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中华书局和山西人民出版社都影印出版了《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一百四十六卷。此书出自清末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耿文光之手。谈清代藏书，谈清代目录学，人们多津津乐道毛晋、钱曾、章学诚、孙星衍、黄丕烈、吴骞、张金吾、陆心源等人，耿文光则鲜为人所知。予不揣谫陋，将其生平事迹、藏书活动及研治目录学情况，考述如下： 一、“苏溪渔隐”耿文光生平 耿文光，字星恒，一字斗垣，号酉山，又号苏溪渔隐，祖居山西灵石县东乡苏溪村，清道光十年(1830)四月十三日出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卒，享年七十九岁。文光十岁就外傅，十九岁始赴博士试，四试皆不取。咸丰三年(1853)二十四岁，以捐输本省军需议叙职衔为国子监典籍。至二十六岁补为博士弟子员。二十九岁补增广生。三十一岁食廪。三十三岁(同治元年，1862)始中乡试为举人。四十三岁(同治十一年，1872)赴会试，未试而归，文光云：“素无温饱之心，徒自劳耳”，“遂托以逃”，“筑室藏书，自号苏溪渔隐以见志”。(《五十自序》)五十一岁(光绪六年，1880)再赴会试不售，又不赴挑场，如往日事。五十五岁遭家变。五十九岁寓津门。六十岁(光绪十五年，1889)大挑二等，选平遥县训导。是年撰(苏溪渔隐读书谱》(以下简称《读书谱》)，述六十岁以前生平事迹及读书、撰写书目、藏书活动甚详。民国《灵石县志》卷九“忠孝类”有传云，山西学政王廷相(梅岑)知文光“为积学之士，且属教职中第一流人物，保举知县”。文光“以年老未便远游辞。后终于教官任所。远近闻之，莫不惋惜”。文光还“通岐黄之术。乡人有病，不论贫富，延之即往视，并舍药饵以济世”。(《县志》本传) 文光是一个颇具眼力的读书人。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对此并不十分热心。他把自己前半身投身科举说成“功多误用”。尝自言：“三十以前学近于俗，功多误用。四十以后所见略广，始悔前日之非。因尽发所藏，肆力古籍，……为考据学。”(《读书谱》)又曰：“吾终生一学中人也。惟科举之学未尝尽心。而业其所业，未尝废业。日有所益，欣欣焉如木之荣；日有所缺，忽忽焉如宝之失。(同前)他后半辈子对走科举入仕之途没有多大兴趣，而是潜心实学。在封建社会，象耿文光这样学识渊博的真正读书人，仕途并不通达的，为数不少。 二、“以藏书论，全省望族推为巨擘” 《县志》卷九本传云，耿氏“家道素丰”，“家中藏书万卷”，“以藏书论，全省望族推为巨擘”。又卷十《耀彩耿公墓志铭》提及文光云：“清季有故广文讳文光孝廉者，邑中称斗垣先生，蓟北王公梅岑视学山右，以藏书宏富，著述等身，褒奖之。”可见耿氏藏书当时在山西影响是很大的。说他是山西藏书“巨擘”，诚不为夸。 耿氏先世即富藏书。文光曰：“余先世藏书多善本，零落断残，不可复整。所藏有宋本《文选》，《山谷内集》，皆脱数十页；宋本小说数种，可校稗海。抄本《茶苑》四册，蓝丝栏。抄本有《山水图》八册，红丝栏。翁覃溪《诗话》四册，门人所抄。《辽史拾遗》十二册，知不足斋原抄本，二书被人盗去。今所存者惟元本《古今韵会》为完帙。”(《仁静堂书目》叙)又曰：“余家先世藏书，兼设书肆，故余得以书为师，凡宋元精椠及影抄佳本，旧藏为多。”(《读书谱》)耳濡目染之下，文光“素性嗜书，所过之地无不搜采”(跋司马光《传家集》)。“余自幼嗜书，若不得解，求其解者亦不得也。闻人说书，则听之，随听随购，随读随思，其不解如故。然而爱书之癖，亦固结不解，类若有物凭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乃至“发愤购书，相依为命”。(《万卷精华楼藏书丛记稿》序)。 文光从事藏书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三十岁以前，为不成熟阶段。《读书谱》云：“道光二十五年十六岁，自是年以后遂以购书为事，求古人读书之法，而诗文不甚致意。