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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贾植芳、俞元桂两位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经过30多人的努力，历时10余载，终于出版了。这是学术界一件盛事，我们应当大书一笔，感谢各位编纂者的劳辛！此书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印数3000册。排印精良、装帧大方，在目前能够出版这样的大书，我们于佩服出版社领导的远见卓识之外，还应当感谢他们的肯于化费血本！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是部切合实用的大型工具书。它用书目的形式，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32年的全貌，可称为一部简略、可信的现代文学全史。目录学，是中国传统研究方法中，很发达、很被重视的一门学问。历代正史中，都有艺文志留存；而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中国旧籍书目的集大成者，中国现代文学早已成为较为定型的专科研究，文学史也出版了若干部，而总书目却到今天才有了这一部。对学术研究来说，这将是莫大的贡献，它不仅能给广大研究者提供方便，并能佳惠于后代。我们在评论这部总书目时，首先要肯定其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认识它在学术进程上的价值与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也并非无可挑剔的，它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贾植芳先生说：“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一次性的。”但愿是这样的！全书称为总书目，著录应力求齐全。而全书不收理论批评书目，就不是全目了。单就创作和翻译说，恐怕遗漏的也不少，是需要加以补充的。《凡例》规定：著录各书，“原则上以初版时间为准，未见初版本的，以所见的最早版本为据。”这当然表现了编寨者的求实精神，也是找不到初版本时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但如此处理，毕竟是一个很大的缺欠，同时也影响了书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总书目在体例上，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这往往是集体项目难以避免的毛病。例如，短篇小说集按例应有子目，实际上有不少注明短篇小说集后，却没有列出篇名来，象丘东平的《沉郁的梅冷城》等就是的。这是著录时的疏忽，还是未见原书，列不出篇名呢？其他排校上，也还有重要的错讹，需要订正的。 在贾植芳先生为总书目写的《序》中，这样说：“限于主客观条件，其中漏失、错误和不足之处，当所难免。现在以出版物形式公诸社会，除了让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至于文化史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外，也就是希望通过公众的检验、议论和指正，加上我们自己的主观努力，使它能得到不断地补订修正，而臻于至善”。这段话说得真好，是求实的科学精神。我们的同行，都应当关心和爱护这部大型工具书，参加对它的议论和补正工作，以期不久的将来，出版一部修订本，成为一部权威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就是本着这种精神，下边谈些具体内容，算是对总书目的小小补正，供诸位编者参考。 2编纂总书目，没有遗漏是很难的。现依据个人有限的见闻，做些补遗工作，算是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先说创作部分的遗漏书目： 《艳阳天》，曹禺著，电影剧本，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5月初版。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之一种。《吴玉章的革命故事》，何其芳著，长篇传记，海洋书屋1949年版。为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第一辑之一种。