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玛潘多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月 她的普村,她用紫青稞来比喻它,却是她要捍卫的精神领地。那里的一切土得原汁原味,那就是最古老的西藏最淳朴的风貌,与世隔绝,自然天真,那里有不加修饰的爱恨,有四季运转的风俗,有它别出心裁的道德伦理法则。 “艺术转型”作为一个术语已经被世界感知和运用了多年,作为笼罩或裹挟冲刷文学艺术的方向性力量,它正在深入我们时代每个文学艺术家的创作观念。我们发现创作者身上奇特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对一切新事物有着天然的好奇心和欢迎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自觉地坚守并“重复”着自己。艺术观念决定艺术作为。今天的小说家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创作的无限性带来的选择的艰难,也更清晰地认识到了突破的必要与成功的难度。我们承认,即使在那些最保守的创作者身上,也在细腻轻柔地发生着点点滴滴的变化,这就是观念转型的力量,“形成与众不同的面容正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布罗茨基语)。所谓与众不同的面容,指的就是作品。 藏族作家尼玛潘多在2010年1月出版了长篇小说《紫青稞》,25万字,13章。初读就有惊喜,这在我是不多有的情况。于是认真读进去,居然沉迷其中。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回味着福克纳的那句话:“对于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对复杂性的感受是其一切知识的基础。”我能够感觉到一个藏族女作家博大的爱心与敏感,一种强烈得无法抗拒的力量迫使她把她喜欢的人物嵌进生活的泥板,纪录片的叙述方式成为这部作品的基本特色。她笔下的三姐妹把我们带入了活生生的西藏世界。 尼玛潘多把三姐妹安排在最边远的普村,离县城10分钟路程的森格村,最后是嘎东县城。这样的安排是独具匠心的。一个当代作家不能不对空间有相当的敏感,那曾经是古典作家挖空心思经营的典型环境。对今天的人物来说,空间不仅是命运的舞台,空间本身的游移转换也是人物不确定性的根源。能从确定中看出不确定,或者从不确定中看出确定,这就是当代作家洞察力的体现,叔本华坦然地说,“第一流心灵的特征是他的全部判断的直接性”。我发现作者的小说观念非常质朴,恰巧具备了叔本华说的直接性。直接性就是质朴,率真,不做作,不刻意。作者关心的是藏族人怎样生活着,还将怎样生活下去。她的普村,她用紫青稞来比喻它,却是她要捍卫的精神领地。那里的一切土得原汁原味,她饱含爱意来描摹它,内心的敬仰全都献给了它。那就是最古老的西藏最淳朴的风貌,与世隔绝,自然天真,那里有不加修饰的爱恨,有四季运转的风俗,有它别出心裁的道德伦理法则。 普村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乡下人”,阿妈曲宗是那个世界的代表,她身上的美与丑都是它的产物,它的悲欢离合的答案。普村是普村人共同的母亲。桑吉是它的女儿,达吉被它过继给叔叔次仁,边吉在失去母亲、山洪又冲毁了容身之地后盲目地被它抛向了城市,虽然那只是一个叫嘎东的小地方。阿妈曲宗生育的3个女儿,再也不可能像祖辈一样生活,她们的现在不等于父辈的过去,虽然过去有那么多让人眷恋的东西。强苏家族的高贵,铁匠家的卑贱,这些不可逾越的界限最先受到冲击。三姐妹的哥哥跑到铁匠家,强苏家的多吉却在城里变成了一个混混,这就是生活中令人唏嘘的力量。这力量致命地打击了阿妈曲宗,而且这力量一直在加强:桑吉被多吉所骗怀了孩子;自己的眼睛越来越坏;洪水冲走了罕见的好收成,把老房子夷为平地;达吉因为贫穷被过继给叔叔;桑吉离开普村到城里寻生路……我们发现恰恰是那些出去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比如达吉、多吉、“小骏马”、旺久、普拉,身上有着最不安分的东西,在真正的乡下活得最尴尬。阿妈曲宗的死宣布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预言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离县城10分钟路的森格村,与普村相比,已经前卫了一大步。他们的生活细节与普村还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他们的思想意识却更接近嘎东县城,对财富的向往、小地方的殷实富足梦想成了最普遍的价值目标,比试家产的虚荣与兴奋流露了人性最基本的光芒与阴影。