购书须有门径，若无人指引，则堆积俗本不可依据。”“道光二十八年十九岁，六月收得张氏书数十种，其中佳本有原刻《本草纲目》，汲古阁《汉书》、《晋书》，毛刻《北宋本说文》，殿本《唐诗醇》、《文醇》，殿本《康熙字典》，其余医家书最多。”“自十六至三十岁，观书甚多，见时文亦多，名稿名选随见即收，不入目录，所收之书亦富，虽皆有用，无甚秘本，甚佳者登之仅三之一耳。”这个阶段所购皆为实用，时文俗本甚多，佳本秘籍甚少。 第二阶段，自三十至四十五岁，为成熟阶段。他在《目录学》序里说，这时他厌弃科举俗学，认为“近世非无人才，半为俗学所误。俗学之误又始于俗刻陋本，或因坊估射利，或出庸手所为。凡城市书堆之所积，村塾几案之所陈，皆是也。实足以泊没性灵，涂泥耳目，毒之所中，为方莫治”，“余熟思至此，深知自愧，遂发愤购书，遍求古人读书之法”。《读书谱》云：“自三十一岁至四十五岁，此十五年中，聚书最多。本之美恶，略能识别，又得近人诸校本，方知读书法。因肆力于目录，随读随编。虽宋板元钞，不如汲古、述古、天一、平津之美备，而以之读书，差为有益，与炫耀板本者自不同也。”又云：“丙寅(同治五年)得吾邑王丈书六百余种(靖廷所藏虽乏古本，然多近人考证之作，传本已少)。戊辰(同治七年)又得杨氏书五百余种(墨林藏书多善本，当时皆重价所购)。兼以游历所收，书林所贩，总八万余卷，爰构一庐，分为十架，缘梯上下，位置皆宜”。[1] 第三阶段，六十岁以后购书。《读书谱》云：“五十五岁忽遭家变，所藏之书即身而散。先弃其重者、大者，继弃其坊人所重而己不甚在意者。然予所收零本最多，虽弃其十之九，而较之微书之家，犹余十之九也。夫得失何常?聚散无定，况自古无久藏之书，此亦何必系恋于怀?然一加翻阅，未免窘迫，此意未可为外人道也。”这里既叙述了书散时的过程，也叙述了耿氏的心情。一方面“处之泰然，漠然无所动于中”，一方面又深感“窘迫”，比之“情病”，“较之六气为难治”。可以说，这是历史上所有藏书家在书散时的一种矛盾心情。到六十岁，耿氏获训导一职，“俸金之入，足以购书”，又重新致力于藏书，相信自己“后之所聚，定胜于前。而笃嗜如吾，至老不衰矣”。(《读书谱》) 耿氏藏书处为万卷精华楼，“采万卷之精华，遂以名楼也”。(《万卷精华楼藏书丛记稿》序)还有苏溪书库、仁静堂、紫玉函等藏书之所。所藏书达八万余卷(《耿氏藏书目》著录八万四千八百卷)，堪称近代一大藏书家。其藏书印有“耿文光字星恒一字酉山”篆文大方朱印。 耿氏万卷精华楼藏书虽不如黄氏士礼居、吴氏拜经楼、丁氏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等那样精善，但亦不乏精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特点为：(一)耿氏不专嗜于宋元本，但宋元本亦不少，约有四、五十种。(二)所藏明版书极多。从明初至清末，已历五、六百年，明板书亦为清末许多藏书家所重，如陶湘、缪荃孙、刘承轩、叶德辉都有论明版书可贵的言论。可以说，到了近代，藏书主流已由清初和中期的佞宋、癖元转而为重视明版。耿氏亦不例外。其所藏明版《史记》即有数种，以秦藩本、震泽王氏本、金台汪谅本为最佳。地理类有明吴盧校刻的《山海经》十八卷、《雍录》十卷、淡生堂本《荆楚岁时记》一卷等约二十种。医家类有明吴勉学校刻《重广补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灵枢经》十二卷、新安程衍道经余居校刻《外台秘书》四十卷等近三十种，其中《神农本草经疏》三十卷，乃毛晋之舅父缪希雍所撰，成于晚年，一生精力皆萃于此，天启五年缪氏绿君亭自刻。耿氏藏绿君亭本尚有数种。(三)所藏毛氏汲古阁刻书极备。明清之际，常熟毛晋、毛扆父子汲古阁刻书极多，为世人所重。至清末出现了专收汲古阁刻书的藏书家。顾湘《小石山房丛书》刻入《汲古阁校刻书目》一卷、荥阳悔道人撰《汲古阁刻板存亡考》一卷。清末民国初，陶湘涉园所藏汲古阁刻书最备，几达毛氏刻书百分之九十几，并撰《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耿氏所藏毛氏汲古阁刻本，《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著录极多，若以陶氏《目录》相较，迨亦相差无几。