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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又称解题、叙录等，是对文献内容特点所作的说明，是揭示文献内容的一种基本方法。解题在我国渊源较早，它伴随着目录的产生而产生。早在西汉时期，我国目录学家刘向等在整理图书和编制书目工作中，就开创了我国目录学上叙录体的提要先例，给所校每部书都写有叙录，“叙录之体，源于书叙，刘向所作书录，体制略如列传，与司马迁、杨雄自叙大抵相同。”[1]我国古代将目录是否具有解题及解题水平高低作为衡量一部目录质量的标志之一，正如余嘉锡所言：“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固薄其浑漫，视为无足重轻。”[2]书目提要已成为我国目录学的一项优良传统。可是目前我国所编制的各种类型的书目中，著录事项愈来愈简化，甚至简化到只有书名及著者项，这与我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态度是相悖的，与当今的信息时代书目工作如何充分开发文献资源为科研生产和经济建设服务是相违背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我国古代目录学之优良传统——书目提要作一论述是有意义的。 西汉末年，刘向在整理图书和编制书目工作中，给所校的每部图书写叙录，用以揭示图书的内容。刘向所编撰的叙录内容与先人“自叙大抵相同”，是吸取了先人著书自序的优点，又结合当时校书的实际情况和读书需要创造的。其叙录体内容基本上包括三部分：第一，“审定其篇次，“[3]即审定和鉴别图书的版本，收集不同版本以及书本的来源、篇数，包括其中的遗漏、重复、错位等情况；第二，“推论其生平，“[4]即评介作者生平及其学术思想，包括作者的事迹、时代背景、学术、志趣、生平轶事等；第三，评介书的内容，在对书的内容加以简述的同时，还对书的内容得失加以评价。姚名达说：“向等校书，非特介绍著者之思想与书之内容而已，对于思想之价值或其书所载之史事，辄加以主观之批判。”[5]刘向所撰写的叙录体书目提要，首先较能全面地反映了图书的中心内容，同时，对图书的作者及书的版本等作了介绍，有助于读者认识图书的内在性质与外在特征，这是刘向之叙录体提要的作用之一；其次，刘向之叙录体对图书的版本情况作了“审定”工作，辨别版本的真伪及流失等情况，有助于读者考证图书的版本，考镜学术的源流，这是其作用之二；第三，刘向在校书时，不仅介绍一书的作者、版本、内容等情况，同时还对书中的思想内容加以主观之批判、直接地表明了刘向对书中思想的看法，交流了他的学术观点，起到了辨章学术的作用。刘向在校书时，并不是简单机械地介绍一书的内容或一书的作者，而是在充分表述自己见解的基础上将图书的内容特性与图书的外在特征有机地加以结合，形成了体例较完善的叙录体提要，这是刘向叙录体提要的特点。由于刘向的书目是在汉武帝反对分裂中央政权和危害皇权、缓和当时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环境下编制的，所以其叙录体提要符合了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定儒学于一尊的文化教育政策，其叙录体提要之任务是揭示封建贵族所需图书的内容，为封建统治者推荐那些书“可常置旁御观，”那些书“可以为法”等。刘向之叙录体提要善于揭露并概括一书的著者和思想，并提出“皆可观”等推荐性提要，这对我国目录学尤其是书目的编辑原则、体例和方法等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自刘向开创了叙录体提要之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晋中经簿》及它以后从东晋义熙到宋、齐、梁、陈、隋的官修目录中，“为书皆祇数卷，并不著解题”。[6]在王俭编的《七志》中，书目提要主要是介绍作者生平，《隋书经籍志序》说《七志》“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这种“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的传录体提要，是刘向之叙录体提要中“推论其生平”的扩大和发展，独立形成我国古代另一类解题———传录体。它便于读者通过了解作者，去了解文献之内容以及考证文献，这是传录体提要的作用。“王俭立传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尽可能了解著者，掌握著者的生平事迹、学术流派和终身抱负，从而为理解图书内容打下基础。”[7]《七志》之传录体提要的特点就是在提要中给作者“每立一传。”由于在《七志》完成前“这170年中，渡江以前的旧籍日就散亡，新的著作大量产生。又刘裕从北朝得来的4，000余卷文化典籍中，有的是江南所没有的旧籍，有的是北朝人士的新著，”[8]在这样情况下，王俭的《七志》的传录体提要正好完成了为这新的著作的作者立传的任务，让读者了解这些作者及其学术流派。虽然王俭采用的传录体提要不能反映出作者之意，但在当时的官修目录中只取简单著录方式来说，王俭的这种传录体提要的做法无疑是很有意义的。继《七志》之后，阮孝绪（公元479~536年）编成了《七录》，《七录》的提要是学习《七略》的简单说明，是通过提要来介绍作者事迹和书本流传情况的，《七录》从体例上补充了王俭《七志》传录体提要之不足，同时继承了《七略》撰写提要之遗风，这在失去解题的官修目录的年代中，更是难能可贵的。 到了隋唐时期，这时期的书目提要只是较简单的注释，仅指明著者，记其时代爵衔，间或注明书的内容真伪及存亡残缺，如唐代魏征等撰的《隋书·经籍志》，其注释“宋有”，“梁有或亡，”将隋代已残缺的书本和一些简单的必要说明作为《隋书·经籍志》这部史志目录的注文，所以说《隋书·经籍志》其提要的体载是注释体，是一些简明而又必要的注语，这是魏征撰《隋书·经籍志》时继承了班固注释体提要的传统。姚名达说：“惟隋书经籍志始一律首列书名及卷数为纲，改以撰人为注。对于撰人不复详介，而抵叙其时代官衔。书中之内容真伪，亦仿汉志之例间或注明。”[9]从《隋书·经籍志》的注文中，不难看出，其注释体提要揭示的是书本的作者，年代及存亡残缺等外部资料，注语简明，这是魏征注释体提要之特点；其作用是便于读者鉴别和考证历史文献；其任务是通过对图书注释“宋有”，“梁有或亡”等来反映隋代的藏书情况。 