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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典目录中，佛教的专科目录占有较重要地位，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类目设置也较严谨，近现代学者梁启超、方广昌、陈士强等对此有详细研究。但对中国古代官、私目录中的释书著录历来较少研究，虽也有学者研究，但或局限于《七录》、《七志》、《隋书·经籍志》等目录，或仅在中国目录学史中稍带提及[1]。本文试从中国古代官私书目总体这一角度探讨，希望引起深入讨论。 在《隋书·经籍志》以前，佛教以外的学者对释书的目录整理，当推西晋秘书监荀勖撰《晋中经簿》，他首次著录二卷释书[2]，刘宋王俭在《七志》中将道教、佛教经典附在第七部后，稍后阮孝绪仿此在《七录》中列外篇两部，为《佛法录》和《仙道录》，《佛法录》分释书为戒律部、禅定部、智慧部、疑似部、论证部五部。因此，古代将释书纳入书目体系当始于魏晋时期。 1、官方目录对释书容纳 《隋书·经籍志》是现存最早的四部分类官方目录，它把佛、道作为附录置于四部之后，并作一概述，但却不著录书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五中指出：“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于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提要》之言虽点明《隋志》在处理道、佛两类是遵循《七录》例，但却未说明是否《隋志》对释书的再分类也遵循《七录》？而实际土，《隋志》对释书的再分类参考佛经分类法，就目前来看，很可能参考隋开皇十四年的《隋众经目录》。按现存最古之佛教经录，为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但其未按大小乘、经、律、论分类，自僧祐之后，佛教经录才注重按大小乘、经、律、论分类。有两部仅存篇目的经录，其分类颇有参考价值，一为《李廓录》，一为《宝唱录》，这二经录都有大小乘、经律论之分，但又过于琐碎，体例上也不够严谨。直至《隋众经目录》出现，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3]。而该目录在时间上与《隋志》仅相距20多年，在体例上，《隋志》对释书的再分类也与《隋众经目录》相似。故可以说，《隋志》对释书的分类可能是《七录》与佛教经录的总结，其对释书的体系和经典是经过认真整理，只不过由于“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 [4]而未著录。 尽管如此，《隋志》还是著录大量与佛教有关的书籍，其广泛地分布于四部之中，共计乐类2种，孝经类2种，小学类2种，仪注类l种，旧事类1种、杂传类15种，地理类9种，儒家类2种，杂者类11种，天文类4种，历法类8种，医家类17种，别集类12种，总集类4种。可见，《隋志》还是注意到佛教文化对魏晋南北朝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影响，力图把这些佛教文化吸纳到自己的知识系统中来。而医家类、杂传类、杂者类、别集类、地理类、历法类这前六名所收释书的排列次序，也足以表明《隋志》对佛教的一定认识。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所完成的吸纳过程尚有不妥之处。如同一本《感应传》既被收人杂传，又被收进杂者传与许多释书并列。又如《历代三宝纪》在佛经目录中本是目录书，却被放进杂者传。再者如在杂传、杂者、总集中都有僧传体书等。这些不妥之处都表明《隋志》试图把释书纳人自己知识体系是一漫长过程。 与《隋志》相比，《旧唐书·经籍志》则既有失当，也有可取之处。失当在没有释家类，而把释家附录在道家类里。《隋志》乃至毋煚《开元内外经录》对释书的整理理论都被抛弃了。并且减少与佛教有关书的著录，乐类1种，小学2种，正史1种，杂传14种，地理4种，道家25种(内附释书22种)，杂家11种，历算9种，医术本草2种，别集2种。还延续《隋志》的不妥作法，把僧传放在杂传等。其可取之处在于新增加一些反映唐代佛道斗争的释书，如法琳《辩正论》，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等。 打破这种局面的是1030年成书的宋代《三朝国史》，它恢复释家类，共记录58部释书，616卷，且列释家于子部第四。当时佛教的地位亦可想而知。但《三朝国史》已经亡散，现虽有赵士炜《宋国史艺文志辑本》，但残缺不少，已不知原书如何编排。 以后重要的官方目录是1040年成书的《崇文总目》，现通行本是《四库全书》编修时从《永乐大典》等书辑的十二卷本，它延续宋《三朝国史》恢复释家类，并改名为释书类，居子部之末。还扩大释书著录范围，收录佛教经典、注疏、灯绿、语录、禅颂等释书。