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是我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著名学者，他“脑中固绝未忘一‘国’字，且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1]留世的《饮冰室合集》148卷1400万言，堪称“世界第一博学家”。[2]除政治、史学、文学上的建树外，他还是我国资产阶级目录学的启蒙者和目录学领域新局面的开拓者，其代表作《西学书目表》冲破传统“四分法”樊笼，奠定了中国近代图书分类法的基础，并开创了利用书目宣扬西学、呼吁变法的学术实践，影响极大。深入研究《西学书目表》，将有助于洞悉梁启超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和该著的启蒙意义，也会有益于当今目录学的发展。 一、《西学书目表》的内容体例 1896年年轻而有才华的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先后发表的《变法通议》和《西学书目表》，是他本年度最重要的政治和学术言论。其中，《西学书目表》以学术分类为基础，以独到的目录学见解为纽带，由序例、表文、读西学书法三部分组成，义理透彻，编纂精致。 1、序例。序例全文2200余字，主要论述《西学书目表》刊行起因、辑录译书来源、著书动机和体例原则与方法等，类似现代著作的绪论、前言或导言之类的卷首语。它实际上是由“序”与“例”两部分组成，序阐述了撰述动机与目的，例表达了编纂理论与方法，而前者为重，是后者的思想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照应，是学术思想对政治信仰的共存，两者相合一体，反映出梁启超利用书目宣传西学、鼓吹变法的政治情怀。 梁启超指出：“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西国一切条教号令，备哉粲烂，实为致治之本、富强之由”，“何也?则书之备与不备也”，此乃“智愚之分、强弱之原”。要改变这种现状，大规模引进和宣传西学就成为奠基之径，而译书是弘扬西学最重要的媒介，所以他主张：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并力荐所撰的《西学书目表》，“此三百种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 梁启超认为：“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因此“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将“所译各书，都为三类，……除教类之书不录外，诸书分为三卷，即学、政、杂”，而“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故算学重学为首，电化声光汽等次之，天地人物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属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属，……史志居首。……船政与海军相关，故附其后”。这样的处理，梁启超尚觉不太妥，“此等门目，亦颇费参量，然究不能免牵强之诮……”。不过，梁启超还是将搜集到的制造局、同文馆等版本的书目按上述原则归类、排列，并对应标注著录项，如撰译人、卷数、识语等。著录项也循一定之规，“书目列标撰人名氏，今标译人，不标撰人者，所重在译也”、“表下加识语，表上加圈识，皆为学者购读而设，体例不能雅顺，所不计也。”[3]由此可见梁启超编撰《西学书目表》时严谨又有创见的学术精神，是应该称道的。 2、表文。根据上述分类和著录原则，梁启超将《西学书目表》主体分成学、政、杂三卷，学卷为西学诸书，有13种类，即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政卷为西政诸书，有10种类，即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杂卷为杂类之书，有5种类，即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主体之外，他又将通商前西人译著之书、今译未印之书和中国人所著言外事书，“掇拾荟萃，名为附卷”。据统计，《西学书目表》收录学类之书130种，政类之书168种，杂类之书54种，附卷293种。 《西学书目表》辑录的译作，介于咸丰五年(1855)和光绪廿三年(1897)之间。由于同治九年前的书目极少，仅14本，故辑录的重点是1895年前二十年间的译书，光绪十六年版的书最多，达33种。这些书目主要选自制造局、同文馆、广学会、益智书会和格致汇编的版本，其中制造局版本的译书最多(121种)，占总体1/3强，格致汇编本43种，益智书会版35种，广学会版24种，同文馆版15种，其他版本就愈少。这些译书大多由在译馆中从事翻译的中外人士单独或合作完成的，其中中外合译的达130部，而国人单译的极少，仅20部。著名译者有徐寿、华衡芳、傅兰雅、丁韪良等人，傅兰雅的译作被录最多，达122部(包括他单独翻译的56种)。在整个收集和编目过程中，梁启超的确花费了大量心血，也正是因此，《西学书目表》以其真实可信的学术价值而倍受目录学界的关注。 3、读西学书法。