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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古代的推荐书目，人们就会想到《书目答问》，这部书目影响太大了，以致使人忘了在它以前的推荐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目录学》教材在“推荐书目”部分，先重点介绍《书目答问》，而后轻描淡写地介绍《经籍举要》。《举要》（简称，下同）在目录学界历来不受重视，只有姚名达先生一肯定这部书目的历史作用，他在《中国目录学史·特种目录篇·举要目录》中说： 书籍繁多，初学者每苦不得要领，故举其要目，俾易着手，亦目录学之任务也。宋张洪齐熙辑朱熹言论为《读书法》，略有此意，然尚无书目。清道光末，龙启瑞撰《经籍举要》，始择取诸生急需精读之书，略述其内容得失，指示读法，……于经史子集之外，复以约束身心、扩充学识、博通经济、文字音韵、诗古文词、场屋应试六项分类，颇合初学之用。张之洞之《书目答问》，即仿其意而作者也。 姚先生据目录体例而称“举要目录”，有的学者据目录的作用而称“导读书目”，现在人们比较习惯用的是“推荐书目”。名称虽异，实质相同。约定俗成，称推荐书目为宜。据姚先生所论，我国第一部推荐书目是《举要》。事实也是这样。姚先生对《举要》的评论是确切的，但是不够深入，不足以使读者深入认识这部书目。我觉得就此间题论一论，以期引起读者对《举要》的重视，给它应有的目录学史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龙启瑞（1814—1858），字翰臣，又字辑五，广西临桂（今广西临桂县）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科状元，历任湖北学政、江西学政、江西布政使等职。擅长音韵学，于诗文、词有所成就。著有《音韵通说》二十卷，《尔雅经注集证》三卷，《经德堂诗文集》十二卷。其散文风格，属桐城派，是一名家；他的词作《汉南春柳词》为陈乃乾的《清名家词》所辑录，陈评说：“近代经师工填词者，以启瑞为最”。龙启瑞博学多才，是晚清著名学者。《清史稿·儒林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朴学”类有他的传记。 任湖北学政期间，因“湖北人士知礼尚文，龙启瑞专以根柢之学振之，著《经籍举要》一书以示学者。”[1]他说，“夫文适与世运相维，而欲文教之兴，未有不从读书始者。”[2]因此和助理人员一起编了这部推荐书目。 《举要》仅著录约一百五十多种通用书，其中五分之三是明代以前的著作，五分之二是清代著作。分类特色如前面所引姚先生的论述。为什么著录图书这样少呢？龙启瑞说：“所举各书，皆于诸生有益。所宜置之案头，以备观览。其为目多而不繁，简而不漏。由此扩而充之，可进于博通淹雅之域；即守此勿失，亦不至为乡曲固陋之士”。“诸生异日有因博学以进乎笃行，本文章而发为经济者，则移风易俗，胥有赖焉”[3]在这里，龙启瑞把著录图书不多的原因说得很清楚，还交待了编这部目录的目的。而后，他又说：“若夫鸿博之君子，则是编诚无足道，有寓目者，谅无诮诸”[4]龙启瑞为防着人家的讥议，把自己的用心说得清清楚楚，可是还免不了讥议。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的作者、版本学家邵鳃辰（1810一1861）是龙启瑞同代人，当《举要》问世的时候，他便加以否定，“诋为简略”[5]“简略”指的是什么？无非是指著录图书太少及著录版本不多等情况。他根本上不懂得，作为引导读者“入门”的推荐书目，是不宜著录太多图书的，以免阅读者望而却步。就专门学问的推荐书目而言，钱亚新先生说：“推荐书目里面推荐的书，一般以10本为宜，不要多。因为自学，只要指给它入门之路就够了”。[6]邵氏不明白这个道理，也不看看龙启瑞的说明，妄加诋毁。光绪年间，学者袁昶大力宣传《举要》，为之增订刻印，在增订本《举要》的跋文中，力辟邵氏偏颇的谬论。他说：“学人手此册要目，苟能尽通之，则能如东坡所云：‘八面受敌，显处视月之广，往往不若牖中窥日之精’。恶得以比部（即邵氏）一时偏宕之言为口实邪。且比部晚年作《检书图记》，何尝不亟亟提要钩玄，以约为归乎？“袁昶认为，《举要》为初学者揭示的入学门径，“指约而易循，事简而功多。”当掌握了这些图书的“根柢”之学后，阅读能力提高了，求知欲增强了，“由其概以求其详，则有蜀刻之《书目答问》在，进而求之可矣。”[7]也就是说，《举要》和《答问》（简称，下同）是不同层次的推荐书目，不应用同一标准去评论。《举要》是初学者的入门书目，而《答问》是高层次的深造书目，它们在目录学史上同样有重要的意义。 《举要》是推荐“根柢”之学的目录著作，什么是“根柢”？《十三经注疏》下，龙启瑞的举要说：“《十三经》，乃学问之根抵。”必须精熟贯通，异日立身行事，读书作文，处处方有把握。”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科学的“学问”根源是儒家经典，要想在当时社会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学好这些经典。但是，只学这些还不够，经史子集各类书都要学，学识才广博。所以龙启瑞不仅介绍经典，还介绍其他部类的图书。作为桐城派名家，龙启瑞注意推荐本学派权威人士的著作，如方苞的《古文约选》、以方苞为主编的《钦定四书文》、姚鼐的《古文词类纂》、《今体诗选》等，并在提要中加以宣扬。这对该学术流派的扩大影响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过，在书目中学术倾向性过于明显，则会遭到反对这一学术流派的学者所抵制，书目的适用范围就很小了。囿于一种学术成见的书目，是不利于其扩大影响的。 作为初学者的推荐书目，附加介绍读书方法是极其重要的。龙启瑞在书目提要中，常常介绍读书方法。这些方法在当时是实用的，今天也仍有参考作用。如“今日诸生读史，必须手边置一札记，随其所得，分类记之。记古人之嘉言懿行，则足以检束其身心；记古人之善政良谋，则足以增长其学识；以至名物象数，片语单辞，无非有益于学问文章之事，当时记录一过，较之随手翻阅，自当久而不忘，且偶尔忆及与蓄疑思问，其检查亦自易易。此为读史要诀，诸生所宜尽心”。（《资治通鉴》提要） 除了介绍读书方法之外，龙启瑞的“举要”内容还有：①概括学术源流；②揭示图书内容；③评论图书内容之得失；④交代成书背景；⑤反映版本情况；⑥交代特殊类例的依据等等。内容是很丰富的。这些内容大多数是《答问》没有的。而这些内容，在今天编推荐书目时是有参考意义的。《答问》的优点是详记版本，著录图书宏富，可补《四库全书》之不足，分类上有所创新等。这些优点在今天编推荐书目是很难借鉴的。从推荐书目史而言，《举要》的历史地位应比《答问》重要得多。 但是，《举要》的“举要”不是每书都有，只有比较重要的书才有。这大概是继承了宋代郑樵的“泛释无义”的目录学思想作为推荐书目，必须让读者了解你所推荐的图书，因此就必须有提要。《举要》未能做到这一点，是个缺陷。但它是第一部推荐书目，在部分图书中作了提要，使推荐书目体例趋于成熟，这开创之功，是应该肯定的。 注释： [1]、《清代七百名人传·龙启瑞传》 [2]、[3]、[4]龙启瑞《经籍举要·跋》 [5]、[7]袁昶《经籍举要·跋》 [6]钱亚新《目录学讲话》，《图书馆杂志》1988年第3期 原载：《图书馆界》1989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