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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作体载，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地方志的内容和形式都不断得到完善，各朝代对于方志的纂修，也是经久不衰，一朝胜于一朝，终于形成了中国古籍中极有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所以，历代目录书，无论是官目还是私目，都著录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志书。本文拟就地方志在历代书目中的归属问题做一些探讨。 自先秦至隋唐，这是中国地方志的萌芽、发展和趋于完善时期。战国时期出现的《山海经》、《禹贡》，汉代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应劭的《地理风俗传》以及但望的《巴郡图经》、晋常璩《华阳国志》及挚虞《畿服经》、南朝的两部方志集：齐陆澄的《地理书》和梁代任昉《地记》，隋代郎蔚之《诸州图经集》，虞茂《区域图志》以及许善心的《方物志》，唐代李泰《括地志》，贾耽《海内华夷图》以及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这些志书，勾画出了地方志发展的一个大致轮廓。在这个较长的时期中，地方志的内容范围尚不固定，宽狭不一，体例上也还不完善，不统一，在名称上更是芜杂，传、记、志、图经、图记、图志、志乘等等并用。这都反映出地方志发展的不成熟，因而导致了在目录中的归属极不一致。当然，方志归属的混乱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这一时期，尤其是在这个时期的前一段，目录书自身也是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分类体系既不固定，也不统一。这两方面原因的结合，使地志图书[1]的归属更加杂乱。 汉代刘歆的《七略》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分类目录，它的分类体系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七略》虽已不传，但《汉书·艺文志》除把《七略》中的辑略分散到各略及各子目之后外，基本是照搬了《七略》。 我们借《汉书·艺文志》来考查一下《七略》的分类体系。 因书少不能单立一类，而把它们隶于其他相近似的类目，这是《七略》的一条立类原则。诸如《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即《史记》)之类，并非属于春秋家学，也不都是编年体的史书，但在当时，这种性质的书不多，而它们又类似于《春秋》，于是就都附列到六艺略春秋家之后了。地志图书也属于类似的情况。《国朝》七卷，大致是关于西京郡国形势的记载[2]，因《七略》未立地理类，无类可属，就把它附于数术略形法类《山海经》之后了。形法类收录的书，只有六种：《山海经》十三篇，《国朝》七卷，《宫宅地形》二十卷，《相人》二十四卷，《相宝剑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其小序言：“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可见，“形法”就是据事物的形状、气色，以侧度其吉凶祸福，颇类似于今天的“相面术”之类。 后世把地志图书归入史部，这在《七略》中已见端倪。虽然《七略》把《山海经》、《国朝》、《宫宅地形》等归入数术略，而未将其与《太史公》等书一起隶附于六艺略春秋家之后，但数术略本身实与“史”有联系，后世史部的形成也受到了数术略的一定影响。《七略》数术略序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日：‘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数术略的六个属类：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是按职业性质分类的，形法下的诸书也具有为观看风水方位的“地理先生”所参考使用的专业性质，《宫宅地形》便是关于风水方位的书，所以，这些书归入形法也是必然的事情。 《禹贡》历来被看成是地方志的滥觞，但它是六经之一的《尚书》中的一篇，在那个时代，《七略》不可能把它分析出来归入到更合于它的性质的类目，所以便与《尚书》一起归入六艺略了，这也无可厚非。 《七略》以后，目录书分类体系的发展出现了两个在形式上有明显区别的流派：一派沿袭《七略》的传统，出现了刘宋王俭的《七志》、梁阮孝绪的《七录》、隋许善心的《七林》等。另一派发端于魏郑默的《中经》，晋荀勖《中经新簿》因之，这便是四部分类体系的开始，这一体系发展到《隋书·经籍志》，基本达于完善[3]。 王俭的《七志》，分为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图谱七类，另附佛道，实为九类。其中的阴阳志，大致相当于《七略》之数术略，因《七志》不传，故难以明了到底都收有一些什么样的书，想来该包括一些风土水文之类的著述。值得注意的是，《七志》立有图谱志，该志专记地域及图书谱牒[4]，这可以看作是地志图书专门立类的开始。《七志》以后不久，出现了中国目录学史上另一部重要的书目——阮孝绪的《七录》。 《七录》的分类体系较以前的各种书目都有了较大的创新，它分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包括佛法录、仙道录，凡七录五十五子目，在这里，史书专门列为一类，据阮孝绪《七录》自序(见于《广弘明集》卷三)云：“刘(歆)王(俭)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这是图书分类史上的一大进步。在记传录中复分为十二个子目：国史、法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这与后来《隋志》史部的分类相差无几，或者可以说，《隋志》史部的分类体系是来源于《七录》。其中子目土地，收书七十三种，八百六十九卷，这又是后世史部地理类之渊源。实际上，土地部的设立与当时地志图书的增加是分不开的，据《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三)记载：“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当时地志图书的繁多，于此可见一斑了。