(四)、同一种书广购众本。如《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百一十一、一百一十二著录宋代苏诗有：明成化四年本《苏文忠公文集》四十卷、苏祠本《嘉祐集》二十卷、明本《东坡大全集》一百三十卷、苏祠本《东坡集》八十四卷、芬欣阁本《东坡尺牍》八卷、元本《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三十卷、清康熙朱氏本《苏诗集注》三十二卷、商丘宋氏本《施注苏诗》四十二卷、香雨斋本《苏诗补注》五十卷、钟息斋本《苏诗合注》五十卷、武林本《苏诗编注集成》四十六卷、韵山堂本《苏文忠诗编注集成》四十六卷、纪昀评朱墨本《苏文忠诗集》五十卷、翁方纲苏斋本《苏诗补注》八卷、宋本《栾城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眉州三苏祠本《栾城集》四十八卷、乾隆赵怀玉刊《斜川集》六卷、知不足斋本《叙川集》六卷等。苏洵、苏辙、苏轼、苏述的著作广罗齐备，多达十八种，大有利于读书、研究之助。(五)按类备购。耿氏重视元人文集的搜罗。有元一代仅历数十年，耿氏《万卷精华楼藏书记》文集类即著录了元代作者如郝经、张养浩、方回、戴表元、刘诜、赵孟頫、吴澄、仇远、许衡、刘因、袁桷、袁易、虞集、吴莱、黄溍、欧阳之、柳贯、萨都拉、苏天爵、余阙、张雨、丁鹤年、王逢、戴良、李祁、倪瓒、顾阿瑛、汪克宽、杨维桢、宋禧、邓雅如等31人的44种著作，可谓富矣。其中精者有元刻本赵孟 《松雪斋集》十卷、虞集《道园类稿》五十卷、丁鹤年《鹤年诗集》三卷、王逢《梧溪集》七卷，其余毛氏汲古阁刻本、明本、抄本亦不少，均为罕秘难得之书。(六)耿氏所藏明清校本、抄本、原刻本、南北监本、家刻本及名家藏本亦甚夥，大都为难寻之书。从以上可见耿氏藏书之精美。 前已述及耿氏藏书于五十五岁时已颇有散佚。至于万卷精华楼八万卷全部藏书，后流落何方，不得而知。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著录了耿氏藏书唐司空图撰《司空表圣文集》十卷旧写本，有文光手跋一则，末署万卷精华楼藏书跋尾。是书即原藏于王靖廷寿椿堂。李盛铎《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第280—281页，著录耿氏所藏宋司马光撰《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明初刊本，有文光手跋八则。其一曰：“《传家集》宋板久佚，元本无闻；此刻为最古，依仿宋样，雅致可爱，希世之宝也，有识者自知之。星垣文光题。”其一曰：“《传家集》为公所手订，异于《文正集》，而传本甚罕，南方藏书家多未著录，汲古老人求之数十年竟未之得，仅有《集略》三十余卷，诗十五卷，可知为希世之珍矣。庚午(同治九年)秋七月苏溪渔隐识。”由此可知，耿氏藏书亦有散入清末各藏书名家者，为世所重。 三、读书与撰写书目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凡读书之人必喜购喜藏书籍。自古以来，读书与藏书相伴而行，有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人之身与影。善读书即善藏书，不善藏书即很难说真正善读书。耿氏是把藏书与读书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他所说的“业其所业，未尝废业”就是指他终生都没有停止藏书和读书而言的。他最看不起那些急于追求功名的所谓读书人。他说：“今学者急于功名，专攻举业，以读书为不急之务，与古人有不合之心，究之，文卒无成，而书亦束之高阁，比比然也，实为两失。”(《日课书目》叙)对于笃嗜藏书的藏书家，他认为真正懂得读书的亦不多。他说：“嗜书之人，其癖不一。有视为钟鼎彝器，牙签插架，略不翻阅者；有随意取携、杂辑丛记、徒资谈笑者；有专辨宋板明钞，而不解其中义理旨趣者；有手披口诵，日事研摩，而不能识其面目者。大抵徒好者十之五，徒聚者十之三，能知者不及十之二，能校者不及十之一也。”