唐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目录工作及目录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为宋代目录学打下良好基础，这时的书目提要叙释体例较完善，即书目中每类有叙，每书有释。《崇文总目》这部著录北宋政府藏书的官修目录，“每类有序，每书有释，盖祖向、歆之成规。”[10]其叙录体体例就是继承别录之体例，它的提要不是侧重于介绍作者的传录体，也不是简单注明书的内容的注释体，而是将各书作者以及内容、篇卷等综合地加以介绍的解题形式。首先这种书目提要具有实用性，介绍图书内容具体，提要是因书目读者阅读需要而写；其次这部书目提要具有简明性，其大小类撰有小序，叙述学术源流，言简意赅。清朝纪昀等在《四章全书总目》中说《崇文总目》：“载籍浩繁，抵牾诚所难保。然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籍以验存佚，辨真赝，核同异，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11]纪昀等概括了《崇文总目》的历史作用，而这些作用恰是由其叙录体提要所发挥，因此说，《崇文总目》其叙录体提要之作用在于使百世之下籍以验图书之存佚，辨图书之真赝、核图书之异同。继《崇文总目》之后，宋代私人藏书家编制出不少私家藏书目录，流传至今最为重要的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著录的各书均有提要，他在每书之下，或述作者之略历，或论书中的中心思想，或辨学派之渊源，或列不同的学说并加以考证，晁公武在别集类《蔡邕集》中的提要中写道：“凡文集其人正史自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余历官及其善恶率不录，若史逸其行事者，则杂取他书详载焉，庶后有考。”以他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其提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提要是对正史无传者杂取他书进行考证的，侧重于考证，具有严谨的学术性，第二，对作者的“善恶”不加以记载，是其提要对政治思想持客观态度。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提要的私家书目，它为后代了解宋代及宋代以前的各类古籍提供了依据。他那偏重于考证的书目提要，为后人鉴别考证图书文献的流传、存佚、版本以及图书内容的真伪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振孙之《直斋书录解题》与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同属私家藏书目录，但在《直斋书录解题》这部目录中，陈振孙改进了图书目录详注卷帙，略论撰人名氏及品题内容得失的旧有传统，同时开创了目录编撰解题的先例。该书目解题中对一书卷峡多少，撰著人的官职名氏以及其学术的渊源或版本的类别都加以评介论述。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所撰解题涉及的内容极广，首先介绍修撰人、修撰人不清楚的则加以考证；其次介绍图书的内容，第三，考证图书的真伪残缺；第四，记录图书版本；第五，叙述学术渊源，对图书内容得失作出评价。《直斋书录解题》其提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提要内容的实用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古书“其传于今者”，得藉《直斋书录解题》“以辨其直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由于《直斋书录解题》全面反映南宋以前的图书，其解题起到了帮助后人了解这些图书的内容梗概以及鉴别考证这些图书的真伪残缺情况的作用。 与晁公武同时代的目录学家郑樵（公元1104~1162）撰《通志》二○○卷，其中《通志·校雠略》是本目录学专著，在该书中，郑樵主张通录图书，记亡、求全；而且还要视其需要，在书目中附以详简得当的注释，但又不是每书都加注释，他认为书有应释与不应释之分，他说：“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而论”，[12]他赞成《隋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13]同时他又批评《崇文总目》“出新义，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14]可见其“泛释无义论”是针对《崇文总目》的注释而发，而且从其《通志·艺文略》这部书目中基本上没解题这一事实中，也反映出郑樵不主张在图书目录中著录解题。 元明时期的官修书目在提要撰写上没大进展，但在史志目录中则有突出的成就，特别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这一书目的提要体例，开创了我国古代提要体的另一类解题——辑录体。马端临辑录体提要取材范围着重在史志目录和公私藏书书目，他以《崇文总目》、晁公武、陈振孙之书目，《中兴馆阁书目》的提要以及撰人之传记、原书序跋、笔记、语录、诗话、文集内的议论等来记著作之始末，流传情况及学术源流，使人们从此书目中得到有关某书的许多原始资料。此外，《文献通考·经籍考》还有反映马端临目录学见解的按语，特别是提要方面的按语集中反映在学术论辨、图书辨伪、版本考证等上。由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经籍考》提要是在史志目录和公私藏书目录等基础上辑录而成的，故其辑录体提要之特点是史料引证丰富；《文献通考·经籍考》提要中辑录了许多已经散佚的原始文献的只语片断，起到了帮助后人了解图书的内容及鉴别考证历史文献的作用。