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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大规模的外国文化之输入，即始于东汉时期印度文化之输入和始于明末时期西方文化之输入。在这两次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都伴随着规模不等的译书活动。第一次以佛经的翻译为特征，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经魏晋南北朝的进一步发展后，至唐代臻于全盛，宋元以后则是尾声。佛经翻译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产生了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佛经目录，代表作有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南齐僧佑《出三藏记集》、隋法经《大隋众经目录》、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唐智《开元释教录》等。第二次则以西书的翻译为特征，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译教义和科学著作始，时断时续，连绵至近代，内容涉及宗教、天文、数学、物理采矿、生物、地理、政治制度、法律等诸多领域，其社会影响和书籍种类非佛经所能比拟，严重动摇了中国图书中正经、正史的统治地位。其间，许多学者从各种角度编撰了数十种的译书书目，形成了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又一道风景线。本文试对明至清末译书活动所产生的译书书目状况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一、译书书目产生的历史背景 明嘉靖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开始来中国传教，掀开了大批西方耶稣会士纷纷东来的序幕。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始将天主教传入内地，其后来传教的耶稣会士，有艾儒略(JuliusAlen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等二十余人。他们东来的本义是宣传教义，以最终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因此开始时单纯宣传宗教的译书很多，占译书总数过半。由于影响不大，他们转入着手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借以提高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地位，使其教义较容易地为中国民众接受，于是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活动开始了。 “耶稣会士之译书”是明至清末译书活动的第一阶段，始于公元1584年，终于1790年。罗明坚(MicholRuggiori)的《圣教实录》为最早的译著，此书在1582年撰成， 1584年在广州刊行，系西方人用中文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书。利玛窦的译著最多，有20余种，所译的《几何原本》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崇为“弁冕西术”的著作，《西国记法》是第一部用中文撰述的有关心理学的著作，《万国全图》则扩大了国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汤若望(Johamn AdamSchallvon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各有杰作，中国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人参与了翻译工作。据钱存训先生统计，这一阶段耶稣会士译著总计437种，其中教义为251种，占总数57%，人文科学为55种，占总数13%，科学(数学、天文、物理、地质、生物、医学等)131种，占总数30%。[1] 由于清雍正时期对耶稣会士的放逐政策，致使译书活动中断了几十年，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新教传教士的东来继续着耶稣会士的工作，再度掀起译书的高潮，此乃第二阶段“新教传教士之译书”。新教传教士译著虽然很多，达795种，但传教用的通俗性小册子和学校课本就有687种，占总数的86%，只有12%涉及西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西方史地和制度的译著较丰) [2]。新教传教士译书与耶稣会士译书有许多共同之处，即译书主要限于宗教书籍，间或有科学译著出现，印数不多，发行不畅。但他们的译著引进了西方新知识，开拓了当时人们的眼界。 最大规模的翻译西书活动即“近代译书”，始于林则徐译洋报，到严复翻译《天演论》等书，为第三阶段。近代译书由三个时期组成。海防时代林则徐赴粤禁烟期间，“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圣武记》)。曾设译馆，编译《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海防时代的译书通过介绍外国史地和一些政治制度，达到睁开眼睛看世界，知己知彼的目的。洋务派由于其办洋务、办外交的需要，不再专注世界地理之类书，而是大量翻译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国际公法方面的著作，其数量、质量和影响都大于海防时代的译书。甲午之后，国家岌岌可危，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救国之士从日本维新变法后崛起事实面前，感觉到外来文明的力量，于是从注重于自然科学转而热衷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从书中寻求救国之道。所译书籍不再限于西文，大量的日文版西书和日文书被译成中文。特别是关于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书籍受到重视。出现了许多翻译名家和巨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严复。