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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各种形式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层见迭出，显示出这一学科的勃勃生机和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尤以王运熙、顾易生二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为曲终奏雅，为20世纪70余年的批评史研究作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穴。但是作为对一门学科的研究，是不能仅以著述方式作为察寻研究起源的标识的，此前的史前史也应该纳入考察的范围。本文通过对传统目录学里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整理、归类和研究的考察，试图为20世纪之前的批评史研究作一粗线条的勾勒，以凸现其学术理念的发展。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大凡一门传统学科的建立，都可以从古典目录学里寻索其渐进的轨迹。因为目录所收著作往往以时代先后为序，有的在“条其篇目”之外，更“撮其旨意”（《汉书·艺文志叙》），无形中将目录做成为一部学术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完整著述，虽然是在1927年才开始出现，但作为一门学科，特别是带有传统意义的学科，其与目录学的关系就更为密切。 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觉时代，一般认为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作为自觉的标志之一就是两部批评名著——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的出现。因为它们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创作，所以从它们的性质归属可以看出目录学家对这类著述的基本态度。最初著录它们的《隋书·经籍志》将之归入集部总集类，与《文选》、《玉台新咏》同类。《隋志·总集后叙》认为总集是“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是作为一种创作范本而汇聚成钞的。《隋书》约成于公元656年，因此可以说在1300多年前，古代的目录学家对于文学批评类著作已经予以重视。因为目录学上的考镜源流，其意义正在于辨章学术。中国文学批评学术史的发端，当也可追溯至此。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曾说：“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虽然集部的归类颇为庞杂，但由于早期的文学批评著作大多结合大量的文学作品进行演绎，是“众家之集，日以滋广”的直接产物。如钟嵘《诗品》对汉魏至齐梁五言诗的上下品骘，刘勰文体论的“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都是与作品同步进行的。所以《隋志》归入总集类，在当时仍不失为一种务实的做法。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集部之名始于《隋书》，但南北朝之时，实已隐具此意。《文心雕龙·通变》云：“今才颖之士，刻意为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宋集”云云，实是指刘宋时代各家文学作品的结集。而此前荀勖《晋中经簿》据魏秘书郎郑默《中经》之意，分典籍为甲、乙、丙、丁四部，而丁部正是以诗赋为主。《隋志》之以经、史、子、集分目，明显受到荀勖的影响。自此以后，四部分目遂成目录学不祧之成法。 自《隋志》将刘、钟二氏著述列入集部后，一直至清代乾隆年间所编篡的《四库全书》，对文学批评著作的目录归类虽然不断趋于细密和科学，但它一直是作为集部的一个分支而被保留着。不过在总集中停留的时间并不漫长，整个唐代，除《隋志》外，仅有《集贤书目》也将之收入总集之中。将文学批评著作从总集中厘析出来而别立“文史”之名的，源于唐开元年间编定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其书分甲、乙、丙、丁四部，而“丁部集录其类三：楚辞、别集、总集并文史”（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其后吴兢《西斋书目》继之[1]。《旧唐书》吴兢本传称：“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书目既系由家藏书籍编写，数量当也有限。现《西斋书目》已佚，无由得窥原貌。但他的《乐府古题要解》既能“于传记洎诸家文集中采乐府所起本义以解释古题”（《郡斋读书志》），则于“文史”类中各书或也有撮其旨意者，甚或于“文史”分类之由略有申说也未可知。四库录存其《贞观政要》一书，凡十卷40篇，卷七有“论文史”一篇，多记贞观年间，太宗与房玄龄、褚遂良等议论文学之事，大抵是关于文风建设方面黜浮华而昌政理之议。可见吴兢《西斋书目》中的“文中”类，当也是收录与文史批评有关的著作专辑。“文史”类是后来诗文评的一个有力先驱，它第一次把文学批评著作从文学作品中分离出来，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宋代的目录著作大多沿《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和《西斋书目》之绪，纷立“文史”之目。