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其提要史料丰富以及开创古代提要之辑录体体例对元以后的史料工作及目录工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库全书》是清代中叶在朝廷主持下编纂的一部大型丛书，总纂修官纪昀等根据弘历旨意，将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所撰写的采入和未采入的古籍提要汇编而成《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上说：“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剧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知世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16]可见《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了历代撰写书目提要之优良传统，为所列各书撰写提要，每书提要先介绍作者，其次对书本之内容得失以及众说之异同、文字、篇帙等详加评论，各书提要长短不一。在编写提要的方法和方式上，《四库全书总目》总结了刘向以来公私藏书目录编写提要的方法，并参考了清代《读书敏求记》和朱彝尊等所写题跋记的方法，熔叙录体、传记体和辑录体提要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新的反映图书的版本、文字和内容的提要形式，这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特点。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是配合、补充和加强《四库全书》的“稽古右文”的目的而修纂的，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其提要的任务在于揭示《四库全书》中所录的书的作者及内容得失等，并通过这些提要来对汉族人民灌输忠君尽节的封建思想，杀绝有民族思想的一切文化典籍。虽然《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具有其思想立场的局限性，但从它揭示图书内容过程中语言精炼、论述全面以及熔几种提要写法为一体的写作方式上，具有影响着其后书目提要的撰写以及后人了解古代典籍的积极作用。 清乾嘉时代，我国目录学家章学诚（公元1738~1801年），他所著的《校雠通义》是一部目录学专著。他对书目提要的编写十分重视，他认为，对于著者的履历和思想、书的内容及它的学术源流和优缺点等均加以分析评述，对读者来说是有一定帮助的。他在《校雠通义》里指出：“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洵之兵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见于文字，皆无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体既谓之集、自不得强列以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录，而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编于叙录以下，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大集，亦可因是而治之”。[16]他以唐宋大家之集来论述撰写提要的重要，他认为编写内容提要才能推论作者的学术要旨，反映他们的学术流派，同时可“治”“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恰如余嘉锡所评价章学诚：“其人好为深湛之思，往往发为创论，暗与古合。即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语，亦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17]章学诚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把我国目录学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 我国古代的书目提要在目录学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其历史是悠久的，意义和作用是深远的，“提要钩元、治学涉径”是目录学的重要任务。我国两千年来撰写解题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文献部门自动化程度愈来愈高，我们在书目情报服务工作中应保持我国书目工作中的优良传统，在图书目录中对图书的内容提要加以著录，更深一步地揭示文献的内容特征，反对那种对书目著录只著书名作者不著提要的做法。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来满足读者对文献的需求，更好地为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服务。 注释 [1][2][3][4][10][17]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063：33，3，33，33，3，8 [5][6][9]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44，2，163 [7]辜学武.古代书目解题的体例及其特点初探.四川图书馆学报，1982，（2） [8]李万健等.目录学论文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284 [11][12][13][14][15][16]彭斐章等.目录学资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208，230，229，230，259，297 （作者单位：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广州分公司） 原载：《图书馆论坛（双月刊）》199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