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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概述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白莉蓉 参加讨论

    1978 年为实现周恩来总理“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遗愿,在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全国古籍善本书的普查和编目工作。天津图书馆也以此为契机,在经历了1978 至1989 十余年的基础整理工作后,于1993 年5 月正式着手新的馆藏善本书目的编制工作。又越十寒暑,如今一部全新的《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终将杀青,且即将出版问世。作为有幸自始至终参加此项工作的一员,面对经五校其稿而最终完成的正式样稿,心中无限感慨。显然,如果没有本馆老一辈古籍编目工作者前期所做的长期的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整理、著录及文献的选择工作,也就不可能使后面编目工作顺利进行。因此,这部全新的馆藏古籍善本书目是集本馆几代古籍编目工作者艰辛努力的成果,是新老同仁心血的结晶。
    天津图书馆自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成立,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馆藏古籍图书的收藏不断丰富,由此也曾产生过多部综合性或专题古籍图书目录、馆藏善本书目等,这些书目纪录了天津馆古籍藏书的历史,也为后来古籍编目工作奠定了基础。在这些书目中较为重要的当属建馆后所编的第一部古籍图书目录,即《天津直隶图书馆书目》和1961年编制的《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善本书目》两部目录。
    《天津直隶图书馆书目》编纂于1913 年,由当时的直隶提学使、中国著名藏书家、校勘家傅增湘嘱该馆编目人员嘉兴籍学者谭新嘉抄录编目,后由韩梯云等继之。该书目当为天津图书馆古籍图书目录之滥觞,集馆藏所有古籍于此,并无善本与普通书之分。全书共分三十二卷,收书12557 种,基本采用四库分类,并参阅古越藏书楼及其他各家书目体例略加变通,经部分四类,史部十七类,子部十三类,集部五类,类目清晰,条例分明,著录内容大抵为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稽核项等。傅氏对该目极为赞赏,有云:“虽不能企七阁四库之美备,以例夫新编之江宁图书馆书目,固已南北遥相辉映矣。”
    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或标准,该书目在著录内容上略显简单,有些书版本项只著录某某斋刻本或某某堂刻本,而无具体刻书年代。但对明代以前的刻本著录则较为详细,这或许是在当时的标准下,对善本古籍与普通书著录上的区别所在。再是,该书目将所有丛书均按另种著录,将其分散于各类之中,也略显零散。然而,尽管如此,这部目录多年来无论在图书馆自身的工作中,还是为读者服务工作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善本书目》1961 年编,这是自直隶图书馆成立以来直到此次编纂新的馆藏善本书目之前所编制的唯一的一部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该目收录了1960 年以前入藏的善本书2554 部,按经、史、子、集、丛五部排列,著录内容虽仍为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等项,但明显地看出,该书目无论对著者或版本的考订上都是极为详慎的。多年来,该书目得到社会的广泛认知,众多专家学者以此为治学之津梁,在引导读者按图索骥,进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天津图书馆还根据历年古籍藏书的不断递增,而编制了多部专题目录,如1955年编制的《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方志目录》,1980 年重新编制的《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录1911年以前刊印或抄写的地方志书3686 部,较之前者增加了近七百部。又1962年编制的馆藏《明清小说目录》,以及1981年编制的《馆藏活字本书目》等。这些书目都为后来的古籍图书的整理及编目工作奠定了基础。
