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江第一次书目》 2236页“历代改元考[一卷]，明朱常?编[常原作当]，抄本，一本。”泽逊按：作朱当?是，当?尝辑《国朝典故》。《总目》误作常?，吴氏复据《总目》改进呈目，亦误。 2339页“诗经备考［二十四卷］，明章（原作韦）调鼎辑，十二本。”泽逊按：是书韦调鼎撰，进呈目不误，《总目》误作章调鼎，吴氏复据《总目》改进呈目，是沿讹也。 2447页“武夷山志［十九卷］，明裘仲孺辑。”泽逊按：《涵芬楼字秘笈》本《进呈书目》作“衷仲孺”，不误。《总目》误作“裘”，此当是吴氏据《总目》径改者，亦沿讹也。 《两淮盐政李续呈送书目》 2561页等氏[原作方]事迹二卷，明刘文进，一本。”泽逊按：“方”字不误。《总目》作“韩氏事迹一卷方氏事迹一卷”，此“韩方事迹二卷”正是二者总名。吴氏改“方”为“氏”，与《总目》似合而实违也。 《两淮商人马裕家呈送书目》 2670 页“[明]儒林录十九卷，国朝张恒，四本。”泽逊按：北图藏清康熙刻本即作《儒林录》，无“明”字。《总目》妄加一“明”字，此又据《总目》误增。 2774页“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明朱熊[原作维吉]，三本。”泽逊按：清华大学藏明正德间河间知府常在刻本，题“江阴文林朱维吉补遗重编”可知进呈目作“朱维吉”自有来历，不宜据《总目》改作“朱熊”。 2875页“吏部职掌未分卷，明黄养蒙[原作张瀚]，八本。”泽逊按：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是书万历二年吏部刻本十二册。据嘉靖三十年李默序称：“吏部旧传《职掌》多至十馀册，少者复才十二三，皆不知为何人所辑。……兹叨掌部事，得遍考诸司故籍，与其因革损益之端，遂属黄稽勋养蒙、李验封栋、杨考功载鸣、万文选寀相与删定，以为此编”。又万历二年吏部尚书张瀚序云：“诸集始于黄考功养蒙，再辑于王文选篆，成于今考功方九功。余承乏之明年，誊刻既竣，漫识其端”。此马裕进呈目既作“明张瀚”，知系万历二年张瀚任吏部尚书时方九功增辑之本，非嘉靖三十年黄养蒙等原辑之旧。原书不题撰人，马裕进呈目以其为张瀚任吏部尚书时所增辑重刊，故题“明张瀚”，虽未必确当，而自有据依。吴氏据《四库总目》改为“黄养蒙”, 则转失其真矣。 2976页“金华府志三十卷［明周宗智编］十本。”泽逊按：《总目》云“不著撰人名氏。前列成化庚子商辂序，称为知府周宗智撰。而志中乃载及隆、万时事。”即此可知马裕呈本系万历《金华府志》。北图有万历六年刻本，前有万历六年王世贞序，成化十六年商辂序。《例义》末列衔：“皇明万历六年正月之吉金华府知府王懋德、奉钦差督抚浙江等处部院徐、钦差提督学校浙江按察司佥事乔明文重修，郡人陆凤仪编。”马裕呈本大概佚去列衔，故不知修纂名氏。吴氏补“明周宗智编”，乃成化志之编者，非万历志之编者也。 《浙江省第一次书目》 3076 页“毛诗说二［原作三］卷，国朝诸锦著，二本。”泽逊按：据《浙江採集遗书总录》，是书包括《毛诗说》二卷《通论》一卷，则进呈目作三卷不误，吴氏据《总目》改为二卷，不妥。 3177页“戴记[原作礼]绪言四卷，国朝陆奎勋著，一本。”泽逊按：原书作《戴礼绪言》，山东、江西、黄登贤等进呈目亦作《戴礼绪言》，知此浙江进呈目作“礼”不误。《总目》误作《戴记绪言》，吴氏更据《总目》改浙江进呈目，失考殊甚。 《浙江省第四次吴玉墀家呈送书目》 3287页“经子难子二卷，明杨慎著，一本。”泽逊按：书名当作《经子难字》。 《浙江省第四次汪启淑家呈送书目》 33100页“宗圣志十二卷［明吕兆祥著。原作国朝孔久植辑］五本。”泽逊按：“久”乃“允”之讹，“允”系“胤”字避雍正帝讳而改。原书卷前题吕兆祥重修、孔胤植、孔贞运参考。汪启淑进呈目作孔允植辑，虽未尽当，亦自有来历。吴氏改孔允植为吕兆祥，亦有未妥。 34100页“恒岳志三卷国朝张崇德［原作蔡永华辑］，三本。”泽逊按：上图藏顺治十八年刻本，止文题“浑源州知州北平张崇德、大同府知府东莱蔡永华、延安府推官郡人赵开祺仝纂修”。《涵芬楼秘笈》本《进呈书目》作“国朝蔡永华等辑”（吴本脱等字），自有依据。《总目》仅题张崇德一人，未确。吴氏据《总目》改进呈目，亦不妥。 35100页“西樵山志六卷，国朝马符录[原作罗国器辑]，二本”。泽逊按：中山大学藏清马符录刻本，残存卷一至四。卷一题：“太史傅阆林先生鉴定，西湖陈张翼楚望氏参补，罗浮罗国器跃剑氏重辑，西樵马符录受之氏编梓。”可见汪启淑进呈目作罗国器辑自有来历。《总目》仅题马符录一人，未确。吴氏据《总目》改进呈目，亦未妥。 《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 36109页“商文毅公行实一卷，明商汝颐辑[原作商文毅公遗行集]一本。