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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书影及其应用，属于目录学范畴，而古籍版本鉴定，则是版本学的核心。然而，从理论上和发展史上来考察，两者之间又是一脉相承的。版本学虽然形成于印刷术发明之后，但它的形成与发展，必然有个过程。西汉刘向奉命整理、校雠国家图书，并编制书目，撰写提要，实际上就已从事版本鉴定与研究了。这是因为编目和解题都必须以弄清本子的存佚、真赝、异同、残足、优劣为前提，而这个前提恰恰是版本学研究和应用的课题。这就是说，版本学早就萌动于汉代。不过，在它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前，只是作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版本学既派生于目录学，版本鉴定也就与书目、书影的应用结下了不解之缘。 任何一位古籍版本鉴定者，要提高鉴定的成功率，都必须加强版本鉴定的实践，不断提高鉴别能力。但是，并不排斥对辅助性因素作用的发挥。个人的任何一项实践活动，都要受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因此，都不得不借重前人和时人所总结、积累的实践经验。书目、书影，是古籍版本资料的荟萃。它正是前人和时人实践经验的结晶，可以弥补个人实践局限性所造成的不足。何况在版本鉴定过程中始终都离不开书目、书影的指导。 那么，在古籍版本鉴定中，如何用好、用活书目、书影呢？我认为： 一、要认真审核。书目，一般运用表格形式介绍古籍的基本情况，揭示一书异于他书之所在。应用的时候，要认真核实书名、卷数、著者、刻梓者或传抄者、刻梓或传抄的年代与地点等基本项目，是否与待查古籍相吻合。有出入，哪怕仅仅有一项出入，也不能看作同一版本。例如，唐李贺《昌谷集》一般四卷，外集一卷。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梓的，却是没有外集的五卷本。即使同是四卷、外集一卷的刻本，也还有明仿宋刻本、明凌濛初校刻本、明汲古阁刻本等多种版本，必须认真鉴别、核实。书影，则通过图像来揭示。应用的时候，着重审核待查古籍的行款、版式，字体等是否与图像一致。如有可能，还要核对牌记、讳字、刻工、藏章，以及批校题跋的笔迹等。只有审核的项目与待查古籍一模一样，才能定为同一版本。 二、要注重实践、探索和总结。自西汉以来，历代所编书目浩如烟海。怎样才能从书海中捞出适用的书目来，这对从未接触过书目、书影的人来说，是件难事。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善于总结，那么，这繁多的书目、书影大体上都有哪些门类，什么门类的书目、书影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同一门类中，哪些较为常用、实用，等等，将会逐步在脑海里形成一幅脉络分明的应用图谱来。一旦需要，就可以按图索书。比如，需要解决有关古籍版本和古籍批评的问题，只要分别拜版本书目和解题书目为师就行了。有的版本书目如《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以下简称《标注》）等已对版本的存佚、真赝、异同、残足和优劣作出了具体评价，那就更富指导意义，更能解决问题了。再如要是需要了解作者事略、著作内容、学术源流，以判断古籍的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分辨单刻本与丛书本，或某书是否丛书零种；弄清地方志的存佚、体例、纂修人、纂修年代，以及流传情况，就得分别求助于《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等解题书目和《汇刻书目》、《丛书大辞典》、《中国丛书综录》等丛书目录，以及《中国古方志考》、《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合目录》等方志书目了。 三、要参考评介资料及藏书印鉴等。通过评介文章，可以间接地了解书目、书影，吸收时人的经验。一般地说，评介者对所评介的书目、书影都进行过较深入的探讨，其评介一般都能实事求是。如李裕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二十一则》[1]，用具体、翔实的资料，订正了这部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解题书目在书名、卷数、著者、成书年代、全书编次等诸多方面的一些明显舛错。它提醒读者不要被这二十一则舛错所误，同时又促使读者联系到《四库提要辨证》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纠谬书目，注意到是书某些内容还有进一步查证落实的必要。