    正是由于有上述多部馆藏古籍图书目录为基础,加之《全国古籍善本书目》 的编纂,对古籍善本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制定出新的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及分类表,使得此次编纂的这部新的《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做到有据可依。
    因此,这部新的馆藏善本书目,是在“遵循国家标准、突出馆藏特色、尽可能多地向读者提供原书信息”的理念下进行的,从而使这部目录得以顺利编纂,现籍此作一介绍:
    1、 根据馆藏特点,确定收录范围
    此次馆藏善本书目的编制,遵照古籍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及艺术代表性的原则,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制定的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及分类表,结合本馆藏书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新的标准,以为编目之依据。
    天津图书馆共收藏古籍线装书五万余部,其中善本古籍八千余部,经过几次筛选、精校缜勘,在已编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2367 部善本的基础上,又适当扩大收录范围,将那些接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标准而下一格的馆级善本纳入其中,如对明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含丛书零种以及残书存卷在全书三分之一以上者,均予收录;清代乾隆以前的稿本、刻本、抄本,乾隆朝的精刻精抄本,乾隆以后、辛亥革命前具有一定学术资料价值的稿本及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或反映特殊印刷工艺的,如多色套印本、泥、铜活字本、木活字本中流传较少者,均予收录。此外,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文献、津人著述、书札、墨迹等,辛亥革命前名人批校题跋者亦均属收入之列。因此这部新编的馆藏善本书目共收録馆藏古籍善本书4822 种,5335 部,较1961 年编制的《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善本书目》的2554 种多出近一倍。
    这部目录不仅收录了天津图书馆收藏的宋元明代的珍贵藏品、孤本秘籍,同时也注重反映馆藏特点,如地方志的收藏是天津图书馆藏书中的一大特色,共藏有原刻方志三千六百余部,其中明版方志53 种,清版方志二千四百余种,且有多部孤本或稀见本。在这些藏品中被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者383 种。此次在编制馆藏善本书目中对这部分藏书进行了重新整理,依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下简称《联目》)的著录,发现有相当部分清代乾隆以前纂修或刻印的方志,就目前的流传情况,在国内传本也只不过十部左右,甚至不足十部,当不算很多,应该补充到馆藏善本书目中来,还有部分虽刊刻较晚或属续修者,但因初修志或初刻本已流传极少,故也将其收入其中。如:(康熙)马邑县志五卷(山西),该志有明万历三十六年初修本,但原刻只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一家藏,南京图书馆藏有胶卷,而清代康熙四十四年再修本,原刻本只4 家收藏,然天津图书馆所藏的嘉庆二十四年重刻康熙本,也只两家收藏(天津、山西两馆)故将其收入目录。(乾隆)天镇县志八卷(道光)天镇志续录一卷,道光刻本,该志流传最早的本子为乾隆四年刻本,只国图、科学院图书馆两家藏,此乾隆十九年刻、道光重印本,据《联目》著录也只天津、台湾两家藏,科学院藏一胶卷,因此虽为道光重印本,但流传甚少。(嘉庆)范县志四卷(河南),清嘉庆十四年刻本,此志有明嘉靖十四年初修本,原刻只一家收藏,另有两家藏有胶卷,清康熙三十一年修本原刻本只两家藏,此嘉庆十四年修本也只有3 家收藏,类似这样的情况均予收入目录。
    此外,还有极个别的残本方志,因原刻本几为孤帙,故即使本馆存卷极少,也将其收入。如(康熙)和顺县志五卷,清康熙十四年刻本,此本为初修志,据《联目》载,只国图一家藏,上图藏一胶卷,本馆只残存一卷,仍收入目。(顺治)高平县志十卷,有清顺治十五年刻本,国图一家藏,本馆藏康熙五年补刻本卷3 至6 ,虽为残卷,但原刻本极为稀少,也当收入目录。因此,此次方志的补充量相对来说要多一些,共收入七百部左右,约占馆藏方志的五分之一弱。