此书还有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9月出版本，书名为《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1955年5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星火集续编》的“新一版”时，收入此篇，内容略有增删。《幸福》，仓夷著，通讯报告集，东北书店1948年11月初版。详目为：《前言》(亚当、郭戈奇)、《写在<幸福>前面》、《幸福》、《反“扫荡”断片》、《无住地带》、《边界上》、《李雨》、《爆炸英雄李勇》、《小女工》。《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孩子剧团编，长篇报告，汉口大路书店1938年4月初版。这是一本介绍孩子剧团的报告文学集。详目为：《几句必须要说出的话》、《孩子剧团宣言》、《孩子剧团团歌》、《孩子剧团公约》、《孩子剧团的组织及经过》、《怎样管理我们自己》、《我们是怎样到武汉来的》、《团员小史》、《团员日记》、《外界对我们的印象和批评》。书名为郭沫若题，书中有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邵力子、冯玉祥等人的题辞及孩子剧团的照片多幅。 冰心的著作，单行本之外，30年代北新书局出版了《冰心全集》，按之一《冰心小说集》、之二《冰心诗集》、之三《冰心散文集》分册印行。40年代，巴金在《冰心全集》基础上，编为《冰心著作集》，由开明书店出版，亦为三册单行。总书目著录了这六册书的五册，遗漏了《冰心诗集》，为冰心著作集之二，开明书店1943年9月初版。如果说因为它与北新版的《冰心诗集》没有增加诗篇，而不予著录，起码应在相关处加以说明，否则是一处不足。 翻译部分，我发现遗漏了三种，补充如下： (l)《死魂灵残稿》，果戈理著，鲍群译，东南图书公司1948年l月初版。《死魂灵》第二部，作者临终前烧毁，残存五章。鲁迅先生翻译时，译完两章半便因病搁置，没有译完。鲍群将鲁迅没译的两章半译出，经许广平介绍，登在《鲁迅风》第19期上，署名鲍鹤群译，该刊1939年9月5日出版。八年之后，才以单行本面世。 (2)《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著，艾思奇译，读书出版社出版，版权页上没有出版年月。据艾思奇传记材料，此书为30年代在上海所译。 (3)《波尔塔瓦》，普式庚著，余振译，诗文学社1946年9月出版，为“诗文学”副刊之一。.诗文学社40年代创立于重庆，出版丛刊及丛书。抗战胜利后，魏荒弩回到北平，将丛刊复刊，并出版了《波尔塔瓦》等。此诗由余振从俄文译出，为较早的一个译本。 3总书目著录各条，需要订正和补充之处，恐还不少。下边谈几点看法，算是对这部大书的补正。 第一，高尔基的《母亲》，在新文学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对于这样有名的版本，总书目的著录，欠准确，是不应该的。上海大江书铺出版《母亲》，是分做两册的。1929年10月为第一部初版，1930年11月第二部初版面世。总书目在720页上，没有注明为“第一部”，1930年项内，也没出现《母亲》第二部初版的字样。两册译者均署沈端先。《母亲》出版后，得到读书界好评，却不久即遭禁。据夏衍说，当时书店以为是因为封面上鲜红的血迹而遭禁，便印了淡绿色封面的第三版，但出版后还是被禁止发行。后来，书名改为《母》，译者改署孙光瑞，由开明书店1936年9月初版。此书总书目有著录，但在孙光瑞署名后，没有注明为夏衍。这不好，难免使不熟悉情况的读者，认做两个译本。 第二，我认为，总书目著录各书，应以第一个版本的初版为依据，特别是那些较为著名的版本或常见版本，是不能以其他后出版本凑数的。例如，鲁迅翻译的《十月》(A.雅各武莱夫著)，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2月初版，为鲁迅主编的“现代文艺丛刊”之一种。这个版本，也许不常见；但关于它的出版情况，读书界非常熟悉。总书目在797页，却把《十月》放在1939年出版，出版处为鲁迅全集出版社。这就太不应该了。又如，孙用翻译的《勇敢的约翰》(裴多菲著)，总书目837页，著录的版本为福建东南出版社1945年4月初版，条目下还有插页。其实，孙用此书，是鲁迅帮助他出版的，应为湖风书店1931年10月初版，那著名的《<勇敢的约翰>校后记》，就收在《鲁迅全集》中。总书目不著录湖风版《勇敢的约翰》，是常识范围内的失误。因为，解放后《勇敢的约翰》曾由人民文学出版大量印行，那版本的渊源，就明白地写在书中了。 就本人所见，总书目中还有几处非最早版本的，也附带写出来。总书目371页上，有茅盾的《杂谈苏联》，版本为：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年8月初版。我手头的一本，则是致用书店1949年4月初版，书上有茅公赠人的题字，当是最早版本。