再如李庆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刊行小议》[2]，则为应用者提供了有关《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以下简称《图录》）的两条信息：一是不囿于旧说。经考证，把清藏书家、版本学家陆心源鉴定为北宋本的《李太白文集》更正为南宋本[3]。二是有所创新。它突破了长期例行的成规，首创了一种新型编例，集一般项目与版面尺寸、所避宋讳、刻工姓名、藏书印鉴等不同的项目以及详尽提要于一书，已具鲜明特色，而把书目、书影融为一体，则更为出类拔萃了。 从前一个信息看，《图录》编纂者的态度是严谨的，对其所收藏的宋元旧本都逐一详加考证过。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敢于否定前修所作的某些错误鉴定。后一个信息，单就它那版面尺寸等不同寻常的项目而论，就比其它书目、书影都更为具体、科学，因而也就更为实用。版面尺寸，是版框实际高度与阔度的记录，是一书异于他书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版本鉴定最科学、最准确、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试以明万历刻本《古今逸史二十二种》为例，它框高二十厘米，阔十二厘米九毫米。凡同书在行款、牌记、字体、纸墨等都毫无二致的情况下，其版面尺寸为20×12.9的，.即可定为同一版本。版面尺寸相左，只能视为同书异本。 避讳，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早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去了。但是，它有时给古籍版本鉴定帮了大忙。如《漱石山房集》用仿宋体上版，很像明末刻本。然而，清初上版字体继承明末风气，也有可能是清初刻本。、只要查讳字，便能作出判断。该书卷二卷端题下衔名把“校”刻成，了“较”，显系避明熹宗朱由校的讳。卷一页一行二第十字“玄”字原封不动，可知不避清圣祖玄烨的讳。据此，可以认定，此书当为明末天启刻本。 自雕版印书推行以后，各个时代，、各个地区，都涌现不少刻书工匠。无论官刻、家刻，还是坊刻，欲要刻印精善，都不能不延聘能工巧匠。核对刻工，不仅可以鉴别版刻的高下，而且还可以推断版本的绣梓年代与地区。宋本《新序》，镌有刻工洪新、洪茂，他们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杭州刻书名匠，可以断定，此书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刻本。宋本《放翁先生剑南诗稿》，刻工胡元、蔡懋、刘振、蔡申、蔡章等都是南宋中叶吉州地区的良工，把它定为南宋中期江西吉安刻本，也就不成问题了。 藏书印鉴，历来为版本鉴定者所重视，因为不管官府还是私人，其藏书一般都经过认真鉴定，择优收藏。负责鉴定和抉择的，一般都是行家。其所鉴定和抉择的，一般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说，藏书印鉴无异于版本鉴定证明书。如宋刻元修本《说文解字》。盖有“臣晋”、“海虞毛表奏叔图书记”、“季印振宜”、“沧苇”、“桂馥之印”、“阮元印”、“研经老人”，以及“杨氏海源阁藏”等印记。毛晋，汲古阁主人，明末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毛表，字奏叔，毛晋第四子，汲古阁继承者之一；季振宜，字沧苇，清初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桂馥，字冬卉，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考据家；阮元，自号研经老人，曾校刻过《十三经注疏》，汇刻过《清朝经解》；海源阁，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山东杨以增的藏书处。这些藏章的主人，都擅于鉴别。此本历经明清两代好几位名家鉴藏，谁也没有对其版本提出过异议，其鋟版年代是无懈可击的。清汪佑撰《星溪集略》、孙郁撰《漱玉堂三种传奇》两部稿本，清伊秉组纂辑、伊秉綖抄本《心稽小录》，宋米芾撰、清吴翌凤抄本《宝晋英光集》，由于分别钤有撰著者和传抄者的印记而得到了肯定。它说明了藏章对抄、稿本的鉴定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有时甚至能够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图录》紧紧地抓住了对版本鉴定能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关键性环节，客观地反映了日本静嘉堂文库所珍藏的我国宋元旧本总体面貌和各本真情实况，无论翻检、稽核或征引，都大可放心。 