你“吃”得如醉如痴，使你对湘西的人文历史有新的认知，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演变有更多的思考。 “口感”：“香咸酸辣”相得益彰 湘西菜是湘菜和川菜的“杂交”， 香、咸、酸、辣兼而有之。《神秘湘西》同样兼有“香”、“咸”、“酸”、“辣”风味，吊人胃口。 风味炒菜未入口先闻其香。《湘西秘史》首先引人入胜的是其故事情节，一开篇即让读者“陷”入故事的旋涡。全书运用传统章回小说的手法，以湘西浦阳一带张、刘、龙、麻、石五大家族的恩怨情仇为经线，以张复礼、刘金莲、麻大喜、阿春、龙永久等市井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纬线，故事纵错复杂、明暗交替，大故事套小故事，环环相套，让人牵肠挂肚。每个故事有伏笔、有高潮，多处设置戏剧性噱头增强趣味性。如结婚“大喜”之日，新郎张复礼最忌听到“大喜”二字，因新娘刘金莲与小木匠麻大喜有染的传闻总是在他心头挥之不去，可偏偏前来贺喜的宾客总是：“大喜！大喜！”亦庄亦谐，令人啼笑皆非。 智者说“爱情如盐”，再好的珍馐没有盐将平淡无味，几乎所有优秀长篇小说都与“盐”调味有关。在笔者看来，《神秘湘西》中爱情元素的感染力与《红楼梦》相当，所不同的一个是对“诗礼簪缨之族”梦幻般情爱的喧染，一个是湘西山野原生态男欢女爱的再现。与宝玉、黛宝、玉钗的“三角恋”相比，张复礼、刘金莲、麻大喜之间的恩爱情怨更让人揪心。“张少爷”图一时快活让苗女阿春怀孕，未婚妻刘小姐因此移情麻大喜，于是张刘结婚后在内疚、思念的折磨中悔恨终身；麻大喜为了刘金莲的幸福，忍痛割爱远走他乡，八年后遇情人有难又倾其所有施救，最后隐入禅门，深情大爱感天动地。除刘金莲外，众多乡间、市井女性的情感世界写得真切细微：阿春失身于张复礼的终身愤郁，潘小芸死前对张复礼的绵绵怨艾，阿彩对麻大喜一厢情愿的执着与尴尬，兰花主动献身火儿的热烈与羞赦，“三姨太”萧碧玉逃婚前“生不如死”的床第难言之隐，风尘女子红玉晚境独守孤灯的悲戚，寡妇邬月娥通宵达旦赤身裸体“满地摸铜钱”的无奈，等等，一个个如诉如泣。其中性爱描写咸而不苦、甜而不腻，如刘金莲“坐月子”后与丈夫“最投入的一次”，巧用一个“鲶鱼钻洞”比喻，即显淋漓尽致而又不粗俗，就像欣赏画家笔下的裸女给人只是美的遐想。 “望梅止渴”是因为人们知道梅子是“酸”的。从屈原的《九歌》到沈从文的系列散文，世人知道湘西有着太多的神秘，究竟是怎样一种神秘，猎奇者同样会来口水。小说对湘西“赶尸”、“放蛊”、“辰州符”、“粘粘迷药”、“神鸦送船”、“千年白蛇精”、“梅山虎匠不能左手摸女人私处”等种种奇闻异俗作了详尽的演绎。虎匠石老黑与阿春热恋时犯了“用左手”的禁忌，果然最终死于猛虎。尤其是“粘粘迷药”，这种药“只要在女人身上沾上那么一点点，那女人便会不顾一切跟着男人走，不管他是老是少，是穷是富，是乖是丑，都会与他厮守终身”。大家闺秀刘金莲献身又矮又丑的麻大喜，如花如玉的灵芝嫁给麻大喜的父亲麻老矮，似乎都是麻家的“祖传秘方”在起作用。种种奇情幻境，都在是与不是之间，犹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运用讽刺艺术是小说的又一特色：蜡树湾杜家的儿子因感风寒，做法事“探病”，越“探”越严重，接着“接亲冲喜”，在洞房之夜一命呜呼。张、刘两家是浦阳镇有名的礼教之家，可少爷调戏丫头、小姐私通苗汉的丑闻就出自这两家。作为“头牌大户”的张家，主要香火继承者张钰龙竟然是麻家寨的“野种”，而张家“亲血脉”却成了土匪窝石老黑的儿子。镇上另一头面人物龙永久阳萎不举，得知“三姨太”与其儿子通奸怀孕，为保全面子竟主动去张罗“保胎药”。浓浓的“辣”味，加上不时移入方言俗语插科打诨，读来余味无穷。“香”、“咸”、“酸”、“辣”相得益彰，应该说能够满足一般读者的消遣要求。而“湘西盛宴”让人百吃不厌的还在于其“原料”本身的苦涩与甘甜，即作品的文化底蕴和乡土气息。 “营养”：神秘湘西的文化解读 历史上的湘西之所以“神秘”，是因为众多文化现象有异于人之常情或有悖于“人之常理”。全面、科学地揭示湘西人文秘笈，就是小说提供给读者的基本“营养”。 湘西有巫山、巫水，是中国农耕巫傩文化的重要发源地。