总书目372页，有刘白羽的《光明照耀着沈阳》，著录版本为：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9月出版。我手头一本，则是新华书店1949年5月出版。封面与总书目的插图一样。在总书目331页上，著录有殷尘所著《郭沫若归国秘记》，为言行社1945年9月初版。据一些文字材料表明，此书初印本名《鼎堂归国实录》，上海说文社1941年10月初版。且据说与《郭沫若归国秘记》有所不同。我手头也只藏有“归国秘记”，但材料上说，范用先生有《鼎堂归国实录》的复印本。若按总书目体例，似应两书并录，那么“归国实录”便是一个遗目了。 第三，将我发现的一些明显错误，开列如下，供各位编纂者参考。周作人的《谈龙集》，1927年12月由开明书店初版，总书目161页著录为北新书局，是错的。下边那个插图，就对了。总书目390页著录的《我离开十字街头》，过于简略，且有错误。此书为《狂飙丛书第三》之“第一种”，作者署名培良，而非向培良。总书目认为它是短篇小说集，却开不出篇目来。它并非短篇集，乃是一个中篇小说，用第一人称记叙三个青年学生离开北京南下的沿途见闻，用今天的说法，这是篇记实小说。总书目479页，对《骆驼祥子》的表述有误。此书第一个版本，1939年3月初版，由人间书屋发行，接着6月又再版一次，我手头所藏，就是这个再版本。总书目有“现代长篇小说丛书”的著录，是不确的，因为《骆驼祥子》由人间书屋出版时，并没编入什么丛书，书的扉页上，仅注明“长篇小说”字样，而且人间书屋也没出过“现代长篇小说丛书”。《骆驼祥子》的第二个版本，是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11月初版本，列为巴金主编的“现代长篇小说丛书”的第十种。巴金编的这套丛书很有名，出版过很多文学史上著名的长篇，这个版本的《骆驼祥子》多次重印，较为常见。但不该将这个丛书的名字，加在人间书屋版的《骆驼祥子》上，因为那不是事实。总书目555页，将白羽的长篇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印成了《十二金钱钞》，请再版时改正。此书出版时，我正在读高小，当时街摊上的热闹情景，记忆犹新，因此是不会错的。 第四，还有两点也写在这里。鲁彦的《野火》，出版于30年代，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种。到40年代末，改名《愤怒的乡村》，由中兴出版社列为“中兴文丛”之一种出版，扉页标明为鲁彦遗著。这次出版，由夫人覃英做了某些改动，但它依然是《野火》的改名重印。总书自按体例两书均著录，但缺少必要的说明和照应，也许不熟悉文坛情况的人，会看做两书的。总书目294页，著录了唐弢的《短长书》，为北社1940年12月初版。这一条目注出了上海建文书店1947年4月出版的增订本目次。我手头一册《短长书》，为上海南国出版社1947年4月初版本，目次与出版年月，均和建文书店本同。不知这两个增订本是什么关系，记得50年代在东安市场买此书时，同时也有建文版的出售，我加以比较后，购买了南国版的这一册。为什么选此弃彼？今天却已记不得了。现介绍这个版本，以广见闻，供留心此道的朋友参考。 4盗版书(包括各种不负责任的选本)是现代出版史上一个复杂的现象，也是编纂书目时极难处理的向题。《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采用了有书则录、不加考辨的办法，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我觉得，如按此原则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远远没有将盗版书收罗净尽，遗漏之书目为数恐不少。 我举些材料加以说明。唐弢先生在《翻版书》(收入《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80年9月出版)一文中，提到五种署蒋光慈著的翻版书。它们是：《碎了的心与寻爱》，上海爱丽书店1931年印行；《最后的血泪及其他》，上海美丽书店1931年印行；《一个浪漫女性》，北京爱丽书店1931年出版；《夜话》，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三对爱人儿》，上海月明书店1932年刊行。据唐先生考证，书中内容，或为蒋光慈短篇小说的改名，或为他的长篇的节选，或为其他人小说的改名、改作者，七拚八凑而成。在总书目中，仅有《碎了的心与寻爱》见于著录。叶子铭的《访美所见几种茅盾作品的盗版书》(收入《茅盾漫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一文中，提到茅盾著作的盗印本多种，其中有上海文艺生活出版社1949年出版的三种：《中秋之夜》、《小城春秋》、《铁树花》。这是茅盾短篇小说被盗版者，而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是盗用了社名。这三种在总书目中，也不见著录。