可惜的是，《七录》早已失传，只有《七录》的序言和类目靠唐释道宣的《广弘明集》才得以留传下来，然各类具体收有哪些书今已无从知道了。另外，在《七录》术技录中立有形法部，估计其中当收有一些类似于《国朝》、《宫宅地形》的书籍。 《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二)：“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正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这是四部分类法的萌芽，史书开始专门立为一类。晋元帝时李充依《中经新簿》编成《四部书目》，更换了乙、丙两部图书的次序，建立了四部分类法的承制：经、史、子、集。《隋书·经籍志》吸取以往诸家书目之长，终于使四部分类体系达于完善[5]，并确立了四部的名称。 《隋书·经籍志》是唐太宗时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所修《五代史志》的其中一志，分四部四十类[6]。史部子类有十三：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地理类，以《山海经》居首，收书凡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地理单设一类而又隶附于史，对于《隋志》编者来说，是有理论根据的。《隋志》史部总序：“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明于天文地理，乃是史官必有的才识。史部地理类小序又言：“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之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周则夏官司险，掌建九州之图，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达其通路。地官诵训，掌方志以诏观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观妖祥。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三国，使同其贯。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扰邦国，周知九州之域，广轮之数，辨其山川林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及土会之法。”可见，地志图书，在古代皆为史官所掌，并与其他史书一样，同起着教化百姓、安邦治国的作用，地理书隶于史部，这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另一方面，地志图书到这一时期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内容上与史书特别是地方史有了更大的交叉，诸如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等内容的增加，这也促使把地志图书归入到史部。 《隋书·经籍志》是中国目录学史上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而史部地理类的设置则结束了历代书目中地志图书归属的混乱局面，在以后的书目中，无论是官目还是私目，是使用四部分类法还是另立新法，地方志大多都归入史部地理类中。 《隋志》以前地志图书归属的混乱，目录分类体系的不完善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来自地志图书本身内容范围的不固定和体例的不够完善。 隋唐以后，历宋、元、明诸朝，这是地方志发展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地方志的数量急剧增加，体例逐渐达到完备，统治者也充分认识到了地方志对于加强自己统治的重要意义，每每敦促修纂方志，例如宋代《祥符州县图经》的修纂，《元丰九域志》的修纂，元世祖时《大元一统志》的修纂，明永乐年间《大明一统志》的修纂等等。这都反映了统治阶级对地方志作用的认识的加深。宋太平兴国年间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乐史在奏表中自称：“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图籍极权，莫先于此。”《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史(乐史)进书序议贾耽、李吉甫为漏阙，故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祐《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先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书而大变”。所以，《太平寰宇记》是地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地方志内容范围的基本确定和体例的趋于完备。 这个时期，也是书目编撰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四部分类体系被确立为正统的类分图书的方法。史志书目，无一不是沿用四部，即使是私编书目，除个别例外，也大多没有突破四部体系，而在这个别例外中，把地方志单立一类而不隶于史的，又是个别中的个别。 《隋书·经籍志》以后出现的官私书目，官目诸如唐代毋煚《古今书录》(《唐书·经籍志》与此同)，宋代宋祁《新唐书·艺文志》，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元代托克托《宋史·艺文志》，清初张廷玉、王鸿绪《明史·艺文志》，(依据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修成)，私家书目诸如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等，无不遵守四部体系，而地理类的书籍也都隶于史部。《隋志》以后，四部体系是书目分类之正统，而地方志入地理类，地理类隶于史部，这又是地方志归属之正统。这个时期，突破四部分类体系而又达到一定水平的，当首推郑樵《通志·艺文略》。 《通志·艺文略》收古今书目著录的书籍为一篇，全略分十二大类一百五十五小类二百八十四子目。