较遗憾是，编者也未对释书再分类，而是无规则排列在一起。《崇文总目》设释书类，有意识地集中著录佛教经典、注疏、禅颂等，是官修书目的一大突破。 《崇文总目》之后不久即出现《新唐书·艺文志》反而延续《旧唐书·经籍志》旧法，将释书附于道家类之下。但在著录释书范围上，它又采用《崇文总目》之法，共著录释书25家，40部，395卷，范围包括佛教经典、注疏、礼仪、僧传、护法文集、类书、目录等。所涉及的释书范围与数量都多于《旧唐书》，正式将杂传中的僧传等其它释书集中著录。稍后的《宋史艺文志》则主要在宋《崇文总目》基础上，又增加不少释书，而并未延续《两唐书》旧法。 《文渊阁书目》是明代的官修书目，不分部类以《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佛书在寒字号，共二橱。范围包括佛经、注疏、语录、文集、传记、笔记等，数量与范围比《宋史艺文志》又有增加。 其后的《明史艺文志》，为断代著录，释家居子部之末，共著录释书l15部，多明代人著述，其范围涉及释书经典，注疏，语录，传记等。 清代的官方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说是我国十八世纪前学术的大总结，但就释氏文献而言，则又是一大退步。《总目·释家类》序曰：“《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道家，颇乘名实，然惟录诸家之书存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于子部末，有阮孝绪例，不录经典，用刘煦例也。”《总目》之言实推崇《七录》、《旧唐书·经籍志》对释书的分类及著录范围。而对于《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通志》、《国史经籍志》等众多官私书目对释书分类及著录范围的发展皆视而不见，可谓《总目》一大遗憾。 从上可见，中国古代官方书目对释书容纳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进展不大，反映出三个特点。①反复多变。自《隋志》至《四库总目》，释家类的设立历经反复，在子部的排位前后不定，客观反映出各朝代对佛教的不同看法；②认识肤浅。古代官方目录一直试图纳释书于完整的知识体系中，但从所收释书均未分类且无序排列，可见对释书的认识十分有限；③观念偏颇。历代官方目录所收释书，均以传记、地理、文集为主，虽然《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等也收录语录，禅颂等类释书，但其范围、数量都明显不足。反映出编者的某些偏见性，《四库总目》尤为突出。 2、私家目录对释书的容纳 私家目录著录释书起于魏晋南北朝时王从俭《七志》、阮孝绪《七录》，隋唐时虽有吴兢《吴氏西斋书目》、杜信《东斋集籍》等私家书目，但多亡失，已不得其详。 宋代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对释书再分类，共分为传记、塔寺、论议、论述、章钞，仪律、目录，音义、颂赞，语录十类，无疑具开创性意义。这一分类使释书在传统目录学体系中有了较大的容纳空间，使得较多的释书得以安置。就古典目录学发展而言，这是一个进步，它反映古代民间士大夫对释氏的认识和吸收。同为宋代目录学家的晃公武列释书类于子部之末，未对释书再分类，但他常以题要形式引儒者对释书的评价或对其考证、显示了其特点。其收录释书范围亦未超过郑樵，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著录释书，亦用此法，“今取传记、禅律纂之书，参儒典者见之。” [5]有的题录甚至直接引用晃氏之说。宋代，释书版本的珍贵逐渐引起重视。尤袤《遂初堂书目》首次在版本书目中设立释家类，著录释书，这一点对明清私家书目影响较大。 明清时期，私家书目急速增长，出现多种书目类型，按其职能，大致可分为三类。[6]第一，导读书目。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龙启瑞《经籍举要》，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等。这类书目多不重视释书，或设释道家，或附释家于道家。如张之洞《书目答问》设释道家，著录9种释书，且都是“举其有关孝证事实者”。[7]如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是为教课宗族子弟而编的书目，各类图书以内容优劣划分内外。学有渊源，可资诵法者划归内篇，各参臆见。词有枝叶，不合训诂者归入外篇。孙星衍附释家于道家下，分内外二篇。内篇者录取释书经典2种，僧传3种，护法类文集5种，目录l种，外编著录僧传2种，注疏1种。这种内外之分反映了孙星衍对释书的认识。 第二，版本目录。如《季沧苇藏书目》、《艺芸书舍宋元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等。