但与唐代相比，文、史之中，更倾向于文，《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所收即以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颜竣《诗例录》、钟嵘《诗评》四家四部著作为主，酌收王昌龄等人的诗格著作，史评类著作的份量明显减轻。这是对唐代文史杂糅的一种初步修正。宋代官私书目存于今者凡有四家：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除《郡斋读书志》外，其余都设有“文史”类，刘、钟二家著述及大量诗话诗格著作，如《洪驹父诗话》、《诗话总龟》等均予收录。绝大部分属于文学批评的范围，只有少数几种史评著作如《史通》等附带收入。这是后来的诗文评走向独立的一个重要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目录学家除了在分类上渐趋纯粹和周密外，对于分类的原因和各类的特点也多有阐释。今传王尧臣等奉敕编著的《崇文总目》，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至绍兴中，才依郑樵之见，刊落序释[2]。令当日之论见，不能再现于今。其后陈马癸的《中兴馆阁书目》（编定于宋孝宗淳熙五年）对于“文史”类的特点也有明确的说明：“文史者，所以讥评文人之得失也。”认识到这一类著述的特点主要是对作家作品得失的评论。因此宋人对文史类的进一步确立和界定，标志着他们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性质和特点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和州志艺文书辑略》中追述设立“文史”之目的缘由说：“唐宋以后，纪闻随笔，门类实繁；诗话文评，牵连杂记，是则诸子之中，别立文史专门也。”这种说法是大体符合实际的。如果没有诗话文评著作的勃兴，文史类的确立就缺少了基本的前提。 在宋代的其它著作中，也颇见“文史”之名。如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集李充、刘勰、颜竣和钟嵘四家著述为“唐文史四家”[3]。凡此都可看出宋人对“文史”分类的认同和趋合。此外，宋代学者对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特点也有了初步的划分。如郑樵《通志》就分列“文史”与“诗评”二类，将综合各体文学批评的《文心雕龙》、《翰林论》等归入“文史”类。而“诗评”类则专收诗话诗格著作，象钟嵘《诗评》、王昌龄《诗格》等均在其中，一些明显带有批评倾向的诗歌总集如《河岳英灵集》也包括在内。稍晚于郑樵的章如愚在其《山堂考索》（一名《群书考索》）中更细分文史为文章缘起、评文、评诗三类，评诗类全文收录钟嵘的《诗评》，评文类主要引述经部、诸子、史传及文集中有关评论文章之语，文章缘起类则以任日方的《文章缘起》为主。虽然“文章缘起”与“评文”分作两类，似过于琐碎，但较诸郑樵的文史、诗评二分法，要更契合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特点。总的来说，宋代的目录著作虽已有将文史进一步分化的倾向，但并不普及。跟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诗学批评最先成熟一样，文学批评的研究史也是诗学批评研究最早走向专门化和系统化的。诗评、文评类的出现对明代“诗文评”类的确立，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迪、滋育。今人王重民曾分析其间流变云：“唐宋目录中的文史类，明清又区分为史评类与诗文评类，指历史与文艺的批评书籍。”[4]这从总体趋势上来说是符合实际的，但郑樵首立的“诗评”类或许对“诗文评”的出现有更为直接的作用。 明代是社会经济和文学创作发展都比较迅猛的时代，图书业也因印刷技术的提高而空前发达，私人藏书家应运而生。一些有名望的藏书家几乎都撰有家藏书目，如高儒的《百川书志》、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赵定宇书目》等不下十数种，再加上官方的《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等，数目十分可观。明代目录学家对处于发达状态的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图书都予以及时记录和反映。如《百川书志》、《晁氏宝文堂书目》就分别在史部和子部的杂门、乐府门中收录戏曲小说著作，《红雨楼书目》则在子部传奇类收录元明杂剧和传奇著作，凡此都可看出明人观念的通脱。对于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归类，明人经历了一个分化整合的过程，除了少数几部书目如《百川书志》等承宋人之例，继列“文史”类外，大多将郑樵《通志》中新设的“诗评”加以移植和变化，显示在文学批评学术归类上超越宋人的趋势。如焦□的《国史经籍志》、祁承□的《澹生堂藏书目》均列“诗文评”类，焦□说明设置“诗文评”的原因：“昔人有言，文之辨讷，升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异焉。作之固难，解亦不易。故长编巨轴半就湮没，而其仅存者，又未尽雅驯可观，盖亦有幸有不幸焉。今次其时代，总为此编。”既看到文学批评对创作的巨大影响，又看到其自身的复杂性。所以就“次其时代”，做起了考镜源流的工作。焦、祁二氏的“诗文评”类实际已成为纯粹文学批评著作的渊薮所在，是对宋人文、史相杂观念的一种新的突破，它直接影响到清代《四库全书》对诗文评著作的最后归属和界定。 明代的目录学家除了在区别文、史上突过前人，在诗文评类下又分“文式文评”和“诗式诗评”等小类，如《澹生堂藏书目》将《文章缘起》、《文心雕龙》等归入前者，而将大量诗话诗格著作归入后者。显示出不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史有比较明确的体认，而且对各分体学术史也有相当自觉的认识。