《郭沫若著译书目》(萧斌如、邵华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中，收在《翻版本》的书目有56种，其中不少不见于总书目。诸如《童年时代》、《孤鸿》、《沫若文选》、《郭沫若全集》、《沫若小说全集》、《武昌城下》、《历史小品》、《我的结婚》、《沫若自传》等等。 盗版书一直受到读者唾弃，若非专门研究盗版现象，一般都不收藏这类版本。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编纂总书目，要收集、著录盗版书目，便很难齐全了。另外，这种不加考辨、混在一起编目的办法，是否合适，我以为也是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手头有四种盗版书，均为总书目没有著录者，写在下边，以供参考： (l)《沫若创作集》，郭沫若著，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8月19日出版，印数2000册，还标有“创造社丛书”字样。从外表看，很象创造社出版物，实则是从《塔》、《文艺论集》中抽出些小说、戏剧、论文，再加些没收集子的文章拼凑成的。全书收文33篇，共402页。(2)《一个女性与自杀》，上海爱丽书店1930年1月15日初版。署蒋光慈著，实则书内收《一个女性》、《自杀》、《创造》、《昙》、《诗与散文》等五篇茅盾的小说。(3)《鲁迅书信选集》，上海龙虎书店1935年8月出版。是把鲁迅杂文集中的通讯和《两地书》中部分书信，凑在一起，按时间顺序编排，以选集的形式盗版。书前用林玉堂的《鲁迅》为“代序”，版权页上有选者文林字样。定价大洋二元，特价大洋二角，是上海滩上典型的一折八扣书。与此书同时，龙虎书店还有一本《鲁迅论文选集》，署阿梁选，也是盗版书，见有的目录上著录了。(4)《月牙儿》，老舍著，奉天市振兴排印局1941年6月1日发行。内收老舍小说五篇，即《柳屯的》、《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月牙儿》、《阳光》。这是从老舍的《樱海集》(人间书屋1935年8月初版)中抽出的，并且对《月牙儿》作了严重的删节，去掉了那些揭露社会黑暗的字样。伪满时期，东北的盗版书甚多，这仅是其中的一种。 5最后，打算为《中国现代文学总书黝的修订再版提个建议，做为全文的蛇足。 丛书是新文学发生后的一个重要标帜，一时间，各社团、各书店，争出丛书，呈现了极为繁荣的景象。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社团流派，不能不注意丛书的出版，了解20一40年代的复杂文学现象，不能不从丛书人手。因此，早有人建议了解各种丛书的出版情况，编纂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的丛书目录。当然，这是一项并不太容易完成的任务，所以目前还没有一部理想的丛书目录出版。 学术界对有些丛书目录，已经研究得相当清楚了，象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创造社丛书目录以及未名丛刊，鸟合丛书等等。研究者付出了劳动，对学术界是一种贡献。但是，更多的丛书，我们没有见过总目，便缺少较全面准确的了解。诸如“开明文学新刊”、“良友文学丛书”、“创作文库”、“晨光文学丛书”、“群益文艺丛书”等等，虽然在文学史上发生过较大影响，却少有人能提供出全目来。要开出一份目录，还需做些研究，付出相当的艰辛。 因此，我建议在《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后边，附一个“丛书目录索引”。总书目在著录项目中，就有列入丛书之名称及主编者，那么，做为一个总的书目，应当包括了各丛书的品类，用一个索引将他们汇总起来，对读者是极方便的。如果各位编者做了这项工作，学术界就不必再编丛书目录了，免去重复印刷，也是件事半功倍的好工作了。 当然，果将此建议付诸实行，那还有一定难度，并非简单的索引工作。首先，不少丛书尚需研究考证，一部丛书前后出过那些书，并不容易说准确，有时中途有变化，前后有矛盾，情况是复杂的。其次，总书目在著录收入丛书状况时，有不够准确或遗漏时，这将为编制索引带来不便。再次，总书目是力求以最初版本为著录依据的；而出版物中，第二个版本，或其他版本入丛书的，也数见不鲜。那么，对有些书的条文，应做某些技术处理方妥。 我听说，《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已计划出补编，拟补出理论批评部分的书目及已发现的遗目。果如此，希望能增加一个“丛书目录索引”，这将是功德无量的工作。做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我期待着。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