(《目录学》叙) 关于如何读书治学，我国不少学者有一个极重要的观点，就是读书必须从治目录学入手。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总是乱读。”“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榷》)金榜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同上书所引)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中有一段专论“读书宜有门径”，认为这个门径和良师就是书目，如果不治书目，就会“误用聪明”，“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如果先治书目，才能“得门而入，事半功倍”。现代学者余嘉锡说：“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目录学发微》)江人度说：“世皆鄙夷目录为不足道，抑知是固学人所当先者乎?目录者何?即读书之门径也。得其门则从入之途矣，失其门不免望洋之叹。欲窥奥美而県徨门外，虽毕生研究，仍毕生茫昧矣。”(《书目答问笺补》序) 耿文光深明此理。他在二十四岁时购读《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始治目录之学，“目录之学由是而入，研究数十年，始得门径”。(《读书谱》)他数次谈到：“目录学者，学读书也。古人读书最重目录，欲治群书，先编目录，目录成而学未有不进者。”(《目录学》叙)“盖目为读书之纲，纲举则群书可读。”(《读书谱》)他甚至说：“然书之目，即吾之目”，“人无目不明，书无目不审。目者，读书之门也”，“因目以知书，因书以知道。”(《紫玉函书目》叙)“书目所关甚重，此学勤于翻检，日事抄录，积久自有大益。盖精于目录，则群书易治矣。如人也熟识其面必知其心，如物也久知其名必得其实也。”(《读书谱》)“目录之学，必有所授，熟读《汉书艺文志》，略见端的，尤必博考群书，默参校法，精心鉴别，以求一是，夫然后可以读书，盖下学之功自此始，非谓其如是而遂已也。”(《万卷精华楼藏书丛记》序)他从二十四岁起，就把藏书、治目录学与读书结合在一起来进行。这一年，他“遂订一册子，凡有关于书者，皆记录之，如《通志》、如《玉海》、如各省志及郡县志，其中有经籍一门者，皆检阅而采节其要，以资考证。(《读书谱》)他甚至在教育童子时，也主张“从目录下手”。他说：“童子于十三、四岁时，即可使之如法抄书，若欲其广博，宜从目录下手，日抄数行，勿使间断，分别门类，细与讲解，使略知书之纯疵，本之美恶，并取其书使观之，则异日读书，定有见地”。“此乃读书之门径。由此而进，万走不入俗派，且非此不能总提四部”。(《读书谱》)因而，他最重视编撰书目，把撰写书目和藏书题记、跋尾当作促进读书的方法和途径。可以说，耿氏是同治、光绪年间最倾向于治目录学的目录学家之一。他所撰书目有如下数种。 (一)《目录学》。从同治十年至十三年(1871—1874)，他“爰发所藏，定为日课，随手抄录，积久渐多，以此引导童子，俾早知书，无伤老大，诚读书之门径，下学之阶梯也”。(《目录学》叙)“余熟思至此，深知自愧，遂发愤购书，遍求古人读书之法，著于目录，以示学童，凡经书之源流，史家之得失短长，诸子之精言奥语，文法之支分派别，悉于是探讨焉”。(同前)他把所编“引导童子”的这部书目，初名曰《日课书目》，后更名为《目录学》，实为解题式书目，非今日所谓“目录学”著作。他从经、史、子、集四部藏书中，每类检取若干种，撰写提要，给童子介绍有代表性的各种书籍。所以他说，此编“为读书而作，非藏书之目”。光绪五年(1879)三月三日撰序一篇。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寓津门，复校一过，又撰序一篇。是编初为二十卷，光绪二十年欲梓行于世，因限于财力，只得将二十卷厘为甲、乙两编，先将甲编九卷付雕，乙编十一卷本拟“续刻嗣出”，因故未果，只得消融于《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中。