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天演论》更是震动全国的一部名著，为改良主义者和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综观明至清末三百多年的译书史可以看出，从译书活动早期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译书到后期洋务派维新派译书，译书的数量从小到大，内容由单纯的教义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无所不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译书群，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学习西方文化最重要的途径。译书的大量积累与当时人们对译书迫切需求之间矛盾解决的办法，是需要一种能联系译书和读者之间的媒介，来促进译书资源的合理和有序地利用，这种媒介就是译书书目，它是近代社会从闭关守国发展到向西方文明学习，寻求救国之道过程的必然产物。 二、译书目录的基本情况和类别 耶稣会士译书和新教传教士译书阶段，译书多以教义为主，所产生的译书目录都是以记载教士译著为编撰目的的。“清康熙年代已有韩霖、张广撰《道学家传》，于各教士传后列举其所著译之书名，附刊于《圣教信证》之后，……” [3]《圣教信证》则成为第一部纪传体专载教士译著性质的翻译书目，费赖之(Aloysius Pfister)认为其书在1668年始就有刻本。其后则有Rev Alexander Wylie创辑之《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A Classified Index 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Protestant Christian Churches in China)、费赖之撰《在华耶稣会士列传》(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 suites dela ncienne mission de China， 1552-1773)等翻译书目问世。 自林则徐海防时代译书活动开始至清末译书全盛时期，产生了众多的翻译目录，为首者是1878年傅兰雅所著《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后所附的三种目录，其后，翻译书目层出不穷，除王韬1889年以《圣教信证》为蓝本编辑的专载传教士译著的《泰西著述考》外，基本上都是反映西方、东方及近世科学发展成就的新型翻译书目，以下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书目以年代为序详列如下：（1）《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傅兰雅撰， 1880年)；（2）《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梁启超撰， 1896年)；（3）《日本书目志》(康有为撰，1897年)；（4）《增订西学书目表》(卢靖撰，1897年)；（5）《西书考》(胡兆鸾撰，1897年)；（6）《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沈桐生撰， 1897年)；（7）《中西普通书目表》(黄庆澄撰，1898年)；（8）《算学书目提要》(丁福保撰，1898年)；（9）《上海制造局各种图书总目》(1899年)；（10）《东西学书录》(徐维则撰，1899年)；（11）《通学书籍考》(述庐撰，1899年)；（12）《农务要书简明目录》(傅兰雅、王树善撰，1901年)；（13）《东籍月旦》(梁启超撰，1902年)；（14）《东西学书录(增订本)》(顾燮光撰， 1902年)；（15）《新学书目提要》(沈兆炜撰， 1903年)；（16）《科学书目提要初编》(王景沂撰， 1903年)；（17）《译书经眼录》(顾燮光撰， 1904年编)；（18）《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1909年)等。这些书目是围绕传播西学这一目的，为适应当时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而编制的，许多书目的社会影响大大超过书目本身的学术价值。 根据所收译书内容和性质为分类标准，上述译书书录可以划分为宗教书目、专科书目、综合书目等类型。 1、宗教书目：主要集中在译书活动的前期，即耶稣会士译书和新教传教士译书阶段，所收书均为教士的译著，经院哲学及神学著作居多。天文学、数学、物理学、采矿冶金、军事技术、人体解剖、生理学、地图学等自然科学著作数量也占一定比例。书目的编排以教士入华传教时间为序，以教士小传为目，在教士姓名下详列其著作，有提要，属纪传体书目。书目中以1889年王韬所撰《泰西著述考》影响较大，该书目以韩霖张广的《圣教信证》为兰本，以92名传教士小传为目，介绍了自明末利玛窦起，至清初诸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所著译书210种，“用为读海外掌故者广厥见闻”。 2、专科书目：这是把与某一专门学科有关的译书集中编制起来的一种书目，数学书目有丁福保《算学书目提要》，农学书目有傅兰雅、王树善《农务要书简明目录》等。西学输入后首先由历算之学入手，丁福保的《算学书目提要》三卷为其任学堂算学教习时所编，“因诸生未识象数门径，择算学提要三卷以授学者”。书目共分三类：“曰中算类，曰西算类，曰中西算总类”，中西兼收是其编制的重要特点。清末著名科学家华蘅芳对此书目评价颇高，作序称“其择言简要，持论平允，附记刊误，尤为切实”，为学习象数之学的必备工具书。另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把沈兆炜之《新学书目提要》也列入专科目录范围，认为其法制类单行本“名虽为法制，实则举凡政治、社会、法律、经济、财政、外交、教育、家教、世界各国史及现况之译著无不包括在内”，“属社会科学专科目录”，此说法未免有些牵强。 3、综合书目：这是综合各学科译书的一种目录，本阶段译书书目中以此种书目编制最完备，收录译书最全、影响最大，按所收译书的国别，又可细分为西学书目、东学书目和东西学书目三种。 (1)西学书目：以梁启超编撰的《西书提要》和《西学书目表》最具代表性。梁启超提出了“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译西书为功”的主张，于1896年在《时务报》上发表，共四卷，收书三百余部，基本上成为1845年以前翻译西书的总目。该书目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算学、重学、化学、声学等自然科学书和史志、官制、学制、法制、农矿、工商诸政等社科书籍，同时在分类、著录方面有重大创新，并附读书法，成为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较正规的翻译书目。自梁氏书目出后，效仿者不绝如缕。 (2)东学书目：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明治维新成功，使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国家要富强当向日本学习维新，故中译日书大增。1896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十五卷，分十五门类选介日文书籍，同时仿《汉书艺文志》体例，在总序、类序中阐述了他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思想和要求，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东籍月旦》书目，不仅收日本人的著述，而且也收西方图书的日译本，凡书目上著录之书有中译本的，也一一指出。书目中有详细的精要解题，并间插读书法。以上两部东学书目对翻译与阅读日本书籍风气的兴起，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3)东西学书目：以徐维则1899年撰《东西学书录》和顾燮光1904年撰《译书经眼录》具代表性。据《东西学书录》蔡元培叙说，徐氏“自删札记之要，旁采专家之说，仿《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之例，以为书录，补两家之漏，而续以近年新出之书及东人之作。”该书目计四卷，附录二卷，分三十八类。提要较精，在分类方法上与《西学书目表》基本一致。而《译书经眼录》则继《东西学书录》而作，“著录各书，由前清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止，为卷凡八，为类二十五，附子目若干。”收各书局、会社西书及留东学界译著。 此外，还有一种专门记载翻译馆、书局、学会译书的出版目录。其中以江南制造局译书书目最为完备，计有[1]傅兰雅撰《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附录的三种书目表，计收已刊译书98部，已译成而未刊者45种，未译全者13种，共计156种；[2]《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书目》收译书145种，另列翻刻书籍23种；[3]魏允恭编《江南制造局记》卷二中的“图书目”收译书154种；[4]陈洙等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计收译书150种；[5]《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计收译书168种，翻刻书29种，为该局译书较为完备的一个书目。 三、译书书目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奉行的是闭关守国政策，对明末耶稣会士东来始译的西学知识闻所未闻，浑然不知。因此，以收集译书为己任的译书目录就成为新旧知识交替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它一方面由于大都为中国学者所编撰，继承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由于所收译书种类繁多、内容新颖，非四分之法所能范围，必须采用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目录学方法进行编纂，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所以译书书目是中国古典书目向现代书目过渡的桥梁，也是我国现代书目的雏型，应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占据重要一席： 1、译书书目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最大成就是对传统分类法的冲击。中国传统的“四分法”自东晋李充创立始，“秘阁以为永制”，长期以来为公私藏书目录所采用。但是它的最大缺陷就是不能统一按照科学门类立其纲，按书籍的知识对象归其类，且缺乏逻辑性和客观性。西学的输入使得当时的书目编纂者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中讲道：“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因而不得不“强为区分”。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中也说道：“东西学书分类更难，”要“强为区分”。在建立新型分类体系的尝试过程中，以《西学书目表》的成就最大。梁启超“博观而约取，深思而研精”，在分类上大胆创新，把译出西书归纳为学、政、教之类(但在书目中未录宗教类，另设杂类)，西学类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等十三目。西政类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十目，杂类包括游记、报章、格致、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等五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的雏型，使当时的人们对图书分类法的观念改变了，是中国图书分类法走上科学途径之第一步。直接影响了以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新书书目的分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新的图书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分类体系为以后的译书目所仿效，都不采用四分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类目，如徐维则《东西学书录》分三十一类，“但在分类方法上则是几乎完全抄袭《西学书目表》” [4]。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分二十五大类。《农务要书简明目录》则根据美国纽约图书馆的分类而略加修改分为十三类。 2、继承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优良传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目录学最突出的特点，为发扬光大这一传统，古代目录学尤其发挥序文、类例和叙录的作用。译书书目由于所收多是西方新知识，就需要利用类序这种形式阐明源流、抒发见解。如《新学书目提要》成书的有法制、历史、舆地三类，每类都有一篇类序，同时在最早出版的法制书目卷首有总序一篇。