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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简牍出土的记载，著名的如西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从墙壁中 发现的古文经竹书和晋武帝太康年间在魏国汲县发现的汲冢竹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 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地下文物好像也受到了感召，纷纷出土面世。尤其是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有新的大宗的简牍帛书资料出土，既让世人大开眼界，也让 研究者应接不暇。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77年前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他曾列举“殷墟 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 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为历史上的重大发现。今天看来，如果说这四个发现是“大 发现”的话，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的简牍帛书就可以称作是“特大发现” 。 一、出土简牍帛书的分类 已出土的简牍帛书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狭义的书籍，一类是指文书档案。狭 义的书籍主要指带有个性或学派特点的私人著述，而文书档案则是指官方的文件。这两 类资料对于研究来说学术价值都非常高。但是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看，狭义的书籍更 具有研究意义。 对于出土简牍帛书的分类，最好的办法是将其纳入到当时的图书分类中去，这样才能 站在当时的立场了解和分析图书的性质和内容。截至目前，还没有对已出土的简牍帛书 书籍按当时的图书分类进行全面划分的著述，本文将对此进行尝试。从内容上看，依《 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已出土的简牍帛书书籍包括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 方技等。其主要者有： 1.六艺 (1)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2)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系辞》，(3)长沙马王堆 汉墓帛书《易之义》，(4)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要》，(5)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缪合 》，(6)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昭力》，(7)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待发表)，(8) 湖北江陵王家台楚简《归藏》，(9)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10)安徽阜阳双 古堆汉墓竹简《诗经》，(11)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竹简《仪礼》，(12)长沙马王堆汉墓 帛书《丧服图》，(13)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乐礼》(待发表)，(14)上海博物馆藏楚简《 乐书》(待发表)，(15)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16)长沙马王堆帛书《 春秋事语》，(17)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论语》，(18)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 孔子家语》，(19)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闲居》，(20)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仓 颉篇》。 2.诸子 (1)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2)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九主》，(3)长沙马王堆 汉墓帛书《明君》，(4)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德圣》，(5)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 》，(6)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大经》，(7)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称》，(8)长沙马 王堆汉墓帛书《道原》，(9)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缁衣》，(10)湖北荆门郭店楚简《鲁 穆公问子思》，(11)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穷达以时》，(12)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五行》 ，(13)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唐虞之道》，(14)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忠信之道》，(15)湖 北荆门郭店楚简《成之闻之》，(16)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尊德义》，(17)湖北荆门郭店 楚简《性自命出》，(18)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语丛》一，(19)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语丛 》二，(20)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语丛》三，(21)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语丛》四，(22)上 海博物馆藏楚简《缁衣》，(23)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子羔》，(24)上海博物馆藏楚简《 曾子立孝》(待发表)，(25)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曾子》(待发表)，(26)上海博物馆藏楚 