我们今天尚可从图书馆寻读到九卷本的《目录学》，开雕于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十五日，至七月二十五日工毕，并又撰序一篇。三篇序文先后相承，有增有删，互不相同。 (二)《仁静堂书目》。是编“专记藏书”，为耿氏藏书目录，同治九年(1870)始修。一目一行，每行正写书名、卷数，旁注某代某人撰，某刻、某抄本，分为44类。其书好而板本不佳，板好而书无足取者，悉列之外编，不使相混。有叙，载于《读书谱》中。 (三)《紫玉函书目》。是编为“详加考订”古籍之作，光绪十四年(1888)寓津门时始修，有叙一篇，亦载于《读书谱》。叙曰：“是编先标书名，卷数，分注某刻本、某抄本、次某代某人撰，次略述书之大意及前后次第，次录序跋及诸家之说，间附按语，大略如《爱日精庐藏书志》之例，而微有不同。盖彼意著藏书，而此意在读书”。观此可知，其体例与后来的《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大略相同。 (四)《耿氏藏书目》。是编稿本一册，底页有其钤记，前后无序跋。书末统计为：通共6383种，84800卷，5703套，35963本。依经史子集四部分门别类。著录格式如：“《周易注》十卷，魏王弼，附考证，内刻仿宋本，一套三本。”“《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善本，集解索引正义四套，明秦藩刊本、仓注本、二十本”。“《孔子家语》二十卷，目十卷，魏王肃注，明代二本，一徐渤家本，一毛晋家本。乾隆辛丑年刊，翻刻毛氏本，李客识，一套四本。”“《楚辞》十七卷，王逸叙次，陈深批点，闵本凌× 校有音无注，一套四本”。此目同一种书不同版本注于同一书名下。每页上端添补甚多，朱墨烂然，多为随手所记注解之文。又多划以“○”、“△”等符号，不识何意。此为耿氏藏书总目，其体例与《仁静堂书目》同，不识二目为一目否?然耿氏亦尝提及《耿氏藏书目》。 耿氏亦象许多著名藏书家一样，得一罕秘之本，必在书上随手题记，或一则，或数则，如前引傅、李所得耿氏二书，即皆有题记，且多至八则。以之校《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迥然不同。若能将散见的耿氏题记聚而印之，乃是目录学重要史料，且可与《藏书记》互观并补不足。 (五)《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系耿氏目录学著作中集大成之作。(以下专节详析)这些书目，耿氏指出：“互观益明，不可偏废也。藏诸家塾，以备遗忘，非敢出而问世。”(《读书谱》) 四、《万卷精华楼藏书记》 耿文光一生精力皆萃于《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以下简称《藏书记》)，前后花费二十多年时间撰写而成。此书是耿氏一辈子读书的结晶，是近代著名的目录学著作。 (一)缘起 耿氏于该书序中说，他嗜书而苦不得其解，偶作浮槎之游。一日，遇尧山先生于竟因石室，先生讲解了许多目录版本学知识，还授书一册而别归。“发之，则经学之源流，史家之体例，子之部居，诗文之法律，皆在焉。或提纲而挈领，或分支而别派，或推其学问之所由，或改其议论之所出，或究之本书而决其是，或证以他书而摘其谬，而考订雠校之法，收藏刻 （）之家，无不悉备。至于宋椠元钞，某真某赝，蜀板闽本，为原为翻，凡赏鉴家所争■■而估贩家所传习者，亦间一及之，而非其本旨也。余按其法而谱之，始稍稍知书，而余之所得者日益多，多则易致散佚，思所以总之莫如目，而余之所读者日益少，少则恐难遍及，思所以博之莫如目。此书目之所由■也。”尧山先生为谁?授以何书?待考。但从文中介绍看，当系一提要目录，则无疑。 又说：“余先著《目录学》以为入门之法，每考一书，动成篇卷，然仅仅知书之名目而已。于书中之义理、旨趣、脉络贯通，固未之识也。”“因汇聚史志，穷源溯流，得其解目者，而先解其目；继又网罗群籍，得其解书者，而详解其书。解不一解，录不一录，庞杂纷纭，几不可读。遂别其专考古书者为《紫玉函书目》，专记藏书者为《仁静堂书目》，其片鳞断甲，悉归是编，为《藏书记》。