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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少数民族作家一席谈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省份，除汉族外，还居住着48个民族，各民族历史悠久，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习俗。也是文学创作的灵感和源头。而“贵州少数民族作家具有一股文学的力量，是代表着贵州文学主力的。黔北作家群，乌江中下游作家群，都以少数民族作家为主体。”(喻子涵语) 近日，我们采访了几位我省杰出的中青年少数民族作家，倾听他们对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思考。  加强民族文化传承与交流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源泉，少数民族文学以其亲近于大众的方式让人们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因少数民族文学而得到彰显。两者是互补的。 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传承与交流并不多，但已经有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在做这方面的探索与尝试。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在全国而言，比较于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等等母语创作者来说，还有相当的差距，这差距体现在对于自己民族信仰与民族传统的了解、继承与热爱上。多年来，贵州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由于长期受汉族文化影响，各民族特征在同化中，甚至一些少数民族习俗被误读为汉族习俗民族的特征在消失，民族的信仰在消失，同化的部分越来越多，贵州作为多民族省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没有得到真正显现。所幸这些年以多彩贵州为体现形式的少数民族文艺作品越来越多，这让我们贵州的每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都感到振奋。 肖勤，女，仡佬族，1976年生，贵州遵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代表作有小说《暖》、《金宝》、《霜晨月》等，作品多次获奖。  注入更多故乡情结 完班代摆，原名龙志敏，1964年生于贵州松桃，苗族。著有散文集《松桃舞步》、《牵着鸟的手》等。《松桃舞步》获第九届全国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2009年第四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荣誉奖。 完班代摆认为，少数民族作家要想在全国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要在作品中注入更多的故乡情结。故乡情结是和作家所处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的。每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背景。而这种文化背景就决定了作家的写作立场。沈从文有湘西，贾平凸有商州，阎连科有耙耧山，阿来有嘉绒，马尔克斯有马孔多，勒克莱齐奥有乌拉尼亚。“而我的文化背景就是松桃，或者说是松桃的苗族文化。这样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的写作就是对松桃苗族文化的捍卫和坚守。”完班代摆说。 完班代摆坦言，为了写作，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了星罗棋布般安顿在松桃大地上的村村寨寨，曾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是最底层、最边缘的一类。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过，他们又总是心存梦想，总是能从破碎中萌发新的希望，其喜怒哀乐无不实在得生动感人。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探索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挖掘他们厚重的历史内涵，用优美凝重的文字激活这片土地的神经和人们的意志，去点亮热心于这片土地的读者们的目光，让情感和思想的不懈飞翔划开时间的羁绊，使这片土地和人民与永恒相接。他说：“只有这样，我的写作才有特别的意义。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够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才能够融入到这片神奇的土地中去，我的写作才会生发出许多独特的风感、独特的土地感和独特的生命感。”  地域作家要有“民族气质” 喻子涵：本名喻健，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土家族，贵州沿河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写作学会理事。出版有《孤独的太阳》等多部散文诗集，先后获得“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等。 贵州少数民族作家具有一股文学的力量，是代表着贵州文学主力的。黔北作家群，乌江中下游作家群，都以少数民族作家为主体。但是，贵州少数民族作家要在全国有一席之地，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喻子涵说，“尽管我们有许多原创的能力，但是暂时难以进入主流视野。” “民族气质”是一个地域民族作家必备的一种气度和品质。这种气质，应是一种宽阔的胸襟和高远的视界，既能清醒地识别地域人文传统的精深和博大之处，又能运用地域民族文化资源作为思维的材料使其放射独特的文化光辉。所谓民族气质与世界眼光的融合，正是这样的效果。那么，关于“世界眼光”，就是要有大文化的思考，要善于接纳和融入先锋意识、多元文化，要能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本民族进行全新审视。他说，其实一个地域民族作家，总是要背着地域和民族的行囊，行进在现代性和世界性的长途大道上。  民族作家更须坚守 赵剑平，原名赵明鸿，1956年10月生，贵州省正安县人。仡佬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作品获全国民族文学奖、国家民委“骏马奖”、“人民文学奖”特别奖等奖项。 作家是创作的主体。