四、须综合应用。书目之间，书影之间，书目和书影之间，其所收录的古籍及其版本，有交叉，更有互异。综合应用，就是通过“交叉”，去核实某一古籍及其版本，或从中发现某一问题；就是利用“互异”，去解决某一书目或书影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一，用以互相印证降低乃至避免片面性，加强科学性。明末毛晋绿君亭刻本《洛阳伽蓝记》，见于《标注》著录，再查《中国版刻图录》（以下简称《版刻》），其版本就得到了证实。元大德八年丁思敬刻本《元丰类稿》，《标注》只在同他本比较时提及，未作专条著录，未免使应用者产生疑虑。一查《版刻》，心里踏实了。 第二，可以互为补阙。应用某一书目或书影，往往囿于收录范围，使查找、鉴定产生困难。经与其他书目或书影对照，困难往往就解决了。例如，明何景明的《大复集》；《标注》只载明嘉靖三年雅竹斋刻本和嘉靖十年义阳书院刻本，独缺嘉靖三十四年刻本。而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以下简称《提要》），不仅补救了《标注》的这一遗漏，而且还使鉴定者了解到：这三种嘉靖本都是每半页10行，每行18字，版式也差不多，极易混淆，三者存在明显的差异之一是，三年本只有唐龙序，十年本多了王廷相序，而三十四年本则又多了邹察跋。《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有明嘉靖四年北京汪倞刻本，有嘉靖四至六年震泽王廷喆刻本，有嘉靖十三年秦藩朱焯刻本。《标注》都予反映，但是从中看不出三者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而《提要》一方面点明汪本、王本、朱本都源于宋建阳黄善夫家塾本；另一方面又对三者进行了评骘，指出王刻最精。这样就避免了由于《标注》的简略而使版本鉴定中途搁浅。又如，明弘治五年，建阳詹氏进德书堂重刻本《大广益会玉篇》，《标注》未载，无法论证其版本。经查《版刻》，其封面右刻“弘治壬子孟夏之吉”，左刻“詹氏进德书堂重刊”，中刻图像，栏上横题“三峰精舍”，待查本与书影完全对上了号。边就解决了《标注》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保证了版本鉴定的准确性。 第三，借以相互纠缪。由于书贾作伪、翻刻重印、辗转传抄、鉴定不精、著录失实等诸原因，造成了书目、书影的衍、脱、讹、倒，干扰了版本鉴定。明彭大翼的《山堂考索》，若以《标注》著录为据，应定为明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刻本，证之《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以下简称《书目》），著录为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刻本，恰与卷首有万历己未张幼学《小纪》的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本相契，可纠《标注》之谬。.明李贽的《焚书》，《提要·补遗》认为“大约作于万历二十六、七年”易难免主观武断。本世纪80年代出版的解题书目《简明中国古籍辞典》说它“约成书于明万历四至三十年间”，就比较可靠，足以纠正《提要》的错误。《焚书》多系书答、杂述，而杂以读书心得及各体诗章，绝对不可能毕其功于一两年之内。据考证，李贽的有些杂述、书答的写作年代比较早。《卓吾论略》当作于万历六年戊寅（1578年）姚安太守任内。《复邓石阳》，约写于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年）。《提要》的误载，是显而易见的。 五、开拓应用途径。开拓书目、书影的应用途径，一实际上就是更多地借鉴前人和时人的经验。它既有助于提高版本鉴定的质量，又有助一于鉴定者增广见识、丰富经验和提高鉴定水平。 首先，要善于应用现有的书目、书影。对于现有各种类型的书目、书影要尽可能地了解得全面、具体，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够随手拈出。经验证明，只要平时多接触书目、书影，当需要弄清某书是否已佚，佚于何时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翻翻史志书目。要是亟待辨明某书的真赝，或了解四库存目的古籍，或遇到待查古籍属于地方文献，或有待了解、考证的是唐五代写本，也会很快地意识到，要分别向《伪书通考》、《四库全书大辞典》、地方文献书目和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敦煌古籍叙录》等相应的书目求援。