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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文明古国民族文化从未中断的唯一国度。书目作为文化的一支，也在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着。本文仅就魏晋南北朝文化及其书目作些探讨。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文化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由分到合、文化呈多元走向的时代，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与之相对应的目录学也处在一个转折变化的历史阶段。 汉末董卓之乱使摇摇欲坠的汉帝国终于崩溃瓦解。在军阀割据、王室贵族自相杀戮的同时，北方游牧民族因气候转寒从高原上横冲直下，同农耕人激烈争夺生存空间，一场长达四百年的战乱由此开始。战争频繁，朝代旋起旋灭，在这场规模浩大的历史震动之中，文化所赖以植根的生态环境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文化史家认为这一时期文化特质的标志有二：一是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二是在文化的多元发展中，思维空前活跃，人们从不同角度去寻求和确定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将中华文化在“人不断解放自身”文化生长轨道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作为文化学术的浓缩反映的书目，必定要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并且在那种文化的影响下，深深地打上那个时代文化的烙印。 二、魏晋南北朝书目发展的文化动力及其对文化的反作用 魏晋南北朝书目在各种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下，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并转而又推动着文化的进程。 1.门阀世族观念深深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录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得他们的目录学思想不能不打上这种社会意识的烙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集权式地主经济全然瘫痪，独立的庄园经济发展起来。世家大族的庄园自成一个社会，不仅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而且又拥有兼具宗法、军事、生产性的私人武装——部曲。这就使得他们具有参与政权的充分条件；而脆弱的中央政权反而不得不尽力拉拢他们，求得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支持。于是，出身门第成为参与政权的最重要条件。自魏文帝曹王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一种强大的提升门阀士族政治地位，有利于门阀士族获得参政特权的重要制度。封建统治阶级要维护他们的世族地位，需要大力宣传封建等级和伦理观念，于是《孝经》便成为最好的教材。 宋齐间著名目录学家王俭在编撰《七志》时，就深深受到了这种社会意识的影响。他称《孝经》为“百行之首，人伦所先”，在《七志》中将其列在“经典志”的第一类，冠群书之首。同时，统治阶级为进一步强化门阀观念，大兴宣扬门望世庶的图谱学，王俭又成为王氏谱学的开创者；他在《七志》中进一步专立“图谱”一志，肯定了谱谍学在百科学术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对书目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深远的。 2.中央集权的刚弱带来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为私家目录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门阀世族统治下政治贵族化的大势，引起权力分散，造成政治对学术干预的弱化，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造成契机。同时，优越的政治位地与雄厚的经济实力，使一些出生贵族的文人有优裕的物质条件和大量的时间用于学术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读书和治学的风气日盛，许多学者均好藏书；加上纸的普遍使用和更多书市的出现，给私人藏书和编制目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同期奉诏受命而作的官书目录，在体例上受到种种固有框框的限制和束缚，不能自由地选择能容纳编者自己见解的方式来著录图书、介绍作者、剖析源流，于是一种不同于官书目录和史志目录的新书目形式——私家目录诞生了。 这种私撰目录最早当推南朝宋王俭的《七志》。《七志》著录今书，创立传录，恢复了刘向、刘歆父子创立小序的优良传统，扩大了收录范围，尤其是其著录今书，成为我国断代目录的发端，把“纪一代藏书之盛改为纪一代著作”，这种断代书目的大胆尝试是对传统书目休例的一项重大变革，是目录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创造。继王俭的《七志》之后，阮孝绪的《七录》也同样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书目。他从图书数量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史籍从附属地位提到独立部类上来，专立《纪传录》，对于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私家目录的产生及发展，可以看到，在我国民族文化史上，除了有国家政权力量组织整理文化典籍之外，还有许多有作为的知识子分自觉地以整理民族文化为已任，并作出了官方目录所不能代替的贡献。 3.儒玄二学与与道、佛二教的相互拮抗与冲突，带来了佛、道盛行与佛、道典籍的增加，使得佛道经录日趋完备 动荡的社会使人们长久信奉不疑的观念和学说发生动摇。代表门阀世族利益的“九品中正制”要求中正举荐，必须品第人才，这使得西晋以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了。在“人生忽如寄”的冷酷现实面前，人们再不相信所谓三皇五帝之道及儒学的立德、立言、立功等了，着力去探索新的人生价值与个体价值。经学失落，“清议”之风渐起，玄学之风日盛。“忧生之嗟”不仅成为玄风蔚然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且成为宗教赖以滋生的气候和土壤。东汉开始酝酿、结构的道教，至此全面展开；与此同时，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也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 南北朝时，佛教已传入内地并日益代替玄学。南朝的许多皇帝和世家贵族纷纷信奉佛教，北朝的统治者更把佛教视为国教。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企图从佛教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同时更企图以宗教的鸦片来麻痹人民的意志。于是，这一时期大量的佛教经典被翻译过来，新的佛教著作不断产生，各种传本纷繁复杂，随之而来的是佛经目录的出现。首先是《综理众经目录》，这是一部系统、完整的众经目录，从此奠定了佛教经录的基础。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录——《出三藏记集》既重视记录经目，又重视保存史料，开创了经目与史料并重、互相参证的体例，在收录范围、书目方法、分类体系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目录学思想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体系。 