    明清人诗文集也是馆藏的一大特色,不仅数量多,在藏品的质量上也占优势,此次收入这部目录的明清人诗文集中,孤本、稀见本等就有百余种之多,如:明正统间姚绶手抄本《斗南老人诗》,明成化刻本《熊勿轩先生文集》,明嘉靖刻明岳正撰《类博稿》,明正德刻明李士贞撰《白州诗集》,明嘉靖刻明黄玺撰《东园遗稿》,明隆庆刻明郑若庸撰《北游漫稿》,明刻明凌湛初撰《申椒馆敝帚集》,明末刻明朱执撰《臂余杂集》,明崇祯刻明尹耕撰《朔埜山人集》,明徐渭稿本《天池杂稿》等,清乾隆刻清叶应震撰《叶梧叟先生集》,清师竹斋抄本《俞渐川集》,清抄本杨玠《清溪文稿诗稿》等。此外,对流传较少的清人诗文集也着意收入,因此该目录共收录明清人诗文集924 种,1007 部。占该目录收书总数的近五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收录的活字印本书籍中,除收入馆藏极为珍贵的铜、泥、木活字印本书,如康熙间吹藜阁铜活字本《文苑英华律赋选》、雍正间铜活字印《古今图书集成》零种,侯官林氏福田书海铜活字印《音论》、《诗本音》,清道光十二年吴郡李瑶用泥活字摆印的《校补金石例》四种,道光二十四年安徽径县翟金生泥活字印《仙屏书屋初集》、《修业堂初集》等,还有一部于近年新发现的清雍正、乾隆间活字泥版印本《精定纲鉴二十一史通俗演义》,这是一部以特殊工艺印制的书籍,更为珍贵的是该书中详细记载了关于印刷此书所采取的制字、制版及印刷的详细方法,并附有印刷工具的使用说明,是极为难得的古代印刷史资料。(详见本人拙文《清吕抚活字泥版印书工艺》、《清吕抚活字泥版印书工艺与泥活字印书工艺之比较》)。而这部传本甚希且极为独特的活字泥版印本书籍,又为天津图书馆的藏书增加了亮点。
    再是明清宝卷的收录,天津图书馆共藏有明代至民国间刻印的宝卷一百二十余种二百余部,其中多为明代及清初刻本,如:明万历十四年刻《销释归依弘扬觉愿中华妙道玄懊真经》,明刻本《销释大乘宝卷》、《销释显性宝卷》、《佛说弘扬慈悲明心救苦宝忏》,清初刻本《销释般若心经宝卷》《大藏般若通明宝卷》、《苦经悟道卷句解》,《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句解》、《破斜显证钥匙卷句解》等,均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未收。这些藏品就天津地区的收藏来说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版本质量上也都是屈指可数的,因此该目录共收录馆藏明清宝卷65 种,这些涉及到社会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对研究明清历史、民间宗教及民俗学等都有着特殊的价值。
    此外注意收录辛亥革命前后有重要史料价值及学术资料价值的稿本、抄本等。如康有为手稿《大同书》、《礼运注》、《论语注》、《孟子微》、《康有为诗稿》;梁启超手稿《番禹梁文忠公日记真迹》;天津籍学者王襄手稿《王纶阁先生稿本汇录》等。
    2、 根据馆藏特点,适当调整类目
    宋代学者郑樵在其所著《通志校雠略》中,曾阐明他对目录分类的观点,指出“类列既分,学术即明,以起先后本末具在”,意在“通过分类来体现学术的先后本末,源流沿袭,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因此古籍图书分类的最终目的,是给读者提供一部具有科学分类体系,能够反映学术源流,且条分缕析,层次分明的藏书目录,以为读者治学之门径。
    因此这部新的馆藏善本书目,基本遵循《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中善目》)所确定的分类表,将所收之书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体系分类编排,同时参考前人经验对其中个别类目的隶类做了适当调整,如对《中善目》中子部小说类的调整,《中善目》小说类将古代笔记小说与通俗小说合而为一,下设“笔记、短篇、长篇”三类,“笔记”之下又分“杂事、异闻、琐语、谐谑”四个小类,“长篇”之下设“讲史、人情、神怪”三个小类。这种设类自然有它的道理,可以说是兼通古今的一种过渡方法。然我馆的这部善本书目则是在参考《四库全书总目》等其他书目的基础上,仍在子部设小说家类,下设“杂事、异闻、琐语、谐谑”四个小类,将通俗小说于集部设小说类,下设“短篇、长篇”二个小类,以为这样类属更为明了。再是集部别级类,《中善目》将各朝代别集直接列入二位类,如:集部楚辞类后即为“汉魏六朝别集、唐五代别集、宋别集”等。而《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则突出“别集类”,使之与“总集类”并行。即在楚辞类后设“别集类”,以下再按各朝别集分之。我们以为这样的类属更为合理,因此,在此目录中,集部仍将“别集类”列为二位类,下再列各朝别集为三位类。