《日本书目志》无总序，有大小序，在序中康有为不仅阐述学术源流，也借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译书书目还普遍编有提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大量进入我国的西学对广大民众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知识，有了提要就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学习。提要的形式多样，有的指明读书要领，言简意赅；有的提要较详细，不仅指明图书的价值与用途，还揭示图书的主要内容，如《西书提要》、《算学书目提要》、《东籍月旦》、《新学书目提要》、《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等。 3、著录方法灵活多样并有创新。这种变化主要是满足读者购买图书的实际需要。《西学书目表》著录事项有8个之多，分别揭示各种图书的书名、撰译年号、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圈识、识语，打破了传统的著录法。如，《笔算数学》一书的著录项为：笔算数学 光绪元年 狄考文 邹立文 益智书会本 三本 一元 用俗语教学童，甚便，惟习问太繁。著录中详列价格是译书书目著录法的重要特点。《西学书目表》在各书目下标价格甚至还有“减价之值”标识以便购书者明了此书，按能力购买，旨在推广西学。此外《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东籍月旦》、《日本书目志》等书在著录的图书后也都标明了价格，《农务要书简明目录》甚至还标明了美元价值，以便读者向国外购求。 四、对译书书目的价值和社会作用的评价 1、推荐译书，指导读者阅读。译书书目很重视书目在指导阅读方面的作用，积极利用书目开展阅读辅导工作。在这方面，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和《东籍月旦》是近代推荐书目的代表作。在《西学书目表》书目识语或提要中，常指明某书“应先读”、“可缓读”或“不可读”等字样，并在表上加圈识，“圈识”由一个到三个，大体以圈的多少说明书的优劣。圈越多，说明书越好，没有圈识，说明书的质量一般。如《西算启蒙》没有圈识，识语道：“太浅，不必读。”《地理全志》上有二个圈识，识语道：“简而颇备”。其《西学书目表》后更附《读西学书法》，不仅讲述西书翻译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各学科图书间的关系，评判书之得失及译文优劣，还特别说明其中的哪些书应该读，哪些书可以不读，哪些书应读在先，哪些书可读在后。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东籍月旦》，该书目有详细的精要解题，还间插读书法，以帮助读者解决“某科当先，某科当后。欲学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书宜先，某书宜后，某书为良，某书为劣”的问题。可以说导读书目的功能在译书书目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梁启超“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思想的体现。 2、为进行政治宣传服务。早期的宗教译书书目编撰者都为教徒或传教士，其编撰译书目录的目的是宣传教义，扩大传教范围。后梁启超、康有为《西学书目表》、《日本书目志》也完全是为宣传西学新学，为改良主义政治作舆论上的工作，把译书目录纳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轨道上来。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采用各种导读方法宣传西学，许多人通过书目中的“读书法”和“标识语”入了门，一些学校也利用这些译书书目指导学生学习。如卢靖增刻《西学书目表》序中说明：“余于阳书院添设天算等小学堂，肄业生童，屡以应读何书请口授笔答，有胜繁矣，既乃于章程中示以其学应读何书，然终略未详也。近见梁卓如所撰《西学书目表》收罗宏富，评论精当，丰润僻壤，购书苦难，因授梓人重刻之，以分给诸童，俾识门径焉”，从此段话中“购书苦难”、“重刻之”等议论中，可见《西学书目表》影响之大。康有为编撰《日本书目志》的主导思想，也是为变法维新服务。他在《日本书目志·序》中写道：“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三年可成，尤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使明敏士人司其文字，数目而通矣。于是尽译其书，译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内”。他指出只要我们借鉴西方，特别是日本的变法经验，实行变法维新，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一定可以“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整个书目渗透了他变法维新，积极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思想。 3、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译书目录反映了第二次外国文化大输入期间译著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译书书目所收寻译文的数量、种类、译者、著者等文献外部特征，对在明至清末西方文化之输入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做出较为客观而准确的评价。同时，译书保存下来较少，所幸的是译书书目普遍编有提要和识语，在这些识语和提要中，对诸译书的著者、译者、出版者常有记载和评论，对其学术成就也有比较说明，对翻译著述中使用的学术语言有所辩论。因此，明至清初的译书书目，也是我们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宗教史、学术史、出版史和翻译史的宝贵史料。 注释： [1][2]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载《文献》1986年第2期。 [3]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4]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 1954年版。 [5]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4年版。 作者简介：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原载：【《东南学术》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