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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著、别裁法和表格式著录的发明和应用 互著、别裁，即今天的所谓的互见著录和分析著录，在当代编目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文献著录有力的辅助方法。互著是把一书著录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类目内，别裁是把一书内的重要部分(或篇章)裁出，著录在相关的另一类(或几类)之中。 互著和别裁方法的发明和采用时间，长期以来，众说纷坛。章学诚《校雠通义》认为在《七略》中已经发明了互著别裁之法，后之学者大多同意章氏之说。而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在作了充分的分析论证后，认为《七略》既无互著，也无别裁。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认为章学诚的看法是错误的。 现在目录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元末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率先有意识地采用了互著法。首倡此说的是王重民，在《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称： 马端临在这样的目录中开始使用了互见方法。《玉海·艺文》的互见是类书的互著，还不纯属于目录学上的互见方法，所以《经籍考》开始采用互见的方法，也是值得注意的。 《校雠通义通解》称： 马端临在十四世纪初编成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已经正式使用互著法，但只有一两处，迹象并不是十分明白的。 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同意这种看法，并举例如下： 汉初焦延寿(字赣)曾以孟喜学《易》并授之于京房，是《易》学一个流派。但所著《易林》变六十四卦为4096首，皆为韵语，“大抵皆十筮、阴阳、气候之言，不复更及《易》道。”晁公武，陈振孙已将此书列入“占筮类”。马端临《经籍考》于经部“易类”仅列其目，注云：“说见占筮门。”查子部“占筮类”即得《焦氏易林》16卷，有引录晁氏、陈氏、叶氏语以为提要，这是从辅助著录见基本著录的典型的互著方法。 这样的认识是不错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确是目前已知最早有意识地采用互著法的书目，互著法的发明当归功于马端临。 3.1 明代书目中互著法的采用和别裁法的发明 3.1.1 明代率先采用互著法和发明别裁法的书目 目录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率先采用互著法并且发明别裁法的明代书目是祁承?编《澹生堂藏书目录》。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目录学概论》、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均持此论，而且并没有提及其他明代书目是否采用或发明了这两种方法。 考察现存的明代书目文献，率先采用互著法并发明别裁法的应是编于嘉靖十九年的《百川书志》，其后，嘉靖中期的《宝文堂书目》，万历三十年的《红雨楼书目》以及万历后期的《澹生堂藏书目录》都采用了互著法或别裁法，也有两法并用者。 3.1.2 《百川书志》别裁法的发明和互著法的采用 高儒是明代的武人，他的著作除《百川书志》外，尚有集《古诗》一卷，在《百川书志》卷19，作者自称“前此无集，予恐湮没，搜摭诸诗。”高儒受过良好的教养，但学问并没有什么建树，但《百川书志》在目录学方法上的贡献，却是很杰出的。 《百川书志》发明了别裁法并较多地采用了此法。[1] 例如集志·唐类： 韩昌黎文集四十卷外集六卷 顺宗实录。详见史志。 检史志·起居注类： 唐顺宗实录五卷 唐韩愈撰 另如集志·唐类： 柳子厚文集四十三卷外集：卷附录一卷 非国语，详见经志。 检经志·春秋类： 非国语二卷。唐子厚柳宗元撰。 另如集志·元诗类： 归田集稿 其三忠告、经筵余旨入别类。 检经志·道学类： 经筵余旨一卷 另如子志·兵家类： 武侯将范二卷 武侯十策二卷 武侯十六策二卷 后汉诸葛亮孔明撰。共七十六篇。《将苑》十六策，行世久矣。后人益以十策，总成《卧龙文集》，世儒疑其依托所为，是非孔明所著。其词旨不迨《出师表》，此集不载二表，必有所见。其书古论兵事，故此类列之。 检集志·秦汉六朝文类： 卧龙文集 后汉诸葛亮，凡七十六篇。