读西学书法全文10410字，比学政杂三部的总和还多1978字，主要阐述撰写读书法的原因、对各学科图书的比较与评判和对西学的真实态度。梁启超认为当时译者初任其事，所译之书未免良莠参杂，趣旨多出，令读者莫知所从，而学者又往往骤涉西学，不识门径，难辨其实，这势必影响译书事业的发展，阻碍西学的推广，危害变法维新大业。所以，他将“昔所卒业，略窥一二，辄缀札记数十则，以昭吾党”，既申述了撰写读书法的必要性，又使《西学书目表》的政治启蒙之意真真切切，跃然纸上。 首先，他指出学政杂三大部类图书的学术价值的差异，“中国译出各西书，半皆彼中二十年前之著作。西人政学日出日新，新者出而旧者尽废”，而学部书目中“惟算学一门，西人之法无更新于微积者…故以算书为最良也”，这是梁启超对当时译书的整体认识和概括。接着，他用近九千字的篇幅逐次对学政杂三大部类的同类学科书目之间的深浅与读法进行综合评判，如“狄书更能举其要，非中国旧说所能及”、“沈仲礼近译《西学课程汇编》，述西国各学堂所定功课…教学童理法，颇多精义，又兄欲成就其子弟，不可不读之”。类似的精语比比皆是，虽然有些繁琐、重复，但这些评语既显示读书法本身所固有的导读功能，也反映了梁启超作为学者的睿智与卓见，以及他要利用书目宣传西学的良苦用心。最后，他用约两千字的篇幅着重阐述自己对西学的真实态度，“不此之务，乃弃其固有之实学，而抱帖括、考据、词章之俗陋，谓吾中国之学已尽于是。以此与彼中新学相遇，安得不为人弱也”、“方今四夷交侵，中国微也，数万万之种族，有为奴之痌”，力挽狂澜的重责“是在吾党”。可见梁启超著就《西学书目表》与倡导西学的主张，目的就是呼吁向西方学习，达到富强的政治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虽倡西学，但决不贬低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成果，更不会湮没中学之精华，而以本用之说来融通中西之学，“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也就是说，向西方学习，吸取那些有益于中国走上富强之途的东西，但决不能丢弃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学，以成无本之源；而在世界进步潮流面前，如果停留在传统之中而不思进取，那么传统的东西就会变得僵化而无用的，所以他主张“读经、读子、读史三者，相须而成，缺一不可”，[4]尽管语有偏颇，但他对中西学融通的评判，是符合其“以新思想入旧风格”的学术精神的，更符合当时维新派的渐进观，而这正是读西学书法的主旨。 二、《西学书目表》的著录特色 《西学书目表》立旨深刻，特色鲜明，在学术上具有系统性、创新性和史料保存价值，在思想上亦不乏时代性、实用性和政治启蒙意义，而尤以系统性、创新性和实用性为最。 1、系统性。《西学书目表》是对近代译书在我国书目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正本清源的整理与评介的代表作，也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撰的较为正规的综合性西学译书目。这种学术性综合的直接结果，就使该著的系统性鲜明，表现在它决非单纯地罗列书目，堆砌辞藻，或者虚设体例，夸大缩小，而是有条有理地前撰序例，后结跋语(含导读法)，辑1895年前二十余年的译书编成书目表置于其间，表后还列附卷。如此构勒，实是层层演递，前为基础，后为总结，环环相扣，已是浑然一体，难以随意颠倒。而且，这种系统性亦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表文是灵魂与核心，无论序例、读书法、附卷，虽是前后照应，但都是为表文的存在而服务的，或导引，或阐释，或补充，各负其责，目的全在于凸现表文的重要性，故梁启超定书名为《西学书目表》。 从微观着眼，《西学书目表》所录书目亦自成体系，其分类不仅近乎科学，学政杂三类中有算学、史志、游记等28个子目，每个子目下又揽录重要译书数种，而且著录较详细，条分缕析，每种译书皆在圈识、书名、(撰译年代)、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识语等著录项范畴中尽力注出(无法注出的，空格)。这种著录编制，形似链环，左右比连，上下并列，再次凸现该著的系统性特色，读之易悟其意。 2、创新性。深受经史子集等传统教育的梁启超，毅然大胆地接受西学弘扬西学，这种对传统的叛逆精神和吐故纳新的学者气度，本身就是创造的个性。《西学书目表》就是他在目录学上的一项最值得称许的创新成果。 梁启超认为分类是目录学的核心问题，主张学术性与实用性、内容与形式相统一。《西学书目表》采用的“三分法”，较之郑樵的“例类既分，学术自明”[5]和章学诚的“即类求书，因书究学”[6]的层次显然高出一筹，堪称创新之举。从西学整体观出发，他将所得译书设为学政杂三部，把同学科书目集中起来，较全面反映该学科输入晚清的现状。学政杂三部的类分已略见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分类的影子，与毛泽东同志认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两门的说法很接近，反映出梁启超的学识超越当时一般人之所在。学政杂三部类之下的每一类目采用以“算学重学为先”、“史志居首”等排录方法，尽管有“强为区别”的无奈在内，却影射出梁启超的学术勇气和政治胆识，因为这种“强为区别”所保证的学政杂“三分法”原则，是作为冲决“七分法”或“四分法”传统部类的尝试，已颇近科学之径，具有积极的首创意义。