当需要解开类似《柳河东集》的作者为什么不是唐柳宗元而是宋柳开，明李贽的《大雅堂杂著》和《枕中十书》究竟是同一著作呢，还是两本不同的书，也就不可能忘记发挥《同名异书通检》和《同书异名通检》的作用。 就某一类型而言，更要对各个书目、书影的底细有所了解。同是版本书目，掌握了《标注》着重标注四库已收古籍，《贩书偶记》专载四库未收者，而《书目》则兼录四库已收、存目、未收古籍这一特点，就可以避免乱用一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是解题书目，明确了《四库全书总目》是为四库所收的清乾隆以前的古籍撰写提要，《四库全书大辞典》和《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即《研经室经进书目》），分别为四库存目古籍和四库当收而未收的古籍撰写提要，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和《中国善本书提要，》则又是分别为自先秦至清季流传至今“有籍可征的古代典籍”，和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部分我国古籍善本书撰写提要，应用起来，就会按需取用，得心应手。同是丛书目录，明白了《丛书子自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等专供查检丛书零种的；明白了《汇刻书目》、《增订丛书举要》、《丛书目录.拾遗》、《丛书大辞典》和《中国丛书综录》等不限于查检丛书零种，其中以后两种较为常用，而又以最后一种较为精审，应用起来，更是成竹在胸了。 至于书影，其数量比书目少得多。比较重要的有缪荃孙的《宋元书影》、杨守敬的《留真谱》、瞿启甲的《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藩承弼和顾廷龙的《明刻版本图录》、北京图书馆的《中国版刻图录》等。其次，要及时掌握书目、书影出版、收藏信息，并尽量追踪应用。这将有助于开拓应用途径，提高应用效率，促进版本鉴定的发展。例如，《群经音辨》七卷，《标注》仅载“又刊于汀州”，灾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不甚了了，“不能作为版本鉴定的得力依据。如果消息灵通，懂得应用1987年陕西版《中国版刻综录》（以下简称《综录》），那么，就有根据把它定为南宋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学的刻本了。建安余志安勤有书堂先后镂版于元致和元年和元统三年的《三辅黄图》和《国朝名臣事略》，《标注》均付阙如，无从核定其版本。用上了《综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明王庸的《唐诗正音》二卷，清吴兆宜笺注、吴惠叔抄本《才调集笺注》十卷，到底是真本呢，还是冒牌货？《标注》，没有交代，要是了解到1987年陕西版《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就很快找到了答案。 落实待查古籍是否善本，除了《汲古阁书跋》、《荛圃藏书题识》、《思适斋书跋》等现有题跋结集以及《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善本书室藏书志》、《滂喜斋宋元本书目》、《宋元旧本经眼录》、《故宫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等现有善本书目可供应用外，还有1986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周叔弢先生于1952年赠送给北京图书馆的七百多种宋、元、明抄、校善本书目《自庄严堪善本书目》。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6年开始，到1990年底出齐的反映我国当代古籍善本书收藏情况的大型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部大型书目著录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高校、科研系统图书馆，以及博物馆、文管会等781个单位收藏的古籍善本书大约13万部。全书分为经、史、子、集、丛五部，立目6万多条，每部古籍善本书都注明收藏单位。其分类比四部分类法合理，其收录数量是历代官修、私撰书目所不能比拟的，而且比较便用、实用。 书影为数虽有限易但不等于都没有新版的。上举的《图录》，就很能说明问题。及时掌握《图录》存在的信息及其落脚点，在鉴定、稽核、引用宋元旧本时，就多了一条应用途径。 