其十二大类是：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类。史类下分十三小类，这十三个小类较《隋志》并没有什么创新，不过郑樵在第十小类地理下复分出十个子目：地理、都城、宫苑、郡邑、图经、方物、川渎、名山洞府、朝聘、行役、蛮夷，共收书四百五十部五千一百四十卷。把地理类书籍细分到这样的程度，以前还没有人做过，这不能不说是郑樵的一大开创。郑樵对地理类的细分，并不严格，在今天看来也并不见得那么合理，地方志内容上的综合性、广泛性，使它往往不能归入到一个合适的子目中。按照郑樵的子目设置，有些书实际可以同时归入到许多个子目中，例如郑樵把许善心的《方物志》、《隋诸郡土俗物产》归入子目地理，而实际这些书也可以归入子目方物。图经和图志本无太大区别，而郑樵把图经单列、子目，而把《隋诸州图经集》归入此，实实此书归入子目地理(郑樵把今天叫做一统志的那些书归入此)也末尝不可，但郑樵毕竟是开了地理类细分子目的先河，并且对后世书自地理类的细分产生了影响。 明代是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繁盛时期，目录书大量出现，尤其是私家目录。以明英宗时，杨士奇等人编的《文渊阁书目》为开端，出现了一些不守四部成规的书目。只是这些书目，往往任意新创部类，虽也有一些较为合理的创立，但也造成了许多弊端。其中较重要的几部：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全目分三十九类，其中包括“古今志”、“旧志”、“新志”三类，皆为一级类目。 明武宗正德三年陆深《江东藏书目》，分十四大类，第十类“诸志”，收山经、地志一类的书籍，与经、理性、史、古书，诸子、文集、诗集、类书、杂史、韵书、小学、医药、杂流、制书诸类并列，同为一级类目。 嘉靖三十年孙楼《博雅堂藏书目录》，分十七类，类十“志书”把方志别为一类，亦与经、史、子、集等类并列。 沈节甫《阮易楼藏书目录》，分十二类，类八“志”，与经、史、子、集、别诸类并列。 万历三十三年，孙能传、张萱、秦焜等人，将文渊阁所藏书籍编为《内阁书目》，其类目设置，参考了上述诸家目录，分成十八部：圣制、典制、经、史、子、集、总集、类书、金石、图经、乐集、字学、理学、奏疏、传记、技艺、志乘、杂部。官修书目采用性样的分类体系，实属历代所仅见。在上列诸书中，有些类目的分合实属不当，如总集之别出于集部，圣制、典制、史、奏疏之分别。然志乘、图经别出吏部而单独立类，这较以往是一个进步。也是地方志自身发展完善的一个标志，地方志终于以自己独特的体制、内容及作用而立于百科之林。 清朝是地方志发展的最高峰。地方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编写质量上都远选超过了以前历代，在现存的一万种左右的地方志中，有近80％修于清代。编修方志的兴旺发达，也促进了修志理论的研究，在方志纂修理论上取得最高成就的，是章学诚。而清朝的书目实践和目录学理论的研究，也同样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在清代，出现了一部集历代书目编纂之大成的著作，即以纪昀为总纂修官修成的《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自》初稿成于乾隆四十六年，经修改补充，于乾隆五十八年由武英殿刊版印行。《总目》是采用了正统的四部分类体系，全书分四部四十四类。其中史部分十五类，类十一地理，地理之下复分十个子自，其小序云：“……今惟程泰去甚，择尤雅者录之，凡芜滥之编，皆斥而存目。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辩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若夫《山海经》、《十州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这十个子目的设立，对总目编者来说，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实际上，居十子目之首的宫殿疏并没有单列一类的必要，它仅收有两部书：《三辅黄图》和《禁扁》，加上存目也才不过五部十四卷。该目的设置只是出于编者对帝王和对传统分类法的意重而已。宫殿疏后案云：“《太平御览》所引，有汉宫殿疏，刘知几史通所引，有晋宫阙名，皆自为记载，不与地志相杂，今别立子目，冠于地理类之首。”这可见《总目》的墨守成规了。其它不合理之处也还很多，如把杂记、外记、游记分设三目，它们的界限就不够明了，《总目》把《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异域录》等记述外国风土人情的书入于“外记”，而这些书就不见得不能入于游记。另如《山海经》入子部小说而不入地理，也并非完全在理。我们今天称作“专志”的那些书，如书院志、寺院志之类，《总目》多将其入于“古蹟”，这些书院、寺院虽属古蹟，然把此类书籍入于子目古蹟似为不当。然而，《总目》终不愧是我国书目之集大成著作，地理类子目的设置，虽与郑樵《通志艺文略》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渊源关系：如“总志”之于“地理”，“宫殿疏”之于“都城宫苑”，“都会郡县”之于“郡邑”，“图经”、“山川”之于 “川溪”、“名山洞府”，“外纪”之于“蛮夷”等，然而《总目》是大大超过了《郑略》的。《总目》的子目体系，基本上做到了类目名称明确，使各子目的收书范围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界限，使多数地方志书都有类可归，而且比较恰当。《总目》地理类的子目体系，对后来以至近现代书目地理类的细分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注释： [1]这里用“地志图书”这个词似乎更精确一些，因为当时的地方志实是一些地志、图经之类，与今天一般所理解的“地方志”的概念还有较大区别。 [2]关于《国朝》的详细内容，因此书早佚，今已不可知，沈钦韩《汉书疏证》引隋志：“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故言：“《国朝》者，疑此是也”。 [3]这几部目录的分类，并不都是严格的四分，《隋志》便在四部之外，另附佛、道。 [4]当时的地志图书，多以图为主，文字只用以说明地图，故这种书有可能归入“图谱志”。 [5]在《隋志》中，佛道未入子部而列为附录，这固然是其不足之处，然并不影响其四部分类体系的完整。 [6]原书序中说有四部五十五篇，实际是四十篇。 原载：《图书馆学研究》1985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