    在这次编目中,还根据本馆藏书的实际情况,对一些类目的设置略作变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无藏书者不设类,根据本馆藏书情况,此次编目中有个别类收书空缺,因此采取不设类的原则,如史部政书类下,《中善目》设有“科举、公牍、杂录”等三级类目,因该书目未收此类藏书,故不设类。同属此类情况者还有:史部目录类下“汇编”类,金石类下“玉类”,子部医家类下“史传”,术数类下“杂术”,谱录类下“丛编、鸟兽虫鱼”,集部曲类下“诸宫调、曲目”类,均属未收书之类,故在类表中均不设类。(2)藏书较少者采用暗分明不分的原则,如:经部春秋类下,《中善目》设“汇编、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春秋总义”三级类目,四书类下设“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三级类目,均因收书较少而只反映到二级类目,上述小类采取暗分明不分的原则。又如:史部纪事本末类下的“通代、断代”三级类,地理类山水志下的“山志、水志”四级类,地理类专志类下的“古迹、宫殿、寺观、祠庙”等,政书类邦计类下的“赋役全书、钱谷、税务”等四级类目,也同样只反映到上一级类目。
    3、 增加著录内容,扩大信息量
    馆藏善本目录的编制,意在揭示馆藏,指导读者按图索骥,同时也更希望在有限的空间内,向读者提供更多的原书信息,使利用者择优索取,或为同行之间在古籍版本鉴定方面提供一些参考依据。因此该目录除对每书的基本内容,如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的著录做到力求准确之外,还增加了对一书行款、版式、刻书牌记、封面中所涉及的刻书年代、藏版地、刻工、以及藏书印章的内容和形制的著录。这些虽然只是古籍版本鉴定中的部分内容,但它是最基本的、最直接的依据。
    目前所见到的图书馆的古籍藏书目录,从编纂体例来说,大多是属于简易目录的模式,因此它所涉及的内容就不可能像提要目录或书志那样详细,且面面俱到,多数目录还只是以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这些基本内容。这样的简单著录对鉴定古籍版本是极不方便的,尤其是人们赖以参考的联合目录,更有这样的问题。如《中善目》集部楚辞类,著有“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此书共著有4部元刻本,4部明刻本,由于没有行款、版式等内容的揭示,使读者无法区分该书的版本系统。又:唐五代别集类中,“唐翰林李白诗类编十二卷”也著有5部明刻本,如果作为参编单位之外的一个图书馆也藏有与之相同的一部书,借助此目录则无法判定自家藏书当属哪个版本系统。这样的情况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刻书牌记、封面中所涉及的刻板年、藏版地以及刻工、藏书印章等更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对此前人总结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但这些内容在近年出版的各图书馆古籍图书目录中则少有反映,除《山东图书馆藏海源阁书目》著有行款、书口、鱼尾、封面刊刻年、藏版地、牌记、藏书印章等内容,再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除上述内容外,个别书还有简言提要,是简易目录中著录内容比较详细的一部书目。其余,如《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首都图书馆善本书目》、《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等,都只是增加了行款的著录。因此我馆这部新编的馆藏善本书目,刻意将一书的行款、版式、牌记、封面、书口、有无刻工、藏书印章等,作为著录的一个重要内容,意在扩大目录的信息量,使读者见目如见书,也为其他藏书单位鉴定版本提供了依据。
    当然,该书目还有很多疏漏之处,如日本、朝鲜两国所刻中国古籍中的善本未能收录。还有些咨询不够详瞻,如:刻工的著录应将其姓名列举一、二,或许对使用者更为方便。如此这些,还祈来者修正之。
    [参考文献]
    [1]刘尚恒.四库全书总目分类辩证[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 (1).
    [2]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0.
    [3]天津市图书馆志编委会.天津市图书馆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2.
    [作者简介] 白莉蓉(1955,5-),女,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专科毕业,副研究馆员,天津图书馆,天津 300191
    原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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