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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古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四库法，从魏郑默草创、晋荀勖和李充完善，到唐魏徽等正式确立以来，一直占据着图书分类法的统治地位。尤其是靖代乾隆末年《四库全书总目》问世之后，四库法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然而，就是在《四库全书总目》刊后不久，以官方统治图书分类法的局面却发生了变化。最早打破这一局面的是清人孙星衍及其所编的《孙氏祠堂书目》。对此，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曾大加赞誉：“(孙氏)不慑于《四库全书总目》之权威，胆敢立异，勇壮可嘉，不愧为别派之后劲也。”(见《中国目录学史》)。当代著名藏书家、文献学家叶德辉也予以高度评价：“(孙目)通《汉略》、《隋书·经籍志》之邮，变《崇文总目》、《文渊阁藏书目》之例，体近著述，语者仅以书目重之。”可见，孙星衍及其《孙氏祠堂书目》在目录学史上，特别是在图书分类的破旧立新方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孙星衍，字渊如，又字伯渊，号季述，清阳湖(今江苏武进入)人。生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卒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清代著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孙自幼聪敏好学，未弱冠，补诸生，显露出超人的智慧。他与同乡洪亮吉，杨芳灿、黄景仁齐名。大诗人袁枚称赞其说：“天下清才多，奇才少，渊如天下奇才也。”孙星衍师从著名学者及目录学家钱大昕习汉学，并致力于经史，文字音训之学，傍及诸子百家，金石碑版等学问，学识日渐丰厚。孙星衍一生酷嗜藏书、读书。每闻谁家有异本、善本，便借抄不辍，对金石文字和书画，无不细考原委。孙氏家有藏书楼平津馆，收书极富，约有4万余卷，且校勘精审。他长于治学，勤于著述，作品颇丰。撰有《尚书今古文注疏》30卷、《史记天官书考证》10卷、《诗文集》25卷，集《古文尚书马郑王注》10卷，计20多种，100多卷。他所校订刊刻的图书有著名的《岱南阁丛书》和《平津馆丛书》，所收多为其个人著作及经他校勘的古籍。 为了读书和治学需要，早年孙氏的藏书曾形影不离地随其左右。他在哪里为官，书就携带迁至哪里。在几经辗转搬运中，孙氏的图书受到很大损失。他深感“藏书之难，而聚书又不能免于厄者”。为了保全藏书，也为了利用这些图书“教课宗族子弟，俾循序诵习”，所以他决定将其全部藏书捐“藏于家祠，不为已有”，并亲自为这些图书编定了《孙氏祠堂书目》(原称《孙氏家藏书目内外编》)。如前所述，孙星衍编撰《孙氏祠堂书目》有两个主要的目的：一是为了完好地保存其藏书，使之不再破损亡佚；二是为了使宗族子孙能依其书目循序读书，培育人才，光耀家族。 《孙氏祠堂书目》内编4卷，外编3卷，共收书2300多种、46000余卷。每书著录书名、卷数、作者，间记版本。它将图书分成12大类，各大类之下设若干小类，计44小类。类目的具体排序如下： (1)经学11小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经义 (2)小学2小类：字书、音学 (3)诸子9小类：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兵家 (4)天文3小类：天部、算法、五行术数 (5)地理2小类：总编、分编 (6)医律2小类：医学、律学 (7)史学8小类：正史，编年、纪事、杂史、传记、故事、史论、史钞 (8)金石 (9)类书3小类：事类、姓类、书目 (10)词赋4小类：总集、别集、词、诗文评 (11)书画 (12)说部 《孙氏祠堂书目》推出十二分法是有一定胆略的，在当时，他的这种做法比较适应图书分类的实际情况。孙星衍清楚地看到，在清代学术发展中，诸多学问已不能强以经、史、子、集四个部类扎包容，若干学科其实已经发展成为与经、史、子、集并驾齐驱的学术门类。为此，孙氏在类分图书时，把一些原四库法置于四大部类之下的小类分割出来，设立成独立的一个大类。例如清代中期，语言文字和音韵之学比较繁兴，成为一门显学。于是，他将“小学”从经部中的小类中提出来，把它列为第二大部类，与经、史、子等大类平起平坐。他认为，只要学科自身已发展成为大的学术门类，就应该把它的地位体现出来，以致连金石、医律、书画一向不为四库法所重视的小类目也升格为大类，对此他明确地解释说：“其书益增，逐成一家之学，”(见《孙氏祠堂书目》)。孙星衍在小类目的选取上，以其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取舍。譬如，他将四库法经部的“四书”类删除了，却又把其中的“论语”，“孟子”增设为独立小类。以适应收书和治学之需。孙氏设类还尊重图书特征，能针对图书类型性质立类容书。例如，它设立了“类书”大类，并于其下设立了“事类”，“姓类”和“书目”3个小类，这是孙星衍的独创，史无前例。因为类书包括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内容，很难按学术内容归于某类，所以只能按书的类型性质设类分书。可以说，在清代，只有像孙星衍这样既为学者又是目录学家的人，才具备鸟瞰学术发展全貌的远见卓识，在图书分类中给予发展中的学科门类以适当的地位。 《孙氏祠堂书目》敢于破四库法，创立适应时代需要的十二分法，对于打破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清代图书四库分类法的统治，推进图书分类法的改革与创新，以至对近代图书分类新型体系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开拓意义。在孙目之后，还陆续产生了一些四库法以外的多种类型的图书分类法，这与孙星衍及共《孙氏祠堂书目》带头破旧创新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光绪二十六(公元1900年)，缪荃孙编《艺风堂藏书记》也是仿孙氏分类之法，他把图书分为十大类。缪氏在其书目序言中明确地说：“得书627种、10962卷，用孙祠书目例分为10类，编成8卷。”由此可见《孙氏祠堂书目》的影响之一斑。 当然，孙星衍在《孙氏祠堂书目》中破旧立新的思路，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来的，而是他在总结前人目录学成就基础上产生的。清代学者陶浚宣说：“孙氏书目分部十二，略依《七志》，附益数门，并参汉、隋二志，而以意出入之。序中发凡起例，体例精采。”(见《孙氏祠堂书目·跋》)。其诸子大类下所设9个小类，不同于《四库全书总目》，而基本上保留了《七志》和《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的类目。孙氏自己也承认他的这些立类是继承前人的。所以说《孙氏祠堂书目》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敢于藐视传统四库分类法，敢于破旧立新，有所变革。正是他这种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得到了历史的承认，在目录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应当承认，《孙氏祠堂书目》在分类方面也在其不足之处。例如，他自言将图书分为十二大类，是以一年的十二个月为计。为此仅限于十二个大类目。另外，他把“医学”和“律学”合为一大类，说是因为医律关乎“生人杀人，所关甚重”，将二者合一，未免有些牵强。另外，书目的分类还掺杂了一些阴阳、时岁、生杀之类的迷信因素，实不可取。 《孙氏祠堂书目》大约成书于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时隔10年就有了刻本。因刻本不多，少见流传。直到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李盛铎得见初刻本，请陶浚宣详校并作跋后，刻于李氏《木樨园丛书》，从此《孙氏祠堂书目》得以广泛流布，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孙氏曾在书目自序中称：“海内奇文秘籍，或写或购，尽在予处。”由此可见其收书之富。 参考文献： [1] 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2] 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3] 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4] 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李峰，男，1954年出生，河南省图书馆业务副馆长，研究馆员，编写著作6部，撰写专业论文30余篇。(河南省图书馆，郑州 450052) 原载：【《津图学刊》2003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