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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浚仪（今河南开封）人，至其祖始定居庆元府（今浙江鄞县）。王应麟是我国宋末元初的著名学者。南宋末年，政治上内忧外困，国势岌岌可危。在思想上，空谈心性的理学仍占统治地位，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异军突起，主张事功，为现实政治服务，以挽救将要倾覆的南宋王朝。在学术上，学风空虚固陋，科场腐败之风盛行，丁大全、留梦炎、贾似道专权之时，滥举亲信，考场上公然怀挟露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王应麟对当时的政治、士风均感不满。宋理宗淳祐年间，王应麟中了进士，他丝毫不以中进士为荣，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词科自见，理宗宝佑四年（1256），再应博学宏词科，中第。他历任秘书郎、秘书著作佐郎、秘书少监、秘书监、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职。由于他向以“通儒”自勉，加上职务的便利，王应麟博览群书，泛读四部，并善于做笔记，因此成为一代道儒。王氏一生著述甚丰，遗著有三十一种，七百多卷。考订性札记《困学纪闻》一书，综罗文献，贯穿古今，最为后世推重。王氏书目著作有两种：《汉艺文志考证》十卷，《玉海》二百卷，内有“艺文”二十八卷（第35 ~63卷）。这两部著作奠定了王应麟在我国古典文献学史上，尤其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汉艺文志考证》十卷 两宋时期，由于政治上长期内忧外患，因而公私均留心史事，学者多精通史学，史书种类多、数量大。史书考辨尤为突出，吴慎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导宋代史考之先路，以后的史家又把这种作法推而广之，认为先代史学著作都可以怀疑和考证，这或许与宋代经学领域的疑辨之风有关联。王应麟也十分注重史书考辨工作，其代表作《困学纪闻》中考史部分占了很大的比重。他在史考方面独具慧眼，《汉艺文志考证》就是其史考方面的代表之作。 《汉书艺文志》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把它视为先秦的学术史和文化史，清代学者金榜更是推重备至，云“不道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由此可见《汉书艺文志》在我国古代学术中的重要性。有关《汉书艺文志》的研究著作达十七种之多，王应麟、康有为、姚振宗、孙德谦、余嘉锡、张舜徽等著名学者都对《汉书艺文志》进行过详尽的考证、补注等研究工作，其中王应麟的《汉艺文志考证》则是开先河之作，它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汉书艺文志》的学术著作。王应麟鉴于《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不甚详尽，颜师古注只是疏略姓名、时代，“所考证者，汉书著记即起居注，家语非今家语，邓析子非子产所杀、庄忽奇严助之驳文，逢门即逄蒙之类，不过三五条而止”，他乃拾取有关史书、诸子等旧文，各为补注，共涉及三十七类，详加考证图书达三百八十余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王应麟“捃摭旧文、各为补注、不载汉志全文，惟以有所论辨者、摘录为纲，略如《经典释文》之例”。《汉艺文志考证》编排次序仍依《汉书艺文志》，增补之书按类附入，以“不著录”区别于《汉书艺文志》，考证内容大体上包括著者生平及著作情况，本书真伪、存佚情况等等。如：“贾谊赋七篇朱文公曰：贾太傅以卓然命世英杰之材，俯就骚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时诸人所及。古文苑有旱云筍??赋。隋志：梁有贾谊集四卷。”又如：“老子指归不著录隋志：十一卷，严遵撰。列子释文云：遵，字君平，作指归十四篇，演解五千文。”姚振宗认为“其书考证本文者二百七十六条，考证篇叙者七十八条，考证本志所不著录者二十七条，即就所作《玉海》观之，似乎所得不止于此，反复详勘，似其未成之作”。（《汉书艺文志拾补叙》）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对了解和研究《汉书艺文志》具有相当的价值，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汉艺文志考证》中说：“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十卷，所采掇亦甚博雅。”其“要意求切实，于宋季朋辈中，究为硕果仅存”。姚名达先生在其所著《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也认为《汉艺文志考证》“……，其该洽，究非他家所及也。”当然，《汉艺文志考证》也有很多不足之处，王鸣盛认为王应麟于“本源之地，未作究通，不得要领”。张尔田在为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所作的序言中说：“自来治班志者多矣，在宋则有王伯厚、郑渔仲两家，王但详于考古，于史无裨，郑亦推辨其编次当否而已”。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新撰条理序言》云：“王深宁，……，其学非颛门，例多驳杂。”尽管如此，王应麟对《汉书艺文志》研究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尤其重要的是他的这部著作对后世史志目录的补撰和考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就是仿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而进行隋志考证的。清代补撰考证史志艺文志的书目活动也不能不说是受了王氏此作豹影响，其中对《汉书艺文志》考证研究的影响更不待言。