此外，有些工具书所附的专题书目，诸如1986年河南版《中国语文学家辞典》所附的《中国语文学著作索引》，四川版《诗经词典》所附的《历代（诗经>研究的重要著作目录》，江苏版《唐宋词鉴赏辞典》所附的《词学要籍简介》，1987年江苏版《古文鉴赏辞典》所附的《古文书目举要》，1988年上海版《唐宋词鉴赏辞典》所附的《唐宋词书目》，中国妇女出版社的《元曲鉴赏辞典》和《古诗鉴赏辞典》所附的《元曲书目介绍》和《古诗书目介绍》，等等，都很有可能提供某些古籍及其版本的一些情况，不应当小觑它。 六、正确对待书目、书影。任何一部书目、一书影，都不可能不出这样或那样的纰漏，都必须对它保持应有的警觉性。丧失警觉，很难避免重蹈前人和时人失误的覆辙。为了吸取经验教训，必须探究产生纰漏的主要原因。 （一）版本鉴定不精。古籍版本情况比较复杂，即使经验丰富、态度谨慎的鉴定者也无法保证万无一失。前面说过的明嘉靖初年震泽王氏仿宋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由于仿刻得形神毕肖，最能乱真，遂被书贾乔装打扮成宋本，进行招摇撞骗。版本鉴定不精，必然诱发著录失实。《天禄琳琅书目》中所作的错误著录，就是出于这一原因。天禄琳琅，是清乾隆年间内府收藏善本的去处。一旦把赝品误为真本，钤上“乾隆御览之宝”、“八秩耄念之宝”等玺印，鉴定者更难看清它的真面目了。 （二）藏书家作伪。书贾作伪，为了射利。而藏书家，多系版本学家，为什么竟步书贾的后尘，也弄虚作假呢？这是因为个别藏书家出于抬高其藏书身价的目的，有意提前某些藏本的梓行年代，往自编的藏书目录或书影里搀假。近人刘承干在其《嘉业堂善本书影》里把明刻《春秋经左氏传句解》、清刻《帝学》著录为宋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三）编纂者的疏忽。有些书目、书影的编纂者未经查证，就把前人或时人书目中的某些古籍及其版本照录过来，使他书的讹误得以混迹于其所编的书目或书影之中，给版本鉴定带来了许多麻烦。就说《标注》吧，虽然不失为一部较受欢迎的版本书目，然而错漏也不少。如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河东先生集》，竟被更名为《诂训柳先生文集》，明万历间何熊祥刻本《白沙子全集》，被简化为《白沙集》，清乾隆刻本《桃花泉弈谱》著者为范西屏世勋，也变成了范西屏建勋。还有，明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嘉靖二十五年丙午玉几山人刻本，不同于许自昌刻本，《标注》却认为“明许氏刊，似即玉几山人校刻本”。说到许刻，还有许多翻本，有的还可能迟至清代中晚期才翻刻的。原刻与翻刻极易混同，亟待审辨，而《标注》一概失收。以上种种倘据以鉴定版本，岂不偾事？ 总之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正确对待书目、书影。既要充分肯定它积极的一面，以它作为版本鉴定的良师益友；又要清醒地看到它的不足之处。特别需要警惕书贾和个别藏书家作伪，留心鉴定不精，著录失实的贻害。 以上各点所涉及的多系应甩的态度、方法和经验之类。这些方面虽然重要，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建国以前编制的书目、书影，都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鲁迅先生曾给一位学习古典文学的大学生开列了一份必读的古籍书单。在肯定其中一种叫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指出“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这一富有说服力的事例告诉我们，应用书目、书影，不要让某些错误观点牵着鼻子走。 进行古籍版本鉴定需要应用书目、书影，从事目录学、校勘学、考据学，训诂学、文献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或工作，也都离不开书目、书影的帮助。就是仅仅了解一下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不能不依靠书目和书影的指导。由此可见，上述各点，并不局限于古籍版本鉴定，它也能对其它学科领域的读者发挥一些参考作用。 注释： [1]《文献》1987年1期。 [2]见《书品》1988年2期。 [3]陆心源殁后，其家属将其所鉴藏的宋元旧本卖给了日本静嘉堂文库，致使这批珍贵的祖国文化遗产流失国外，也解开了该文库藏本竟由陆心源鉴定之谜。 原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l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