黔阳高庙遗址出土过距今7000多年与农耕文明有关的凤凰陶画，古《山海经》中有关于巫山部落群男群女长夜野合同欢的记载。战国以后的2000多年，由于土著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长期对立，“旧不与中国通”，使得许多原始虚幻的巫傩文化在这里得以传承；也由于长期封闭的大山环境，人们安于现状，能够沿袭上古农耕社会的宁静与和谐，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或许是其真实写照。元末明初的改朝换代彻底打破湘西的平静，连年战乱造成“人口锐减、田园荒芜”，继而“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大批江西人随军戍边迁入湘西拓荒、经商。清代中叶特别是1840年以后湘西大门洞开，西方商业文化伴随鸦片一并涌入。正是本土农耕巫傩文化、“西帮文化”（即江西人带来的汉民族生产生活文化）、现代西方商业文化三者的碰撞与融合，使原本神秘的湘西变得更加神秘。 以土著苗族为主要载体的奇风异俗是湘西神秘文化的核心。小说对包括“赶尸”、“放蛊”等巫俗傩技在内的本土文化做了全方位、大容量的描述，诸如吊脚楼下的饭稻鱼羹，侗鼓寨的“歌场”与“款场”，古老“麻阳船”返往于沅水的浪漫与艰辛，“古道虫帮”年复一年远道“采办蜡种”的悲壮与苍凉，苗药与巫术兼容的医疗之道，以及铁门槛“土匪吊羊”、麻家寨“倒家瘟”、清浪滩“神鸦送船”、浦溪河上“男女同川而浴”等等，无所不及，并尽可能给出历史背景或作出科学解释。湘西白蜡生产源于先秦，宋末以后之所以出现“古道虫帮”，是因为气候的改变使“云南出子不出花，湘西出花不出子”——“子”即分泌蜡花的小蚧壳虫。再如“赶尸”，文本中虽然描述了巫师“鞭赶”虎匠尸体行走回家的怪事，但同时介绍历史上还有一种掩人耳目的赶尸方法，真真假假，让读者自己去思考。 张、刘两大家族是“西帮文化”的主要载体。明代中叶，他们的祖先身怀经营木材的绝技“龙泉码”，走长江，溯沅水，落户辰州，凭着“江西老表”特有的精明，经过近百年拼搏成为湘西商业强势群体：刘家的“元隆木行”享誉千里，张家却凭着“顺庆油号”成为最大的桐油商户。在他们的影响下，于是浦阳镇有了“三街四十八弄”，有了万寿宫等十八大帮会和十八大作坊，有了“围鼓”、“目连戏”和“辰河高腔”，有了窨子屋太太、小姐们的“三从四德”，有了苗婆对汉人“放蛊”的传闻，也有了浦阳镇“是一块被吊死木排”的风水传说。 相对于“西帮文化”的和风细雨，西方文化的冲击则如冷水滴入油锅。当八国联军攻打京津，以身殉国“罗大将军”的灵枢运回乾州时，沿途“四乡八里一片呜咽”；当英国人到辰州传教、办医院，乡民出于对“异端”文化的反感，将两名传教士活活打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辰州教案”。与此同时，以经营鸦片为主业的“贵州客”龙家迅速发迹，与张、刘两家结下冤仇。而张家则将“顺庆油号”的生意做到了武汉、镇江，与英国商人詹姆斯拉上了关系，并与“江汉船王”攀上了“亲家”。商海的明争暗斗与中华礼仪及古老巫傩的交汇，构成近代湘西的光怪陆离。 表面看，小说故事从清同治六年浦阳镇由张家“值年”筹办西帮祭祖“上会”活动开始，到宣统三年张家再次筹办“上会”结束，时间只有44年。但通过大量的背景介绍和倒述，实则揭示了明清时期湘西社会变迁脉络和湘西神秘文化的全貌。 “1+1＞2”：神秘湘西“演义”引发的历史反思 出自湘西南会同的李怀荪先生，长期从事民俗研究和戏剧创作，收集了大量湘西人文典故和原始巫傩资料，据说原来的计划是写一部“五溪（湘西）文化史”。正因为如此，小说涉及的社会形态、历史事件、地名沿革、山水地貌、民俗事项，以及大量巫傩民俗仪式所取的神词、咒语、文疏等都是真实可靠的，对有存疑者还加了引注；只有小说故事情节和故事中的活态人物是虚构的。小说具有学术文史专著等同的史料价值。这是作者对地方文化史写作的大胆尝试，或可称之为“文史演义”。 单纯的文化解密只是小说“营养”初级形态，由此引发的思考才是“滋补”读者的终极表现。在笔者看来，“1+1＞2”，正是近代湘西多层次的人文生态与小说虚构人物喜怒哀乐的有机结合，提升了文本的研究价值，让读者有了更多的感悟和思考。 