其《将权》至《北狄》五十篇，谓之《将苑》，又名《心书》，及《治国》至《阴察》十六篇，谓之十六策，世行久矣。《武德》至《兵戒》十篇，最出晚者，后人合三书而一之，继名《卧龙文》，而《出师表》、《梁父吟》皆遗，不知何谓。又见孙子兵家。 另如集志·唐(诗)： 皮日休诗 《文薮》中所载，凡三十五首。 检集志·唐(文)： 唐皮日休文薮十卷 襄阳皮日休袭美撰。一字逸少。 隐鹿门山。又号醉吟先生。赋辞碑铭诗颂杂著二百四篇。 上面所列，《顺宗实录》、《非国语》分别是韩、柳文集中的独立的一部分或独立成书而未有单行者，将其裁篇别出另入相关类中；其他各书，也是这种情况，这足以证明《百川书志》使用了典型的别裁法。《百川书志》是最早发明别裁法的书目。另外一种情况比较集中在别集。高儒在《百川书志》中是把文、诗、词分别著录的。假如一部集子，包括文、诗、词的二种或三种，高儒往往同时著录在文、诗、词相关类中。而著录的方法，则采取著录卷数相同而注释不同，如集志·国朝类： 节庵集一卷 浙江参政东安李德恢叔恢撰。文止十五篇。 在集志·名臣诗集类·国朝目中则著录为： 节庵集一卷 大中大夫浙江参政东安李德恢撰。诗止四十六首。 另如卷十三集志·国朝类： 熊峰集二卷 相公石王珤撰。凡二十八首。 在集志·名臣诗集类·国朝目中则著录为： 熊峰集二卷 相公石珤撰。律绝古风凡百十二首。 一记文，一记诗，实则同为一书。这种方法近于别裁法，只是未曾单独列卷而已。 在发明别裁法的同时，《百川书志》还采用了互著法，如史志传记类： 麟台野笔二卷 此书又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复著录于集志别集类，凡三著录。《麟台野笔》的内容，与传记、小说、别集三类都有关系。另如子志、小说家类： 翰林策要四卷 四问四十八事 策学矜式五段锦一卷 两书同时又著录于集志别集类。 3.1.3 《宝文堂书目》的互著方法 《宝文堂书目》共收录图书7千余种，其中重复著录400次(其中或有异书同名者，因著录较简，难以辨别，暂计其数)，其中重复一次者350种，重复二次(即著录3次)者25种，如此之多的重复著录(占其总数的1/18左右)在书目史上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以为这全是作者的疏忽，是不正确的。细察其重复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重复著录，完全是作者的疏忽所致。这是指同一书很可能(因为本目著录较简，故尚难断定，如或许版本不同而造成)著录在一类中的数处。如《东海翁集》三入文集类，且未注明三者有何不同。这恐怕是该目仅据藏书录就而尚未定稿所致。子杂类有《警时亲录》一书，附注有“入史类”三字，就是未经整理的明证。该目成于晁瑮和子东吴之手，陆续编制定成的，如随收随录而又没有删削，重复在所难免。重复最多的一类是子杂，而子杂类收录又很难有明确的标准，最易造成混杂。 第二是同一书由于版本不同而分开著录。严格地说，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著录，而可能是因为版本不同而内容有差异，或者即使内容无差异，因版本不同而分别著录也是应该的。不过，这种著录应该在同一类中同一书下另行著录，似不应著录于不同类中。另外该目的通例也是一书之下若版本不同而分别附注版本，并不另行著录一条。如史类《十八史略》下，即注“永乐刻”和“宣德刻”。 第三个原因是互著。该目以互著法著录图书较多，把同一种书分别列于相关各类之中，或以“见某类”字样明确标示，或未标示而意同如以“见某类”标示者，如算法类： 康节前定 下注“见阴阳(类)”；另如兵类： 革象新书 下注“见阴阳(类)”；另如佛藏类： 庐山东林寺志 下注“见图志(类)”。我们可以分别在阴阳、图志类查检到《康节前定》和《庐山东林寺志》，而《革象新书》由于疏忽未分入阴阳类。就上举前两书来说，既入算法，复入阴阳，两类内容有出入，两书内容与算法和阴阳都有关系，把一书归入相关各类，使每类图书都著录完备，为检索文献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另一类型是不以“见某类”字样表示而实著很多，如《诗话总龟》入诗词和类书两类，《韵府群玉》入类书和韵书两类，这些书在内容或体裁上都与两类相关，可知是作者有意使用互著法来著录的。由于作者已有以“见某类”字样来有意识地使用互著法的例子，所以即使未明确标示者我们也可断定如此。这与那些偶或重复著录而像是采用互著法的书目当然是不同的。 3.1.4 《红雨楼书目》和《澹生堂藏书目录》的互著和别裁 《红雨楼书目》和《澹生堂藏书目录》都既采用了互著法又采用了别裁法。《红雨楼书目》的作者徐??生于隆庆四年(1570年)，卒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他编制书目时(万历三十年)方32岁。在这个年龄采用互著别裁法，可能是他摸索出前人的成法而加以继承的。 