简《武王践祚》(待发表)，(27)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子路》(待发表)，(28)上海博物馆 藏楚简《恒先》(待发表)，(29)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曹沫之阵》(待发表)，(30)上海博 物馆藏楚简《四帝二王》(待发表)，(31)上海博物馆藏楚简《颜渊》(待发表)，(32)上 海博物馆藏楚简《性情》，(33)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容成氏》，(34)上海博物馆藏楚简 《鲁邦大旱》，(35)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儒家者言》，(36)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 竹简《哀公问五义》(待发表)，(37)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保傅传》，(38)山东临 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39)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40)长沙马王堆 汉墓帛书《老子》乙本，(41)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甲本，(42)湖北荆门郭店楚简 《老子》乙本，(43)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丙本，(44)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太一生 水》，(45)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庄子·盗跖》，(46)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 文子》，(47)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太公》，(48)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简《墨子 》佚篇(或谓亦为儒家)，(49)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庄子·杂篇》，(50)甘肃天水 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 3.诗赋 (1)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唐勒》(或谓应为《宋玉赋》)，(2)江苏东海尹湾汉墓 木牍《神乌赋》，(3)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赋》(待发表)。 4.兵书 (1)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吴孙子》，(2)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齐孙子》，( 3)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尉缭子》，(4)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5)湖 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盖庐》，(6)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竹简《军令》。 5.数术 (1)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帛书，(2)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天文气象杂占》，(3)长沙马王 堆汉墓帛书《五星占》，(4)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太一辟兵图》，(5)长沙马王堆汉墓 帛书《出行占》，(6)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木人占》，(7)江苏东海尹湾汉墓木牍《博 局占》，(8)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历谱》，(9)湖北荆州沙市关沮秦墓竹简《历谱 》，(10)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算数书》，(11)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五行》甲篇 ，(12)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五行》乙篇，(13)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刑德》甲篇 ，(14)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刑德》乙篇，(15)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刑德》丙篇，(1 6)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本，(17)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乙本，(18)甘 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19)湖北荆州沙市关沮秦墓竹简《日书》，(20)湖北江陵 九店楚简《日书》，(21)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竹简《日书》，(22)湖南沅陵汉沅陵侯吴 阳墓竹简《日书》(待发表)，(23)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24)山东临沂银雀 山汉墓竹简《相狗方》，(25)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相狗经》(待发表)，(26)新出 居延汉简《相宝剑刀》。 6.