就是在这里,过继给叔叔的达吉开始了她的创业史。我们发现市场经济的观念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藏族同胞接受,一个小小的奶渣掺假手脚就毁了县妇联精心扶持的项目,使达吉跌入了陷阱。但她还是不甘心,又在嘎东县城开了一家酒馆,还让妹妹边吉来当小工。边吉曾经因笨拙挨过未来姐夫的巴掌,也因为喝酒玩乐挨过姐姐的痛骂责罚,后来她砸了挡风玻璃出走。我们只感受到了她身上强烈的意志冲动,却没有看到任何价值感建立的趋向——她依然是无知而盲目的,我们不得不为她的未来而担忧。 与古典时代作家笔下的人物不同的是,达吉们可以自由地在3个空间里移动她们的生命坐标,并深刻地改变自身的命运。达吉在所倾心的旺久迟迟不出现的时候投进普拉的怀抱,后来又承受了普拉的背叛加逃离,最终在旺久的巧妙撮合下与“小骏马”暗藏了一段新缘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哪怕是在最偏远的山村也没有了往昔的安详宁静,时代的大潮把它的浪头拍到了最冷清的角落,就像那场洪水,没有一寸地面可以幸免于它的冲刷。“我们注定要生活在破碎的中间”(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这是哲学家对后现代社会的写照,对当代生活的勉强命名。生活的完整性已经被打破,在传统崩溃的哗啦声、唏嘘声中,当代社会企图建立全新的秩序,却找不到那种长期以来支撑过人类的普遍价值,或者不能不对已找到的新价值持怀疑态度。这就是时代中的个人普遍的精神处境,作者大胆揭示了这一事实,表现了自己的勇敢与真诚。 13章的篇幅,每章一个主题,形成了中心思想下的一个切面,所有切面相互作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座自己的监狱,但是监狱中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布莱希特语)。桑吉、达吉、边吉的命运像3个相对独立又彼此呼应的乐章,各自酝酿,相互推动,时而相撞,各奔前程。作者一反当代作家的时髦写法,大胆地让生活回到原生态,让生活自己说话。她的人物看起来不像是经过了抠像处理,而是被放回了生活本身,按生活的原始逻辑运动。于是我们看到了人们怎么用青稞换录像看;门两边画的蝎子;糌粑清茶的日常生活;春耕仪式;压箱底的巴珠首饰如何在吉日登场;穿着借来的衣服、鞋子过节;“小骏马”家的父子关系;叔叔与邻里忽远忽近的人情;茶酒馆里的生活场景;村长如何靠古老的力量统治村庄……长篇小说永远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写什么,怎么写,成了作者不朽的追问动力。作者笔下的人物鲜明地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却时时被现实把原有状态打破,使个人显示为某个暂时的碎片。她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人物不断被改写,在变化中变形,凝结为新的自我。生活的力量就在这种运动中显现,它能够以假乱真,使读者忘记了是在阅读一部小说,而是已经加入到那种生活流中,跟着它一起运动。 如何在叙述中产生一个容积?如何用叙述制造一个心理的深度?这是写作中的深层次问题。尼玛潘多在小说中多次把叙述推到某个点,然后笔锋一转,在那里留下一个向四方渗透的空间。达吉的胸饰被抵押是一个有张力的设计。胸饰的下落作为悬念牵扯着阿叔、普拉、达吉、“小骏马”。第一次胸饰在打斗中散架,“小骏马”在原地寻到一块可疑的玛瑙石,暗藏着他对达吉的隐秘相思。第二次胸饰被普拉拿去作贷款抵押,使阿叔对普拉和达吉的信任发生了危机,也使普拉和达吉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所有人都试图掩藏胸饰丢失的现实,胸饰最终能不能找回也不再被作者关注,但那个巨大的空白却留下了一片暗影,我们暂且可以称其为“缺失的力量”,因为缺失的存在使所有在场物受到拷问,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场,密布着压力。与浩瀚生活之流相比,作家笔下的生活只是一小部分、几个片段,是作家泥塑生活时所用的几块泥胚,但如果它形成了容积与深度,它就靠近了写作的最高理想,因为它已经从有限显现出了无限。 所以,这篇评论的结尾是对作者的祝福与敬礼,她受之无愧。因为她的努力,我们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前景充满信心与期待。“是小地方,也是全世界。”——这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的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