汪士钟的《艺芸书舍宋元书目》，分为宋板、元板两大类，两类下再按四部分。在宋板子部释家类收释书8种，在元板子部释家类收释书2种，这种著录全凭私藏家本人对书版本喜好而定。其它如《谤喜斋宋元本书目》等皆效汪氏之分，有的版本书目则不分宋、元，直接在四部分类下著录书名。 第三，登记、考订书目。这是明清私家书目中较为普遍的一种书目，其以记载私家藏书、考订艺文为主，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叶盛《篆竹堂书目))、《文瑞楼藏书目录》等。受明清书目变革风气影响，分类体例多有不同，收书范围也各自有异，也影响了释书著录。如黄虞稷于子部设立释家类，著录与明代有关的释书。而《文瑞楼藏书目录》的著录标准是“自幼嗜古，好蓄异书”。[8]故在著录释书时，讲究“异”字，其在子部设释家类，共收12种释书，其中《观音考》一书甚为奇特，从未见于其它官私书目。有些释书征引繁富，有较多佛教故实，故为清代私家书目所重视，如《法苑珠林》等。在明清私家书目中，著录释书最多者属叶盛《篆竹堂书目》，共著录释书312种，涉及佛教音乐、目录、仪式、注疏、语录、禅颂、传记、诗文、语录等各方面。 当然，由于明清私家书目太多，其著录释书的标准、体例、范围也多不一样，相比官方目录而言，私家书目在著录释书中呈现了多样化的特点。 3、两种宗教和三个知识体系 以上大致梳理了释书在中国古代官私书目中的分布状况，这种分布与佛经目录的著述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两种宗教与三个知识体系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古代学术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官方目录和私家目录都以经部为首。但历代皇朝对佛教等其它宗教大多持一定程度的兼容政策，以儒家为基础的知识体系一直力图包容其它宗教的学术，古代官私书目就是一个范例。虽然佛教的医学、天文历法、史学等典籍被中国官私书目吸收，但佛学主体并未被吸纳。官方目录系统最难容纳的是阐述佛教教义、仪式的经典、注疏，在本文第一节已经证实。虽然《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等有所增加，但所增加释书或限于禅宗典籍，或为御注、儒注家疏的佛经，内容有很大局限性。各官私书目在著录释书时多以儒学理论主导，或列为史部，或附于道家之下，表明中国古代学者多以儒家正统的心态来认识、评价佛教典籍。 但由于官方与民间的知识系统也不完全一样，故在释书著录的范围、目的也有差异。一是在著录范围上，私家目录较多地着眼于佛经、注疏、语录、目录、禅颂、佛典等官方书目未录之书；二是在著录目的上，官方目录多有其政治上考虑，正如《隋书·经籍志》序所言：“夫经籍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同时也与其宗教兼包政策有一定关系。而私家书目多从导读实用出发，如张之洞《书目答问》、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和《艺芸书舍宋元书目》、《滂喜斋宋元本书目》等，对释书的著录要求各各不同。 中国古代官私书目的释书著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及其主流社会的反响。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官私书目的释书著录，不仅有文献学意义，对中国佛教史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注释 [1]参见曾主陶《论我国古典目录中佛教和道教两类的产生和发展》，载《高校图书馆工作》，1985年第3期；来新夏《古典目录学》、倪士毅《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等各种目录学著作 [2]参见《广弘明集》卷三《古今书最》 [3]参见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载于黄夏年主编《梁启超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隋书·经籍志》释家类序 [5]《文献通考》卷二二六，《四库全书本》 [6]孙永如《明清书目研究》，黄山书社，1993年版 [7]《书目答问》卷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8]《文瑞楼藏书目》序 作者简介：曹刚华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研究生 (北师大古籍所 北京100875) 原载：【《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