3.1.4.1 《红雨楼书目》的互著 《红雨楼书目》较多地使用了互著，但因为没有明确标示出来，所以还不敢贸然说它确是有意识地采用，但可断定它采用了互著法。该目中所著录的这类书都和所分入的各类有一定的联系，即既可入此类，又可入彼类，内容互有出入，或者是两类内容之间有关联。如： 《二侠传》二十卷入人物传类历代目，又入小说类； 《毛诗古音考》四卷入经部诗类，又入子部韵类； 《断易启蒙》三卷入易类，又入卜筮类； 《备遗录》一卷入本朝世史汇类，又入人物传类历代目； 《稽古汇编》十二卷入小说类，又入汇书(即类书)类。 3.1.4.2 《红雨楼书目》也使用了别裁法，如经部学庸类： 大学绎一卷 附何乔远集 另如经部书类： 尚书传统论六卷 张九成横浦集内 另如经部易类： 易旁通一卷 附笔精内 另如史部旁史类： 五代新说二卷 见说郛 另如子部释类： 华严品旨一卷 别山续乘 上举五种，都是独立成书而为作品集的一部分，徐??将这些书从原书中别出单独著录在相关类中，且注明在某书之中，已是有意识地采用了别裁法。不过，依照纯粹的别裁法，原书也应著录在相关的类目中，而《红雨楼书目》没有著录《何乔远集》、《笔精》、《说郛》、《别山续乘》诸书，而只是在宋诗类著出“张九成横浦集”，不知什么原因。 3.1.4.3 《澹生堂书目》的互著别裁法 《澹生常藏书目录》所著录的一些书，除先在本类下著录外，并进行互著和别裁。最能体现这些特点的，是有些丛书的著录。对该目采用互著、别裁法的介绍颇多不再赘述。 3.2 互著别裁法产生的背景 中国传统哲学，不论儒家或道家，都强调整体观。所谓整体观，就是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太极)，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统一于整体之中。整体一部分的彼摄互融，就是“会通和合”。中国文化学术作为大系统，会以此塑造它的子系统，而子系统也以此塑造自身。 详略虚实，是古人作文时一贯使用的章法。以史书而言，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在涉及到一人所涉及到的不同事件时[2]，往往此详彼略，阅读时应相互参看。这种形式发展到后来，更以标示的形式说明。如明代李贽撰《续藏书》，是对明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著作，载录了明神宗以前明代人物的四百名。李贽按照自己的观点把这些历史人物加以分类。李维桢《续藏书序》称： 其目有功臣，有名臣。功臣有开国，有靖难。名臣有开国，有逊国，有靖难，有内阁，有勋封，有经济，有清正，有理学，有忠节，有孝义，有文学，有郡县，盖王侯将相，士庶人，方外缁黄，佣仆妾妓，无不载矣。名臣或有功，而功臣不必有名。 这就是说，李贽的分类体系之间是有出入和联系的，一个人可以同时归入两类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的事迹放在一类叙述，那么另一类如不提及，必有缺憾，这就采取互见的方法，即“名两见而从其所重”(同上)在最能体现其身份或事迹的类中详述。在《续藏书》中共有十六人作了这样的处理。如开国名臣类： 太师蹇忠定公义(传见靖难名臣) 太师夏忠靖公原吉(传见靖难名臣) 太保黄忠宣公福(传见靖难名臣) 大学士解公缙(传见靖难名臣) 少保黄文简公准(传见靖难名臣) 这样，既使是某一类人物齐备，又节省了篇幅而避免了重复。其方法和效果完全和书目中的互著法相同。 中国古籍的特点是文史哲不分。古人倡导通学，不尚专门。一人能够涉猎经学、史学、哲学和文学诸学科，文集便也内容繁复。古代经史子集四大学术门类，可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常常浑然一体，难以厘清。按照郑樵《通志校雠略》的提法，一些书籍很难归类： 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又如文史与诗话亦能相滥。 中国古代书目早期的类例设置比较粗疏，越到后来，类目设置越来越详细。当郑樵把类目扩展到三级类目共四百多种时，他明显地感到有些书分类的困难，他提出了这种看法却没有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的方法是几个世纪后经过漫长的摸索才发现的。这说明随着书目类例的详悉，随着目录学经验的累积，书目方法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目录学，同样可以说明互著别裁法之产生于中国绝非偶然。中国目录学及其特质建立在分类目录之上，实际上，也只有分类目录最能体现出整体性。目录学以此成为中国学术整体性的一部分，同时自身也具整体性，塑造它的子系统。分类目录是一个系统，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部分和部分之间，部分和整体之间联系最为密切的系统，它依靠款目和分类体系完成书目功能。