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经过王应麟的考证，一些在我国科技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典籍，如《甘氏岁星经》、《石氏星经》、《九章算术》等为后人所知晓。 二、《玉海·艺文》 王应麟的《玉海·艺文》也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书目著作，开类书纪图书目录之艺文的先例。王重民先生认为它的参考价值远远超过郑樵的《艺文略》。 1.编纂《玉海·艺文》的背景 有宋一代，程朱理学为一统天下的正统思想，南宋末年，讲事功，切实际的永嘉学派兴起，王应麟对这些学说都进行过系统的学习和研究。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的《宋元学案、深宁学案序录》中说：“四明之府多陆氏，深宁之父亦师史独善以接陆学。而深宁绍其家训，又从王子文以接朱氏，从楼迂斋以接吕氏，又尝与汤东涧游，东涧兼治朱吕陆之学也。”又谢山的《宋王尚书画像记》曰：“先生之学，私淑东莱，而兼综建安、江右、永嘉之传”。由此可见，王氏是经过宋代各派学术熏陶和影响的。所以朱熹重视读书之法和永嘉学派重视以历史文献知识作为教学内容等思想不能不影响他。南宋时，科举制度腐败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高宗时立“博学宏词科”，想以此网罗天下具有真才实学者。博学宏词科是制举的一种，是由皇帝亲自策问的特种考试，博学宏词即学问渊博、文辞清丽之士。王应麟一向以为事举子业是沽名钓誉之事，于世无补，所以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词自见。上述情况使得王应麟能够博览历史文献，善于总结为学之道，并从中萌发出编制一部“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的类书的念头。此外唐宋类书编撰达到了高峰，仅宋代就有四部大至一千卷的类书，这也是影响王应麟编制类书的一个重要因素。王应麟又是一位目录学专家，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他是有很深的认识的。在经年累月的读书治学生涯中，他不仅善于利用历代书目，而且也积累了一整套丰富而独特的收集和编排资料的方法，王应麟在《玉海》的编撰过程中也充分体现和运用了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2.《玉海·艺文》的资料来源： 南宋陈骙、张攀编目时，由于人力、时间的限制，只能抄辑原书的序跋和旧目录的评论，“参合众家”，连缀成篇，但失于考证，目录质量也不高。王应麟则采用辑录体的方法，辑录当时的古今文献，资料，这样《玉海·艺文》就有更高的实际参考价值。王应麟编制《玉海·艺文》时，一般以欧阳修的《新唐书艺文志》为著录的基础，以陈骙、张攀等编的《中兴馆阁书目》为辑释的基础，以前代各史志艺文志和官私目录作补充，而且更广泛地利用了一切历史文献资料，广征博引并加以发明，王氏还注重史实的考证，不轻信前人的记录，仅此而言就超过了郑樵和马端临。 3.《玉海·艺文》的特点： 《玉海·艺文》包括四十四个子目，基本上按经史子集的次序排列，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①以图书目录为主并收录了与图书有关的厉史文献资料，既有原始文献，又有文献线索，大大丰富了目录的著录内容。②历来类书都是以分类和韵目编排的，《玉海·艺文》则采用了书名与分类相结合的办法加以编排和组织图书，这种方法固然是为了适应博学宏词科的需要，但它增加了类书的检索途径，提高了类书的参考价值。③以往的书目都是以一部书作为一个著录单位的，而《玉海·艺文》则采用编题的方法，也就是以一组具有相同性质和功用的文献群作为一个著录单位的方法。如：第五十二卷、书目中列有诸如“汉七略、六略、别录”，“魏中经、晋中经薄、四部、秘阁四部，这样一些编题，它对于了解书目发展源流及其演变很有意义。《玉海·艺文》不但能满足特性检索的需要，而且也能满足族性检索的需要。 4.《玉海·艺文》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玉海·艺文》在我国古典目录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①《玉海·艺文》首创了类书中列图书目录的先例。类书是原始资料汇编性质的一种工具书，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具有辑录佚书、校勘古籍的作用。类书中列图书目录使得类书具有了目录学的功用，《玉海·艺文》为当时和后世的学者提供了读书治学的门径，检索资料的途径以及考辨古籍的依据，尤其对于研究唐宋图书发展史、目录学史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余嘉锡先生《目录学发微》一书中论述唐宋时期目录学发展的情况时，很大一部分材料来源于《玉海·艺文》。②《玉海·艺文》以分类、编题和书名等文献特征组织和编排文献，扩大了书目的检索途径，这是以往的书目所没有的。③《玉海·艺文》各编题中的每部书都辑录了有关该书的所有文献资料，诸如记著作本末，考流传真伪、述著者情况以及考订文理纯驳的资料、掌故都集中在一书之下。这种辑录体的关于某一文献的材料为后世学者所推重，也可以说是辑录体提要的滥觞。 综上所述，王应麟实在是我国文献学史、目录学史上的一位重要的学者，对他的研究，过去似乎重视的不够，本文只是一篇读书心得，浅陋之处自不待言，谬误亦或不少，笔者只是想借此抛砖引玉而已。 主要参考文献 王应麟《玉海》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黄宗義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 姚振宗《快阁师石山房丛书》 姚名达《中国目录李史》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 原载：《山东图书馆季刊》1991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