译逊按：《提要》云：“凡王献所作《行实》一篇、尹直所作《墓志铭》一篇、杨子器所作《折道碑》一篇。”今天一阁文管所藏有明正德十六年刻《商文毅公遗行集》一册，内容与提要》合，知系一书。然则天一阁进呈目作商文毅公遗行集》不误。《总目》改为《商文毅公行实》, 是以第一篇之名为三篇之总名，显然不妥，以原书自有总名也。吴氏据《总目》改进呈目，亦沿误。 《浙江省第五次曝书亭呈送书目》 37115页“圣门志六卷，明吕元善撰[原作樊维城辑]，五本。”泽逊按：是书最初由樊维城刊刻，即《盐邑志林》附刻本。其原印本，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427 页记述，题：“黄冈樊维城汇编，海盐吕元善纂辑，姚士粦、胡震亨订阅，男兆祥参考。”所谓樊维成汇编”并非指樊维城编《圣门志》，而是指樊维城编《盐邑志林》。浙江进呈目题“樊维城辑”，固然不妥。但后人由此却可推测出进呈本的版本系《盐邑志林》本，因此保存进呈目原貌自有其学术价值。至于真正的编者吕元善，可通过括注附案的方式加以说明，不必经改原目。 《浙江省第六次呈送书目》 38120页“宋史偶识三卷，明项梦原辑[原作读宋偶识二卷]，一本。”泽逊按：原书作《读宋史偶识》三卷，浙江进呈目脱“史”字，又误三卷为二卷。《总目》则删去“读”字。均未确。吴氏据《总目》改进呈目，亦未得其真。 《山东巡抚呈送第一次书目》 39149 页“[大]金国志［四十卷，宋宇文懋昭著］，一本。”泽逊按：四库》著录《大金国志》系两江总督进呈抄本（见《四库採进书目》33页、《四库总目》450页），此山东进呈《金国志》一本恐系别一种，指为宇文懋昭伏《金国志》并无根据。 40149页“杂说[八卷，清焦袁熹著]一本。”泽逊按：《四库存目》之焦袁熹《杂说》无卷数，系江苏呈本四册。此山东呈本“《杂说》一本”，恐别是一书，指为焦书并无依据。 《东巡抚第二次呈送书目》 41153页“礼记集解[六十一卷，清孙希旦著。案：孙氏为翰林院编修，四库全书馆缮书处分校官。此为生存人著述，故《四库》不收]四本。”泽逊按：此乃邱元复《礼记提纲集解》四卷，见《总目》195页，云系“山东巡抚採进本”。若孙希旦《礼记集解》，则献书时尚未成。孙书至乾隆四十九年去世时犹未定稿，咸丰中始由孙锵鸣整理成定本付梓，同治戊辰刊成。其刻本凡二十四册，卷帙浩繁。此山东呈本仅四册，相去悬殊，决非孙书。若邱书四卷，则与四册正合。凡《四库总目》及採进书目往往著录未确，书名简化，撰人参差，卷册歧异，屡见不鲜，学者参互考订，得所据依，始可稍免张冠李戴之责。 《江西巡抚海第一次呈送书目》 42159页“四易通义[六卷，明程观生著]六本。”泽逊按：《四库存目》所载明程观生《四易通义》六卷，系内府藏本。此江西所进“《四易通义》六本”，检《涵芬楼秘岌》本《进呈书目》实作《四书通义》。《四库总目》309 页有《四书通义》二十卷，明刘剡撰，江西巡抚採进本，显即其书。吴氏误为程观生书，又改“书”为“易”以迁就之，盖未详考也。 《江西巡抚海第四次呈送书目》 43163页念“初堂集[六卷，明陈嘉谟著]一套十本。”泽逊按：陈嘉谟所著系《念初堂稿》四卷《续稿》二卷，两淮马裕呈本，见《四库採进书目》72 页，《四库总目》1595页。此江西呈本《念初堂集》系《四库存目》职官类之《念初堂集》十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吴氏所补卷数、撰人皆非。 《江西巡抚海续购书目》 44165页“易经粹言[三卷，清应麟著。粹原误作碎]。”泽逊按：原书作《易经碎言》二卷首一卷，收入乾隆十六年刻《屏山草堂稿》中，知“碎”字不误。《总目》误作“粹”，吴氏复据《总目》误改进呈目。 《六次续探》 45166页“读易隅通[二卷，明来集之著]、象数钩深图[三卷，清张文炳著]、公馀笔记[二卷，清张文炳著]，以上三种共六本。”泽逊按：此三种共六本，同时进呈，后二种为张文炳著，前一种《读易隅通》亦当为张文炳著，考张文炳确著有《读易隅通》，浙江图书馆藏有雍正元年古绛张文炳刻本。至于来集之《读易隅通》二卷，《四库存目》所据系浙江巡抚採进本，见《四库採进书目》79 页。书名虽同，并非一书。 《武英殿第二次书目》 46198页“峨眉山志[十八卷。案：此书有清蒋超及曹熙衡撰两本，均十八卷，并见《四库存目》。此不明何属]六本”。泽逊按：蒋超《峨眉山志》十八卷与曹熙衡《峨眉山志》十八卷实系一书，《四库存目》误为二书，故两见。说详《北京大学学报》（哲社）1997 年5 期拙作《四库存目书探讨》第56 页。 [作者简介] 杜泽逊，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济南250100 原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３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