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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开始于16世纪。但一直到18世纪以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是出于对古老而神秘中国的好奇与赞美心理，19世纪以后则是以为达到他们的侵略目的和歧视中国为特征，直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才开始要求科学地重新认识世界的新生力量——中国。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提高，国外研究中国的组织机构不断增多，有关中国学的刊物大量出现，使中国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许多国家组织专门的研究机构从事中国学的研究工作，在人力、设备和成果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同时，把研究的重点从传统中国转向当代中国，大大拓宽了旧汉学的研究领域，并有国际一体化的趋势。中国学的研究中心也发生变化：从二次大战前的西欧（特别是法国）转移到日本，最后，研究中心又转移到美国。由于中国学文献的迅猛增长，使研究中国问题的各种书目也相继涌现，出版了各种综合性的书目和专题书目。中国学书目的编辑出版，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学研究的现状、水平和潜力，对我们把握中国学的发展趋势很有帮助。本文从综合性的中国学书目着手，对具有代表性且书目内容又相互衔接与补充的四部书目进行介绍和分析，并针对中国学书目的实际，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1.法国汉学家考狄埃（Cordier，Henri.1849—1925）编的《中国书目》（BibliothecaSiniea，1904—1908）可以说是中国学书目的开山之作。考狄埃曾在中国上海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任职长达10年之久，后任巴黎现代语言学校教授，撰写过许多关于中国历史和语言的论文。《中国书目》是一部收集了所有西方人士研究中国的图书、期刊论文的详细目录，所收资料不论文种，全都译成法文，有关中国的特定的人名、书名、地方和官职名称用中文标出。时间跨度大，收录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80年代的所有中国学材料，并把书目的重点放在19世纪，突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中国学研究的情况。《中国书目》是一部登记性书目，不作取舍，所以主观成份较少。其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收录了一些罕见的资料，尤其是当时的政府文件，并有大量的有关中法关系的文献，对我们研究中法关系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22—1924年间，出版了《中国书目》的补编，并为《中国书目》（正补编）编制了著者索引，弥补了正编由于没有著者索引而引起使用不便的缺陷。有的书刊评价《中国书目》为“唯一一部合理而完全的用西欧语言编成的中国学书目”。 2.我国学者袁同礼先生编的《西洋文献中的中国》（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1958年出版）则是《中国书目》的续编。《西洋文献中的中国》收录了在1921—1957年间用英、法、德语和葡萄牙语写成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包括图书和专题研究报告。中国人用英语写的著作或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也收录，并用中文著录出作者的姓名，这大大便利了中国读者的利用。但没有收地图和图表。该书目著录事项齐全，只省去了书的尺寸，书目体例和考狄埃的《中国书目》相同，而且也是非选择性的书目，只是在分类系统中，亦即在大主题下的小标题与《中国书目》稍有出入。 3.英国学者John Lust在1964年出版的Index Sinicus（《外文期刊有关中国论文索引》）则是袁同礼先生所编书目的姊妹篇。它专收1920—1955年间用西方语言出版的期刊论文、纪念文集、会议录和学术讨论集，共约20000余篇，同时，还兼收重要的评论和讣告，不收专著，与《西洋文献中的中国》一起，完整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二十到五十年代西方中国学研究的实际水平，同时，又弥补了《中国书目》的不足。该书目有著者索引和主题索引，使用方便。 4.美国的中国学专家施坚雅 （Skinner，G .M）教授主编的Modern ChineseSociety（《近代中国社会研究论著类目索引》，1973年出版）则是“有关中国研究的重要里程碑”的中国学书目，这是中国学领域里第一部利用电子计算机的代表作。这部书目规模巨大，著录与注释文献31441种，是从9万余种文献中精选出来的，收录了1644—1969年间用西文、日文、中文写成的有关中国向题的各类型出版物（报纸除外），引用了已出版的二手材料以及没有出版的论文。共有6种素引，即综合性素引，历史索引，地理素引，地方索引，编著者姓名索引和编著者机关索引。除综合性素引外，其它五种索引全部由电子计算机编制，是一部大型的分类与注释性索引，它不仅可以起一般素引的作用，而且预期要起指导与启发研究的作用。该书目分成三个独立的部分，即西文，中文，日文。遗憾的是用俄文写的出版物和俄文目录没有收录。 以上四部书目比较全面地收录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中国学文献，所收文献种类齐全，在时间和内容上有连续性，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文种也较多，所以，无论从编制技巧还是从书目内容上都有较高的水平。但目前还没有一部能综合反映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研究情况的书目，虽然有一些专门性的书目（如舒尔曼的《关于中国的博士论文——西文目录》）和书目之书目（如钱存训的《中国：书目的注释书目》），以及日本的《东洋学文献类目》，我国国内再没有一部包括多文种、跨学科、多种资料的中国学书目，这对我们研究国外的中国学现状，借鉴国外好的东西很不利，也与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相适用。鉴于目前的状况，我们呼吁：国家应充分重视中国学书目的编纂工作，责成有关部门在书目机构的建立、各项具体事宜的按排解决上发挥作用，建议：北京大学应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理由如下： 1.北京大学是所综合性的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各学科的学者专家齐全，尤其是文科领域更是独树一帜，而且北大图书馆藏书丰富，外文图书期刊报纸收藏量大，这对中国学书目的编制十分有利。同时，北京图书馆或各系统的图书馆藏书则为中国学书目的编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资源保障。 2.北大在索引的编制方面有其光辉的历史。1930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篡处（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index Series）在中国古籍索引的编制方面有重大贡献，共出版了引得41种，引得特刊29种，共计64种，是中国第一批有价值的索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引得编篡处的聂崇歧、贵增祥先生进入1942年9月成立的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组，前后编了14种通检。前人在书目索引的编制技术和方法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我们今天的书目编制很有借鉴的作用。 3.学校应对中国学书目的编制给予高度的重视，把该项工作列入学校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出版工作之列，并在经费、人员、设备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使这项工作能持久、长期而顺利的开展下去，为中国的中国学书目编制水平走在世界前列打下基础。 4.由各学科专家组成较稳定的编辑小组，并就有关事项进行协商，在书目的编辑技术和技巧方面，充分发挥图书馆学家和情报学家的作用，学科专家对各门具体学科的文献内容进行把关，使书目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比较完善的统一。 5.由于文献数量大，时间范围广，文种多，所以，建议先编辑单一文种、单一文献类型的综合性书目。同时，为使书目工作具有连续性和及时性，应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把中国学书目的数据输入计算机，这些，就为以后书目的更新和各种专题专科书目与回溯性书目的编制提供有利条件，既节省人力物力，又方便快速，保持书目的完整性和及时性，提高书目的使用价值。 6.加强同国内外有关学术机构或组织的联系，互通情况，，交流信息，以便获得最新的中国学资料。 总之，希望我国中国学书目的编制工作能尽早、尽快地开展起来，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使中国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参考文献： 〔1〕《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 〔2〕《日本的中国学家》严绍璗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1月 〔3〕简述“哈佛燕京学社”聂崇歧著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 〔4〕Guide to reference books，9rd edition〔5〕Guide to reference material，vol.2，3rdcdition 作者工作单位：（苏州大学） 原载：《大学图书馆学报》1990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