方技 (1)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2)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十一脉 灸经》甲本，(3)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4)长沙马王堆汉墓帛 书《脉法》，(5)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脉死候》，(6)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 脉书》，(7)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8)湖北荆州沙市关沮秦墓竹简《病 方》，(9)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杂疗方》，(10)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杂禁方》，(11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十问》，(12)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合阴阳》，(13)长沙马王 堆汉墓帛书《天下至道谈》，(14)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胎产书》，(15)长沙马王堆汉 墓帛书《却谷食气》，(16)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养生方》，(17)湖南沅陵汉沅陵侯吴 阳墓竹简《美食方》(待发表)，(18)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导引图》，(19)湖北江陵张 家山汉墓竹简《引书》，(20)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彭祖》(待发表)。 以上所列分类，因为有些简牍帛书尚未发表，故个别还需按发表后的实际情况重新论 定。 除以上所列之外，还有大量的法律文书，如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龙岗秦简、敦 煌汉简、包山楚简等中的法律资料，虽不包括在《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之中，但仍可 按后世如《隋书·经籍志》的分类列入史部刑法类。 目前简牍帛书的出土速度远远快于学术界的整理和消化吸收速度。20世纪70年代出土 的一些资料直到目前尚有未整理完成或尚未出版者，而新的大宗资料又接踵而至。如上 海博物馆藏楚简估计有近百种书籍，预计共出六本，而目前只出了二本。(注：马承源 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和《上海博物馆藏 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本中有《容成氏》一篇，同以往 人们猜测认为可能是讲养生房中等内容大不相同，而是列有几十个上古帝王的名字及其 事迹。在谈到禹时列有九州的名字，部分与后世的记载不同。讲帝王世系和事迹的部分 ，类似《世本》，讲九州地理的部分则类似于《尚书·禹贡》，构成了整个古代的时空 框架，史料价值极为重大。继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大量三国孙吴简牍后，去年6 月在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又出土了两万多支秦简，数量之大，资料之重要都令世人震惊 。去年湖北九连墩楚墓又出土了一千余支楚简，这些材料无疑会在学术界再次掀起楚简 和秦简研究的热潮。 二、出土简牍帛书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意义 1.出土简帛古籍反映了先秦古书的盛衰过程 秦代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从已出土的简牍帛书时代来看， 凡是秦简都是《日书》、《归藏》一类近似卜筮的书，还有大量的法律文书、行政文书 以及告示、官箴等，绝不见“诗书百家语”。而从汉代早期开始，出土的简牍帛书中就 开始出现经书和儒、道等诸子著作。出土典籍的这种情况与传世典籍的记载相吻合。这 说明秦代在民间的禁书政策非常成功，“诗书百家语”的确依赖“博士官所职”才得以 保存。 2.出土简帛古籍扩充了先秦两汉古书的内涵 出土的简牍帛书中有许多是历史上已经佚失的古籍，这些已经佚失的古籍极大地丰富 了先秦两汉古籍的内容，扩充了先秦两汉古籍的内涵。如在出土的简牍帛书中，有关数 术方技类的书籍所占比重很大，这是当时书籍情况的真实反映。从《汉书·艺文志》看 ，有关数术方技的书很多，门派也不少，但是其中的书绝大部分在后世都亡佚了。出土 的这些有关数术方技类的古籍可以让我们“辨章学术，考竞源流”，了解当时数术方技 类古籍的构成和门派。 3.出土简帛古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书·艺文志》的收书标准 出土简牍帛书中大量的《日书》说明当时盛行诹日方术，这类书在当时也一定极为流 行，而且形式和内容都相差不多，已经在民间演变成一种流于形式的供翻检查证用的实 用手册。出土简牍帛书中还有大量的法律文书，其中有许多法律条文和案例。这些条文 和案例都是为吏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这类书也就成了供为吏者学习参考的条例手册。 《日书》按《汉书·艺文志》分类虽然可以归入“数术”部分，但从《汉书·艺文志》 “数术”部分的书名看，类似的书不多，也没有同《日书》内容非常接近者。这与《日 书》在出土简牍帛书中出现的频率不太相称。而出土很多的法律类书籍在《汉书·艺文 志》中更是不被胪列。这些都说明《汉书·艺文志》的收书标准是更倾向于带有思想内 涵的个性著作，那些已成为社会普遍流行的实用手册则不被重视。 4.出土简帛古籍揭示了数术方技类古籍的史料价值 出土简牍帛书中大量的数术方技类古籍促使我们对这类古籍的史料价值进行重新的审 视。这类古籍在《汉书·艺文志》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正史著录中有逐渐减少的趋势 。这是因为正统观念和主流意识对其排斥的缘故。但这并不影响这类书在民间的传播和 流行。今天我们对这类书绝不能简单地以迷信荒诞视之。这些数术方技类古籍有一个明 显的特点，就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相对的稳定性，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使其保留了 较多早期的资料和信息。其中尤其是古代医书和古代兵书，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 中国民间的这种数术方技传统有着悠久的来源和长期的延续，早已变成了文化传统中一 种无处不在的心理积淀和思维定式。传统宗教中的许多观念和仪式，就是直接来源于早 期的方术。例如道教中的许多法术，就是早期方术的传承和借用。数术方技在中国古代 应该划归于文化传统中的“小传统”。所谓“小传统”是指广泛流行于社会大众中的民 间下层文化，有别于“大传统”，即流行于社会精英中的经典上层文化。这种文化虽然 不被主流意识所接受，正史经传中也少有记载，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它在民间的广泛流 行和深入人心。近年来随着出土资料中反映这种“小传统”的数术方技史料的日益增多 ，学者们充分地认识到，从“小传统”入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可能会得出更为 真实全面的结论。 5.出土简帛古籍为校读整理传世古书提供了新资料和新依据 在出土的简牍帛书中有许多已经佚失的古籍，这些古籍丰富了我们对古代书籍的认识 ，加深了我们对古代学术流派和知识系统的理解。还有许多出土简帛书籍，虽然有今本 传世，但是出土的本子常常是早期的形态，没有经过后世的改动和增删，更接近于原貌 。