款目作为个项，无疑是重要的，然而它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款目上下之间的联系之中，且维系于分类体系。分类体系是一个整体，又对款目起着统摄和序列作用。中国目录学的这种特质有助于孕育互著别裁法的产生，实际上，该方法也有助于使书目著录构成一个整体，使部分与部分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所以，互著别裁法的产生是中国文化特质所孕育，中国目录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结果。当人们对内容繁杂的图书的分类在详细的类目面前感到无所适从时，自然就会著录在相关的各类中，也会把某书中的一部分单独列定予以充分揭示，以使一家一学的文献著录详备。 3.3 互著别裁法的价值 3.3.1 备著述之源流 互著法使一书在相关的不同类目中都得到反映，别裁法使一书的某些部分也能在有关的类目中得到反映，可以使一家一学的著述的著录更加完备。就著录来说，不致于有所疏漏，对于文献类来说，可以“以少会多”，以尽其用。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指出： 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录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 3.3·2 方便检阅 互著、别裁法的发明和采用使各类书的内容发生联系，在分类和著录方法上都是一种提高。这种方法更好地发挥了系统目录绳贯珠联、即类求书的功用，使书目的工具性提高了。 王重民《校雠通义解·自序》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对于互著别裁法的发明和应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国古代目录的发展与成就，其水平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国家，其原因与我国首先建成系统目录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当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的科学文化逐渐上升的时候，分类目录开始发展，而我国目录仍然继续迅速的提高，还是远在欧洲之上，这与我们在系统分类目录的优良传统上，又发见了互著别裁在分类著录上的辅助作用，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3.4 表格式著录的发明与应用 表格式著录是明代目录学的又一重要的发明。首先采用这种著录格式的是《红雨楼书目》。 《红雨楼书目》在集部宋诗集部分采用了表格式著录。其著录格式如下(原格式系竖排今改为横排)： 西州猥稿 景文宋祁 武夷集 大年杨亿 …… 其方式是上面一层著录文集的名称，下面一层著录著者姓名，且在姓名前用小字注明字或别号。其优点是[1]可以省略一些繁文。如所录著者都是宋人，“宋代”字样可以省略；[2]既是诗集，也没有多大必要指出其特点，因为其内容或体裁很难具有特点；[3]书名、著者一目了然。 4 明代书目的工具书性 4.1 明代书目著录的特点 我们把上面三节的内容作一简单的总结，以明了明代书目著录的特点。 4.1.1 基本著录项目趋于完整和定型 明代书目著录中某些项目的著录趋于完整。例如著者项，已具备了著者时代、姓名和著作方式三要素，更详者且著录著者籍贯(或郡望)、职官、字号、封号等。版本内容趋于丰富。明代书目很重视版本内容的揭示，不仅著录一书的不同版本，还注明版刻时代、地区、刻书机构以及制作方式等。此风兴于明中期，盛于晚期，并被后世继承下来。载体形态项的出现是明代书目著录内容的新变化，其内容已涉及到册数、部数、全阙以及所阙具体内容。明代书目著录项目的顺序已基本定型，依序排列大致是书名项、著者项、版本项载体形态项和注释项。 4.1.2 书目注释的内容和形式 除去基本著录项目外，明代书目注释内容包括图书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特征，例如著述内容、著述主旨、书之附录、同书异名、装订形式、内容之起讫年代、著者事迹、篇卷变化，内容丰富具体。其形式也灵活多样，例如一书的注释，多种书籍的注释，总之，寥寥数字即把一书的特点揭示出来。 4.1.3 互著别裁法的采用或发明。 4.1.4 表格式著录。 可见，明代书目著录以种种方式提供有关一书的更多的标志，有助于确认“这一个”———即本书与他书、本书的这个版本与其他版本的区别之所在。所谓文献著录，即是对被著录文献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内容和外在形式特征越详备、具体，越富于特点，书目发挥的功用就越大。 