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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讨论中国书目事业发展史的文章，都把刘向、刘歆父子并提，把他们同时奉为我国书目事业和目录学的奠基人。殊不知，就其所从事书目工作的动机论，两人截然不同，一个是无意识的，一个是有意识的。 汉代统治者对于图书开始还不是很重视的，当时还是禁止民间藏书的，禁书令直到汉高祖的儿子汉惠帝时（公元前191年，当时离建国已间隔了十六年）才被取消。之后，经高后和文、景之治，又间隔了四十七年，到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搜集起来的书籍大多是从窑藏中发掘出来的，埋藏日久，简编断朽，错乱脱落。由于书籍断、烂、残、缺太严重，到公元前26年的汉成帝河平三年（这之前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昭帝十四年，宣帝二十六年，元帝十六年，又成帝河平三年前已在位六年，共相隔一百一十六年），又命陈农四出去搜访遗书，在这之后才在石渠阁建立起国家藏书。据后来的《汉书·艺文志》称，当时收集来的“书颇散亡”。 刘向诸人校书之前，书之载体多是竹木简，收集来的书籍简编一断朽，错乱程度自可想见，皇帝无法阅看，于是便命刘向、刘歆父子及任宏、尹咸、李柱国等人集中于天禄阁校仇和整理这些书籍。 所谓“无法阅看”者，我觉得并不是后来尤其是当今有些目录学者所说的“有了丰富的藏书，没有目录就难以检索使用”这层意思。刘氏诸人当时面临的不象我们今天常遇到的“图书馆的藏书多了需要分类编目”这种情况。今天图书馆遇到的需要整理的对象主要是以一本书为单元；那时的情况则不一样，刘氏诸人而临需待整理的对象或可说是一堆散篇断简。 他们所进行的工作大致是罗致各书异本、条别图书篇章、定著书籍目次、撮述校书原委并有关某书作者、内容等一切情况的叙录工作，这是一项极完满的校仇工作，但与今天所指的图书编目或书目工作是有差别的。刘向对书籍作的叙录，原附各书之末，目的只在为随书奏上而向皇帝报告工作，其实只是校仇整理工作之一项结果；据阮孝绪《七录·序》称，刘向在整个校书过程中或是在这之后，“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说明他是因校书之外的某种机缘将载在每种书之后的叙录“别行辑出”，这样就使得辑出《别录》。这一成果只处于整个奉效校书中获取一项副产物的从属地位。假如这样说合理的话，那么就难以断定刘向所进行的工作是一种有意识的书目活动。 刘向在领导和参与校书的近二十年中，更关心的是朝内政治斗争和汉家社稷之安危，而校书跨越时间又是这样长，实际上他很难集中精力致力于书目工作，他随时奏上之附于校完各书的内容提要，乃是在近二十年中不断间出的，事先并不曾有将其汇编成书之打算；而刘散的情况则不一样，原先参与其父的校书活动且不必说，亲任领校五经的工作后，不及两年便总括群书编成《七略》，若无动手前的筹划实难完成，事先之酝酿便称得上是有意识而为。而就书目工作程序要求和《别录》、《七略》达到的目录学水平衡量，后者也确实胜前者一筹。 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6年）刘向卒，次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继位，刘歆经大司马王莽举荐为侍中，迁光禄大夫，复领五经，继承并发展了他父亲的事业。这里强调刘歆发展了他父亲的事业，乃是因为刘向校书时主要是以散篇断简作为整理对象，他的任务主要在校书，以现代眼光论之，这是校勘工作，更以“目录是系统记录资料来源的资料汇编”之标准看，《别录》其实还算不上是一种正规、标准的目录；刘歆则不然，他不是以散篇断简甚至也不是以个别图书为对象，而是着眼于当时政府贮藏于石渠天禄和温室的全部藏书（阮孝绪《七录·序》：散……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可见他对于整个典籍之看法与他的父亲相较实有高下之分，种别群书所成之《七略》反映了天禄阁庋藏状况，当能起到检索图书之功能，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目录。 再从刘向、刘歆所具从事书目工作的知识素质上说，刘歆也确有比乃父更优越的自觉开创书目工作之条件。刘向专精于经、传、诸宇、诗赋，因而兵家、数术、方技之书不得不另委专人分校，刘歆对上述知识几乎无所不通（《汉书·楚元王传》：（歆）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正因如此，他方能瞰视知识并图书之全局，制订了一个在当时来说堪称详细的分类表，把全部藏书进行分类，按先后次序，编成了一部系统性的总目录，这就是《七略》。《七略》与《别录》实有质的不同，《别录》其实是“各篇叙录偶然之汇辑”，而《七略》则是今天人们在目录学上常说的“系统化著录群书”的产物。 原载：《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