所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也。” (二)撰写过程 耿氏多处谈及撰写《藏书记》过程。《读书谱》云：光绪元年乙亥(1875)四十六岁，始修《精华书目》，至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五十八岁止。光绪五年八月十一日撰自序一篇。 现《山右丛书初编》本书前之《藏书记》序，撰于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十五日，云：该书“创始于光绪五年七月，断手于十四年三月，凡九阅寒暑，四易稿而成。”注文详述各稿之变迁：“初稿录书名、卷数、撰人名氏，如胡刻《四库附存书目》之例。次稿略著板本，节录序跋，如《天一阁书目》之例。三稿略辨板本，如《书目答问》之例。瞥有所见，即于三稿中横批侧注，如所谓碎金玉屑，皆名家考证之文，确有依据者，弃之可惜，遂合并为一本，分注于各目之下。复增以本书之所有，并各家书目，参互考订，以成是编。时代之先后尚需定正，文字之繁颐，难保差谬，略备遗忘，非敢问世。” 《读书谱》又云：光绪十四年(1888)“五十九岁寓津门，复校《精华书目》，意欲往上海刻之，而力有不足，时有未暇，自夏徂秋，废然而返。” 《藏书记》卷二十经部“小学类”叙云：“《藏书记》成于丁亥(光绪十三年)冬日，戊子(光绪十四年)寓津门，复校一过。癸已(光绪十九年)春，易为大字，别写一本。至甲午(光绪二十年)夏六月，经部录毕，视旧稿有增有删，而所补尤多，其例之不合者，使归一律；说之重复者，去其繁重；新得之书，按部添入；或往日所遗，亦因类及之。《目录学》已刻九卷，余十一卷之未刻者，重加整理，统并于此。凡二十余年，四易稿矣。” 又卷五十七史部“金石类”五附记云：“余先纂《目录学》二十卷，体例未甚纯洁，因删其杂糅太甚者而刻成九卷。其所删之说，弃之可惜，复割截补缀，消纳于《藏书记》内。今《记》中有补痕及小小违误未能画一者，即是。自创始至今已二十余年，凡五易稿。今复以小字本改为大字。录至史部之末，且卷卷有所增补，较之小字本多加一倍。而子、集之繁颐者尚未整理。成书之难如此。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耿文光记。” 从以上文字，可知耿氏撰《藏书记》，大体始自光绪元年；成于十三年；四稿断手于十四年，且于是年复校，欲刻未成；二十年、二十一年又撰第五稿，复加增删修改，成为定本。至于十一年序说“始创”于五年，大概是指这年初稿撰成，且写序一篇而言。小学、金石类序都说用了二十余年，当自光绪元年始。初名《精华书目》，后定名为《万卷精华楼藏书记》。撰成之后，只有耿氏自序，不请他人写序，他在序中明说：“或曰：子之书，子序之矣，人序之可乎?余曰：不可。书若不可传，正不必视己过轻。书若可传，又何能倚人为重?目中所录序跋，美不胜收，求于古人者，不既多乎?且序者，序所以作书之意也。……若夫复述古人游扬好事，官阶称谓，铺陈满纸，吾所删削者正如是。人不自立，而依草附木，非所谓豪杰之士也。故王西庄不求人作序，板桥自序其所著。余甚韪其说，因自道区区之意以冠于目首。”这是颇有见地的。他看不起专门求人作序，“依草附木”、“倚人为重”的行为。 (三)《藏书记》之体例 关于撰写《藏书记》的目的和体例，《序》中亦有说明。他说：“而余著目之意，犹有四：一自课，一训俗，一考藏书，一当笔记。其例有六：一互文见义，一比类知体，一悉据本书，一多存古义，一详叙次第，一间附考证。” 又云：“是书经史子集四部，总为四十五类，首标书名、卷数为纲；‘注’降二格；‘案语’降三格。凡所引书，皆记出典，偶忘姓名者，亦必著明，不敢掠他人之美也。各门之后附以总论，略述分卷去取之意。其‘注’：先撰人，次板本，次解题，次录序跋，次采本书要语，次集诸家论说。……此外或明书之纯杂，或辨板之精粗，或疏通其■，或考证其讹谬，或书所见，或记所得，皆随手记录，亦无伦次。……近日学者多读肆本，踵讹承谬，误人实甚。因广搜群籍，专攻目录，作为此书，略如长编。凡所收者皆善本，所集者皆精语，而谆谆不已者，皆古人著书之大体，读书之要法，与各家书目用意不同。其要在于分门别派，按部读书，据书编目，因目知书。” 观其体例，大体与诸家藏书志一类的提要目录相同，如《经义考》、《爱日精庐藏书志》、《皕宋楼藏书志》、《楹书隅录》等。