4.2 明代书目的工具书性 书目是著录一批相关文献，并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的一种揭示与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工具性是书目作为著作形式的基本特征，也是基本功能。 明代的书目编纂，正使书目完成了从学术著作向工具书的转变，使书目编纂日趋科学化了。作为工具书的书目更趋实用了。 对于书目工具书性能的认识是明代目录学观念的一大进步，而这种观念则来源于明代书目实践。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提倡“熟读精思”，工具书一向被视为投机取巧之物，不为读书界所重视，所以尽管中国书目编撰的历史非常悠久，目录学认识在汉代即已萌芽，但其价值取向一直被定位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上，书目编制一直以提要性书目为主，对其他类型书目的编制方法持轻视的态度，书目的工具书性能一直未被认知。而明代目录学家在继承和发展传统书目编撰方法的基础上，对于书目和图书的认识超越了前人，使书目真正成为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并便利检索的工具书。这种深刻的体认和有效的实践，使15至17世纪的中国目录学成为目录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巅峰。 注释： [1] 《文献通考经籍考》于子部农家类著录秦少游《蚕书》并注“见少游《淮海集》第六卷。”《淮海集》三十卷，著录于别集类。此当是采用别裁法。但马氏似乎不是有意识地采用，全目仅此一例而已。参见王承略《试论〈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著录依据和著录方法》，载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古籍整理研究论丛》(第二辑)。 [2] 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第三：“别类叙书，如列人为传，重在义类，不重名目也。班，马列传家法，人事有两关者则详略互载之。如子贡在《仲尼弟子》为正传，其入《贷殖》则互见也；《儒林传》之董仲舒、王吉、韦贤，既次于经师之篇，而别有专传，盖以事义标篇人名离合其间，取其发明而已。” 参考文献： [1]永王容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6月 [2]丁 瑜．读书敏求记点校前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3]孙庆增．藏书记要．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11月 [4]钱亚新．试论《百川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价值．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1) [5]王国强、柯 平．论郑樵目录学思想．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6]王国强．论《国史经籍志》·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 [7]章学诚．校雠通义．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12 [8]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10 [9]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 [10]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12 [11]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6 [12]钱亚新．浙江三祁藏书和学术研究．江苏图书馆学会，1987 [13]曹 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5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大学 河南郑州 450052) 原载：【《图书与情报》199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