看完小说闭目回思，笔者感受到一种社会衰败的酸楚，历史轮回的沉重。浦阳镇的几大商户最终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一个个“树倒猢狲散”，有过300多年繁荣的浦阳镇因“大木排风水”受到宝塔牵制而江河日下，不得不将繁华转让给沅水上游新兴的洪江。浦阳镇的兴衰是中国近代社会缩影，是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回光反照”。如果没有外敌的入侵，没有西方文化的渗透，周而复始的朝代更替和社会动荡是否还会延续？我们又何如去吸取历史教训？从小说中我们感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专制与中庸，也看到中国古老农耕文化所蕴藏的某些民主理念。如侗族村寨的“款约制”，类似西方的议会制，重大事项的定夺由全民“合款”和“开款”。历史上的湘西正是依赖这种“款约制”维护着社会的稳定与平和。如果我们的儒家文化能从古老农耕文化吸取更多营养，中国的历史进程也许会少一些波折、多一些顺畅，少一些血腥、多一些祥和。 男欢女爱、儿女天伦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但人类的婚姻审美观既有本能的一面，也可能因人文生态的改变而有所变化。出于传统礼教之家的张复礼把女人的童贞视为男人的尊严，总是因妻子婚前与小雕匠有染而耿耿于怀，对非亲生子张钰龙总有一种不适应，以致忧郁终身。而虎匠石老黑明知阿春婚前有身孕却视而不见，对非婚生的火儿视为己出，并在火儿受到猛虎威胁时为其献出了生命——按土著传统，女子带孕结婚是一种“美事”，婚后生下的儿女就是“正宗”儿女。旧时一夫多妻司空见惯，妻妾地位悬殊，“江汉船王”的女儿娄听雨因受西方文化影响，并不觉得做“三房”低人一等，只是追求一种真爱，不允许丈夫与原有家庭来往。由此看来，“爱情自私”是一种本能，但人们对配偶婚前的苛刻并不是人的本能；“血缘”也不能等同“亲情”，血缘不可复制而亲情可以培养。 细细玩味，小说似乎对“贫与富”、“恶与善”也给出了新的解读。作者笔下的湘西土著民族，一个个重情重义，不贪财慕富，即是被生活所迫的土匪也极具同情心。“土匪婆”阿春遇事总是能以心换心为“情敌”刘金莲着想，但当愧悔当初的张复礼给她巨额补偿时，她当场将“银票”撕毁；其儿子火儿本可以继承张家的部分家业但不为之所动，作为巫师他倒是为张复礼尽心地做了一通“道场”。浦阳镇上的那些富户，却越富越贪，越富人性越冷漠，金钱似一个“染缸”会把人心染黑。本是麻家“血统”的张钰龙，继承了张家的富贵后，为了一个“桐油配方”竟不惜断腿，装成乞丐。经营鸦片的“爆发户”龙永久更成为“阴险”与“丑恶”的化身。但也许是因果报应、也许是心态使然，恋财者最终不得安宁：张钰龙“聪明反被聪明误”，终究因为“桐油配方”事件的后遗症而远走他乡；龙永久最终被蛇师捉弄，被吓成疯癫病。做为湘西本土文化的续承者——善良、正直的火儿，虽不能大富大贵，却能凭着知足常乐的心态去享受人生。这不禁让人想起《儒林外史》的开卷语：“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误。” 笔者以上的思考，是不是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小说作者曾坦诚表示，他并没有考虑这么多，只是想写出那段历史时期“湘西人真实的生存状态”。或许文学的真谛就是人性与文化的形象表达；或许《红楼梦》、《悲惨世界》等之所以成为名著，就是因为它们没有固定的思想主题。 任何一种佳肴难调众口，任何一部优秀作品总有遗憾。以笔者的欣赏习惯，感觉《湘西秘史》叙述性文字嫌多而给人的生活现场感受不够，部分叙述太白、太露，与同类小说相比，似乎缺少沈从文《边城》那种神韵和隽永，缺少陈忠实《白鹿原》那种凝炼和含蓄。再者，文本引用民俗史料过多，可能影响作品的可读性。但因为它选取了中国历史变革和中华文化演变的重大题材，加上创作艺术大胆的创新，即使存在某些不足，仍然是当代“中华食谱”中一席不可多得的“湘西盛宴”，断然会流芳后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