但亦有其特点，一是此目重在读书，兼当笔记；一是提要中采本书之要语；一是集诸家之论说。不厌其详，备采与本书有关之资料，可资读书者参考。 (四)《藏书记》之特点 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部高水平的目录著作，就应该力求是一部“学术史”。耿氏一生读书、藏书、撰写书目，孜孜不倦，自强不息，可以说，他的《藏书记》就是一部学术大百科全书，指导读书之津梁，诚为“当今海内学者必备之参考书”。 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耿氏于每类之后，各撰小序，这是继承班固《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优良传统。四十多篇小序，除“略述分卷去取之意”外，主要是叙述该类学术之发展，发自心得，颇多精语。若单独辑而成书，则中国古代数千年之学术发展了然指诸掌。如，关于儒家经典中的《四书》的来历，卷十一末“四书类”小序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再如卷七十二末“史评类”小序，则对史评之书的产生，以及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已有详细概述。又如卷一百三十二末“别集类”小序，叙述文集自汉始有，概述了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清历朝文集，读之则对历代诗文优劣、发展状况，亦了然透彻，有如一篇简明古文学史提纲。 尤为精彩赅博者，为耿氏所撰数千篇解题之作。昔人最推崇书录、解题式书目，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谓“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序)耿氏撰《藏书记》是力求这样去做的。其各篇书录，或考作者之生平，或详板本之精粗，或辨书之讹谬，或指明何书可读、何书不可读，或述成书之经过，或品评一书之价值，或摘录一书之逸文、精语，或加按语道其心得所见，洋洋洒洒，读之如入庖丁之厨，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如： 明书之纯杂。卷二十一《史记志疑》三十六卷，清梁玉绳撰。耿氏指出：“梁氏《志疑》，宜家置一编，以为读《史记》之助。余所藏《史记》明刻本最多，惟秦藩本、震泽王氏本、金台汪谅本三本最佳。其余有选为读本者，正文不全，注皆删去，其正文全者注皆不全，不可读也。《史记评林》、《汉书评林》，余所藏有通行本，实不足重”。 辨板本之精粗。卷二十一汲古阁本《史记索隐》三十卷。耿氏指出：“汲古阁所藏(《史记》)惟抄本最精，全史不免讹脱，他刻亦未精审，不能如黄氏士礼居之不改宋板旧式，钱氏守山阁之考校宋本至密也，惟板式工雅，纸墨精良，故人皆宝之。”卷三十宋本《通鉴记事本末》四十二卷。耿氏指出：“此宋大字板，元人买得刻之。此板在宋刻中亦未为精绝，然较通行本为胜，白纸印者甚佳。予以四十金得之。明嘉靖本不如此本。” 辨书之讹谬。卷三十一《隆平集》，旧题宋曾巩撰。耿氏指出：此北宋人所伪托。前明万历间有刻本，伪脱殊甚。此本校补，仅得其半，无从考证者姑置阙疑。此本字画俗劣，妄加圈点，尤为可憎。卷一百十八《心史》二卷，宋郑思肖撰。耿氏指出：此明刻也，藏吴中承天寺井铁函中。是书甚伪，其文之蹇涩，有似所南(思肖字所南——笔者)，而所记事迹与史不合。徐健庵《通鉴续编》以为海盐姚士麟所托。暇日当细考也。 指导读书。《藏书记》中多有指导读书之语。如卷三十四指出《荆驼逸史》，“刻本讹伪，不可卒读”。卷一百十九卷指出元郝经《陵川集》，“宜细读，文章学问具有本原”。卷七十二《读史然疑》，耿氏指出：“读书作文全在立志，立志未有不终成者。今劝人读书，或云家贫不能购，或云事烦不能读，皆不立志之故，非事与家之累也”。同上卷《廿二史札记》，耿氏按语指出，“读史者先知其体，而后渐而考事”。卷一百二十《松雪斋集》，耿氏摘录云：“大凡读书不能无疑。