其他的目录学家标目虽微有差异，如《近古堂书目》、《玄赏斋书目》分“文说类”与“诗话类”等，但异说而同质。正如郑樵《通志·校雠略》所云：“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明人分类的多元化，实出于学术之考虑为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文评”的确立已经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呼之欲出了，到了清代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编竟之时，“诗文评”遂成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专称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这个由分到合的过程，也隐含着目录学家对文学批评的认识已由局部上升到整体，由感性而渐趋理性。 《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录书八十五部，凡五百二十四卷。《四库提要》从理论上考察了诗文评著作出现的原因、作用以及它在目录学中的地位变迁：“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如果撇开言语之中根深蒂固的对诗文评的鄙薄因素，其对诗文评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目录中的类别演变的描述，还是经得起推敲的。 考察一下诗文评著作在古典目录中分化演进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诗文评一直是作为集部的一个分支而被保留着，先后经历了从总集——文史——诗评、文评——诗文评这么一个渐进而纯粹的过程。虽然在古代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次序本身就隐含着彼此间价值的高下，而且在集部之中，与总集、别集相比，按朱自清的话说，诗文评又似乎只是“集部里的一条尾巴”。诗文评可说是历经沧桑，最终赢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这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 目录学里“诗文评”类的确立，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相对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的专门材料，更在于它大体理清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并对诗文评的主要类例和特点也有了粗略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序言言之尤为切要：“……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详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綮《本事诗》旁采故实。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堪称是一篇简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它对古代诗文评著作五种体例的归纳，以及对文学批评异常活跃的宋、明两代批评得失的论述，是兼具启蒙和典范意义的。即此而言，我们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起源时，仅将上限追溯至1927年陈中凡的第一部著述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似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没有目录学里对古代文学批评史学术理念的逐步深化和细密，没有19、20世纪之交中西文学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则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起码在20世纪初是如此。 注释： [1]吴兢卒于天宝八年，故其《西斋书目》或在《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编定之后。 [2]此依朱彝尊说。朱有《崇文总目跋》一文，载《曝书亭集》卷四十，其文曰：“《崇文总目》，范氏天一阁有藏本，展卷读之，祗有其目，当日之序释，无一存焉。……是书因渔仲之言，绍兴中从而去其序释也。”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九引杭世骏《崇文总目跋》（《道古堂集》卷二十五），认为后于郑樵百余年的王应麟《玉海》和马端临《文献通考》既曾引证其说，则《崇文总目》之序释在宋时原未有阙，或为后世传钞者，畏其繁重而率意删去。其说颇可资为参证，但尚欠充分。 [3]此四家皆非唐人，故文中所指当为《新唐书·艺文志》所提及的“四家四部”著作。 [4]章学诚《校雠通义》附录《和州志艺文书辑略》，王重民通解。 [作者简介]彭玉平（1964—），男，江苏常州人，中山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的研究和教学。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3 原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