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品质取决于少数民族作家本身有没有民族文化土壤培育出来的器质性的东西。有的少数民族作家可能只是一个身份，骨子里其实缺乏民族的魂魄，写写风俗是可以的，真要表现民族的特质，却力不从心。 谈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他认为整个少数民族文化，也就有如这些穿越山野的小径，独具魅力，自由自在;尽管没有通天大道那样的气派与坦荡，却具有一样的尊严。而较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也许比这种情形更有意思，或如荒山野岭的茅草路。而唯其寂寞与冷僻，无限风光只有走这小径的人才能体会。 “诚然，这小路走起来很艰难，但对于走在路上的民族作家们来说，这未必不是一种命运。小路是我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未来。它承载的不仅是我们的情感，也其实包括我们的理想。实在地说，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存在是离不开这些小路的。而路的存在，其实也是人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坚守的是一条自己的小路，却肩负的是一种神圣的使命。”  写出世界承认的作品 王华，女，仡佬族，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小说集《天上没有云朵》，获得过多种文学奖项。 少数民族作家本来就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这一席之地是“少数民族作家”这个称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称谓事先画好一个圈儿，然后把人往里头放。这看起来似乎是特殊照顾，就像“妇女儿童”这个称谓的性质一样。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是被人们不自觉地边缘化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是少数民族，但他们因为成名了，民族身份往往就被人忽略了。就像“居里夫人”往往被人忽略她是一个女人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被称作“少数民族作家”的原因，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被人忽略了民族身份。 每一个作家最想做的可能不是“为了争得一席之地”，更不是“在全国争得一席之地”，他应该是希望写出好作品，写出世界承认的作品。因此，不论是不是少数民族作家，他们都得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除了努力，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大有可为 刘照进，土家族，1969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作品多次获奖。 作家要在全国(或某一个地域)获得一席之地，只能靠“作品”说话。少数民族作家必须克服文学心理上的“自闭”和文学眼光上的“自大”，以及文学修养上的“自恋”，才能处理好“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关系。沉入本民族文化的深处去寻找“根脉”，去发现和书写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贵州少数民族作家在进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将贵州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向外进行了传播和展示，是一个互相影响和补充的关系。从目前来看，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全国相比，还是处于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虽然，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方面，贵州少数民族作家获奖的数量还不错，但是没有出现足够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这当然不是说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深厚，而是贵州还缺乏更大气量的作家。正因为巷井打得还不够深，所以宝藏还被深埋着。因此，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大有可为。  “很贵州”就“很中国” 赵卫峰，白族。诗人、评论家。中国作协会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于贵州毕节县。诗集《蓦然回首》获贵阳市政府文艺奖，诗歌批评集《当代诗观察》获贵州省政府文艺奖。出版有白族史学专著《贵州白族史略》。 赵卫峰认为，贵州少数民族作家本来在全国就有“席”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置身主流与潮流，而不随大流，清醒地保持自我与主体性，坚持与众不同的思维习惯。他说：“阻碍少数民族作家群体提高的主要问题，是认识与表达两方面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作家的思想文化参照物太模式化，这也形成了认识与表达的模式化。从持续被动地对"乡土文学"的复写与模仿习惯不能看出这点。” “最远即最近，出发地亦是目的地!要保持和发扬"贵州性"意识其实"很贵州"做好了，其实也就是"很中国"，也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最好实践。”赵卫峰说。 对于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局限，他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创新度。目前贵州少数民族作家“守成”大于“创新”的情况，与全国性文化及文学情况有明显距离;二是区域认同感，贵州是一个移民区域，“移民”推进了黔地文化交流与融会，在这种实质属早期城市(镇)化的进程中，移民与少数民族的文化整合多限于民间和局部反应，大家对内欠缺对“贵州”的认同感，对外也使“贵州”缺乏整体的文化形象感;三是对城市环境的和解与理解。由于历史时期移民的主因是生存与生活，加之区域经济文化等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使得贵州少数民族文学突出了制度性文化的牵引力，限制并延长了本土市民性文化的成熟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