这对校读整理今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依据。通过对出土古籍中用字习惯的考察，可以 对传世古籍中的许多问题重新进行分析。传世古籍中一些长久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常在 古本出土后，通过对读，而顿时化解。自国学大师王国维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二重证 据法”后，用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校读古籍就成了学术界流行的方法。可以说“二重证 据法”是研究一切古代学问的“不二法门”。近年香港饶宗颐先生又提出了“三重证据 法”的主张，即将考古资料与古文字资料分开，把古文字资料作为第三重证据强调其重 要性。这在今天资料格外丰富的情况下，不失为更为周全的处理办法。用出土的简牍帛 书校读整理传世典籍无疑是“二重证据法”的最好实践。自王国维以来，许多国学名家 运用这种方法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新证派的几个代表人物中，王国维用历史学的方 法考证文献，陈直用文献学的方法考证历史，于省吾用文献学的方法考证文献，都在用 出土古文字资料校读传世典籍方面为后人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1]当今的李学勤 、裘锡圭、李家浩、李零等学者在用出土文献校读传世文献方面也有很多建树。 6.出土简帛古籍使我们对古书体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根据出土的简帛古籍来总结古书体例，是当前学术界十分关注的工作。这个工作可以 使我们加深对古书本身及古书在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状态的了解和认识，修正以往 对古书体例上的一些错误观念和看法。例如已出土的简帛古籍常常配有图画，真正是“ 图文并茂”，十分生动。在帛书上画图很好理解，但在竹简上也经常配有图画，这就是 我们以往所不知道的。其实从出土简牍帛书可以知道，许多古书最早都是有图的，就像 《山海经》所配之图一样。研究这种“图”、“文”的规律和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课 题。历史上对古书体例的研究大都为“纸上谈兵”，缺乏直观的感性认识。余嘉锡先生 的《古书通例》是唯一能探到古书真正奥秘的著作。[2]这本书中所提到的对古书体例 的概括，与出土古籍大都相合，反映了余先生的高明见识。通过对出土古籍体例的考察 ，学者总结的“古书不题撰人”、“古书多无大题，而以种类名、氏名及篇数、字数称 之”、“古书多以单篇流行，篇题本身就是书题”、“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的性 质”、“古书往往分合不定”、“古书多经后人整理”、“古书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 等，是对古书体例的重新归纳。[3]这些归纳将在今后的出土文献整理和研究中起到指 导作用。 7.出土简帛古籍提供了对“疑古思潮”进行反思的契机 历史上的“疑古思潮”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其积极的作用，但是疑古过分，造成了古书 的许多冤假错案，出土的许多古籍说明历史上受到怀疑的许多古书其实并不伪。通过对 出土古籍的研究表明，古书的形成、流传是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许多古书都难以用真 伪来进行界定。以往对古书从真伪上进行判断从方法论上说根本就是错误的，所谓真伪 的标准也大都不能成立。考古发现表明，“说有易，说无难”。对待古书的态度，应如 王国维所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 定，可断言也。”[4]就是既不“信古”，也不“疑古”，而是抱着“释古”的态度。[ 5]研究出土简帛古籍的实践表明，是到了对“疑古思潮”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近年李学勤先生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重写学术史”[7]、“走出疑古 时代”[8]等口号，裘锡圭先生也提出了“古典学的重建”的问题。[9]这些口号和问题 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对新出简牍帛书的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的。可以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 来出土的简牍帛书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许多观念和认识，影响着我们的整个古代研究领域 。这种影响不会是暂时的，而只会随着对新出简牍帛书的消化和吸收而更加深入和强化 。在对新出简牍帛书的消化和吸收的进程中，从历史文献学角度对出土简牍帛书进行的 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一环。这需要研究传世文献的学者和研究出土文献的学者之间的进一 步深入结合和沟通。相信随着地下出土简牍帛书的日益增多，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将不断 丰富其内涵，从而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天地。 【参考文献】 [1]冯胜君.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2. [2]余嘉锡.古书通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A].李零.李零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8. [4]清华大学.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Z].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5]冯友兰.序言[A].罗根泽.古史辨：第6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7]李学勤.古文献丛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8]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M].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 [9]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A].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 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2辑[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