读书而无疑，是盖于心无所得故也。无所得则无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读书之大患也。善读书者，必极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弗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则思之深；思之深，则必有疑。因其疑而极其心思，则其有得也。” 详成书之经过。卷二十九《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耿氏详考，系毕沅属宾客在薛、王、徐三家所撰《资治通鉴》“后编”或“续编”基础上撰成，又经邵晋涵复审更正，大为改观。徐乾学之“后编”大都年月参差，事迹脱落。薛氏之书亦不足继司马光之后。毕沅此书出，三家书可不必复念。 品评一书之价值。卷三十四《小腆纪年附考》二十卷，清徐鼐撰。耿氏说：“明末十家《集》、《南、北略》、《荆驼逸史》诸书，抄本讹舛，活字本更不足据。是书以编年之体，详叙福、唐、桂三王始末，自南都主国至台湾郑氏止，博采诸书，会萃而成，而考订最精，且有条理，每段后有评语。”“自是书出，而诸书之谬误是正，诚善本也。”“得此一书，而甲申后之纪录备于此矣。” 摘录一书之逸文、精语。如卷三十四《荆驼逸史》八十七卷。耿氏摘其中《钱氏家变录》云，清初著名文人、藏书家钱谦益死未三日，其族裔钱曾、钱谦光率家僮突至灵床，向钱氏妾柳如是索金三千，有则生，无则死，逼死柳氏。时钱谦益门人称钱曾为兽曾，钱谦光为兽谦光。这是罕见的史料，无人道及之。 加案语道其心得所见。卷一百四十二《北江诗话》四卷，洪亮吉撰。书中有一段将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的名言。耿氏在按语中说：“此亦大概言之，未可细为区别。考订家皆能校雠，收藏家亦深赏鉴。若考校而未能精审，收藏而不择善恶，皆不可称家。至于掠贩一家，意在渔利，原无关于读书。然其眼见甚广，非读书者所可及。余尝谓，读书人宜胜书估，今则反是，似藏书与读书截然两事。余欲购之于掠贩家，鉴别而收藏之，以为校雠之资，考订既精，付之剞劂，与天下共之。盖必合此数家，而后可以知书。否则，不惟读书者不知书，即收藏家亦多终身门外也。”耿氏议论则较洪氏更为平和而符合实际。 诸如此类，耿氏书录大多都有其独到之处，研学之人，若能细细读之，不啻指示门径而已，且将大大有益于研讨学术。 《藏书记》亦有其缺陷。清顾千里跋《慈云楼藏书志》时指出，“富哉言呼!真可谓藏书、读书两臻其善矣”，然而，“悬计卷帙未免过于重大，岂独完成非易，即将来之刊印，以及日后购藏流行等类，恐皆较难，莫若变而通之，改从易简”。[1]耿氏此目的缺陷亦在于此。各篇提要既录他人序跋，又摘本书要语，集诸家论说，还多加按语，不可能不痈长。虽对读书者不无有益，然终嫌“过于重大”。如卷九十八下《古今图书集成》，详列各编、各典、各部细目，长达14页之多。卷一百二十九《抱经堂文集》，撮略集中各书籍题跋，不胜其烦。卷一百三十七《宋诗抄》，详录宋人小传，长达9页。卷一百四十四《历代诗余》，详记各词牌名之异同及字数，长达13页，一卷即此一种，等等。瑕不掩玉。耿氏《藏书记》不失为一部古代学识浩博的优秀书目。 注释： [1] 王靖廷，字臣恭，山西灵石人，有寿椿堂藏书。近代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及先师王先生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均著录有王氏书及其藏书印记，多为明初刻本、旧写本、抄本等。 杨尚文，号墨林，山西灵石人，早岁居京师，所交尽一时名流，官至知府。其“家藏书籍、字画，几与项氏等。(《灵石县志》卷下)尝延张穆为其校刻《连筠簃丛书》，又刻俞燮《癸已存稿》等实用之书数种。王、杨亦为山西藏书名家，卒后散佚汇聚于耿氏。这是耿氏藏书的黄金时期。 [2] 《慈云楼藏书志》系周中孚为上海藏书家李筠嘉所撰提要书目，稿本十八巨册，不厌其烦。故顾千里谓卷帙“过于重大”。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