道教原是东汉以来民间信奉的一种宗教。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统治阶级在精神上十分空虚哀郁，也信奉起这种民间宗教。他们据据自己的需要，从教义和组织上对道教加以改造，使之变成了官方的宗教。由于分支派系相当复杂，各种道教派系奉传的各组道教经典大量涌现，使道教经录成为这一时期目录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南朝宋明帝泰始七年陆修静编撰的《三洞经书目录》，著录道经一千零九十卷；梁初孟景翼编有《玉纬七部经书目》。同一时期，还有《玄都观经目》、《洞真太上仓元上录》等重要道教经录。这批道教经录，创造了我国道教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道教经籍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被概括为“三洞四辅”七部分类法，这种七部的系统自此被确立下来，并沿用一千多年未变，至今仍可作为道经分类的依据。 总之，佛道经录是中国古代目录著作的重要组分部分，它在编制体例上的严密完整甚至超过了同时一代的普通目录。 4.“文化自觉”的学术思潮，带来了文化成果的繁荣，引起了目录分类体系的深刻变革，导致了各种专科目录的出现 儒学的失落，不仅为佛教的输入及道教、玄学的勃兴拓出一片自由天地，而且造成这一时期士人的思想空间活跃，使人们对两汉时期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了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各种学派百家争鸣，不仅有外来的佛经译书，而且文史方面的五言诗、乐府诗、文学批评著作、起居注、地方志和氏谱等，在数量上都有所增加，这就为目录学提出了如何更好地进行分类编目的要求，记载各种思想的图书在分类方法上也有了新的突破。 文学的独立发展带来了文学书目的发展与繁荣。在儒学独尊的两汉，文学附庸于儒学，在儒学经义的规范下，文学以润色鸿业、讽喻教化为唯一职能。曹丕的《典论·论文》终于使文学走上了自我独立的道路。他认为文章本身单有不可磨灭的无限品格，文章的作者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在推动文学走向本体自觉的历程上，刘勰亦卓有功绩，他以《原道》一篇把文学的渊源追溯到宇宙之初，从而把文学提升到“与天地并生”的重要地位。在推进文学本体观念发展的同时，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更是全力展开“纯粹性”的文学创作，创立了各种文学创作手法和风格，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及文学欣赏的需要，文集编纂应时而起，出现了象《昭明文选》那样包罗各种文体、影响深远的著作总集。文学及其总集的发展和繁荣，反映到目录中，便就是文学专科目录的产生和综合目录中集部的形成。晋初秘书监荀勖所撰《文章叙录》当为最早的包括诸多作者作品的文学专题目录，但此书已失传，佚文亦难搜求。考佚文能知其体例者，是挚虞编撰的《文章志》四卷。由于晋宋时以文章相尚，当时撰文章志者就有数家。文章志这种目录形式继承了刘向、刘歆的目录学思想，重在辨章学术，指导阅读，可以补宫廷登记目录之不足，是晋宋齐梁目录事业的重大成就。至于集部的形成，阮孝绪的《七录》是具有开创之功的。阮孝绪变前人的“文翰”为“文集”，分楚辞、总集、杂文四目。除“杂文”在唐代书目中不用，宋改为“文史”，《四库全书总目》改为“诗文评”外，其余三目千古未变。 艺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带来了书画等各种艺术创作的繁荣，产生了书画目录。优越的政治地位与雄厚的经济实力，深刻地影响着门阀世族的审美意识。由于他们并非受制于当朝政治，而是影响当朝政治，因而他们的文艺观与创造性往往不是指向现实政治与现实功利，而是追求较为纯粹的精神上的愉悦。这样，通时书画等艺术形式修生养性便成为一种时尚，因而出现了许多书法大家，形成了书家群体。由于欣赏、鉴别、学习研究书法艺术的需要，出现了一种特殊形式和特定内容的书法目录。刘宋书法家虞和曾先后编出了《二王镇书定目》十二卷、《羊欣书目》一卷、《钟张书目》一卷。 史学在魏晋之际冲破经学的藩篱，走向本体自觉，从而使得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独立出现。这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史学的本体独立首先体现在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自身特质日益清晰地为时众所辨识，人们已将“史”单独标列。魏晋以后，“经史”并称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日益高涨的修史之风，使史学地位日高；于是，设史馆、立史官成为一种制度，私人修史者比比皆是，史书数量急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若仍把史附于“六艺略”之“春秋”，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于是，荀勖撰《晋中经簿》，将史部从春秋类析出，列为与“六艺”、“诸子”、“诗赋”并立的一大类。其后，李充置史书为乙部，与“经学相亚”，退子书为丙部，位于第三，最终确立了史部著作在目录学上的独立地位。 总之，魏晋南北朝“文化自觉”思潮在目录中的最重大体现还是“四分法”的开创。“四分法”确实是顺应当时文化典籍的实际变化而提出的。自汉魏以来，文史典籍显著增多，兵书、术数、阴阳书籍相对减少，《七略》的六分体系巳难适应，所以有《中经》四分法的改革，这一变革在中国古代目录事业史和图书分类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后，历代官修书目相沿不更，经过不断增补和完善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目录事业的权威分类法，其意义极为深远。 三、结束语——一点启示 纵观魏晋南北朝文化及其书目的发展，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图书目录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完全是文化发展的结果与反映。实际上，当我们把目光放到文化、书目的整个发展历程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从中国文化这个大系统的角度来研究书目的目的、功能与方法；同时，也可以从文化角度来对书目本身进行反思，研究书目遗产积累过程中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文化因素及其对文化发展的直接的与间接的推动力。这样的研究一定会开阔我们的视野，为我国的目录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主要参考文献 [1]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2]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 [4]彭斐章等.目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5]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 [6]钱振新.传统目录学之文化角度研究论——历史的例证。四川图书馆学报，1987（3） [7]谢德雄.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的新起点。目录学论文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8]柯平.关于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原载：《图书情报知识》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