在“三分法”理论下，他对书目选录、排录方法、著录项和读书法等方面也颇下功夫，处处透露着创新的气息。所有的创新都是梁启超批判地吸纳众家之优长，突破千余年之簿录思维定势而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故《西学书目表》出版后，“三分法”渐而成为此后我国新型图书分类体系的一项基本原则。 3、实用性。《西学书目表》作为近代译书的总目，实用性决定了该著价值的大小。为突出译书目的实用性，梁启超主要在“新”与“真”两方面下功夫。“新”就是版本新，收入该著的书目是1895年前二十年间的三百余部译书，涉及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领域，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西学了解的需要。“真”就是书目的真实可靠。该著所辑的译书目主要出自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等的图书版本，还有一些有稽可查的私人译本，故撰译人、刻印本、本数、价值等信息是可靠的，保证了它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某一具体书目的选录，他也煞费苦心，详加考求，除已慎读书并予以评论外，对未读或未来得及读其内容的书目总要注明，如“电学诸书皆旧法，西人半废不用，然译出只此，欲学者宜求诸西文”，这样做可使读者不受作者主观好恶所限而自主求知。可见，梁启超正是在实践其“著书足以备学者顾问”的求真务实的目录学精神。 《西学书目表》的实用性还表现为它的推荐与导读功能。在《西书提要》中，梁启超曾用“解题”法来导读，如：《泰西新史揽要》二十四卷广学会本湖南删本英马恳西著李提摩太译大旨以国为经，以事为纬，英为泰西枢纽，所纪独详，法为欧洲治乱之关键，首二三卷以法事……，但《西学书目表》中没有“解题”，故他定书名为“表”。[7]虽然没有解题，但有圈识、识语、读书法等著录项，而这些是与解题相关又有所超越的阐释法，使该著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西学书目表》中标有圈识符号(o)三个的译书目近50部，两个圈及以下者表示该书价值(或可读性或实用性)愈次。大部分书目有识语，评价也大多简洁而中肯，诸如“佳、精要、最精善、有新理新法、难读、太浅不必读”之类。对译本优劣的评判，虽有梁启超本人的主观感受在内，偏颇之处在所难免，但这种心血与用心无疑会为某些“不审门径、不知别择”的读者打开学习西学的通途，有利于西学传播和改良思想的启蒙。值得重视的还有，梁启超撰写万余言的读西学书法，用质朴的语言介绍了译书的内容趣旨、学术价值、作者概况、版本优劣等特征，尤其突出同一学科书目之间的综合比较，如，“算学必从数学入，乃及代数，伟烈之《数学启蒙》，即《数理精蕴》之简本，每法取其一题而去其芜词，极便学者。狄考文之《笔算数学》专为授蒙之用，全用俗语，习问极多，皆便于初学者之书也。二书于比例开方两门，皆极简便，狄书更能举其要，非中国旧说所能及，惟狄书译笔太繁耳”。初学者据此选书而读，就能粗知崖略，若照此路径深入下去，大凡可以在某一领域登堂入室，取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客观上说，《西学书目表》在分类上开创新法，著录上灵活多样，识语、读书法精练深刻，奠定了它在中国图书目录学向近现代分类过渡中的基础性地位，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突出。然而金无足赤，《西学书目表》亦有瑕疵，如分类的强为区别，某种程度上取于主观而非客观；著录项也不完备，至少缺了所录译书的原作者、国别和出版时间；读西学书法也不能完全摆脱作者某些方面的主观，会留有那个时代的思想局限性，但该著仍不失为首创性质的一本近代目录学著作，梁启超亦因之成为我国历史上通过书目宣传西学的发凡起例的人物。《西学书目表》的不足是次要的，贡献是主要的。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8]梁启超和《西学书目表》“提供新的东西”，就是创造性的学术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政治感情，而我们所要做的是对《西学书目表》的缪误持“博雅君子，谅无哂之”[9]的胸怀，去发扬光大它的积极成果，这才是研究该著的正确态度。 三、《西学书目表》的学术价值和启蒙意义 《西学书目表》属译书目录，是近代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产物。梁启超以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的全新知识体系对近世译书进行大胆的编目尝试，使该著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学向近代目录学过渡中一部继往开来的力作，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启蒙作用。 1、《西学书目表》开创了我国近代目录学的先河，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梁启超将近世350余部译书归为学政杂3大部类28小类，构成了1895年前二十年间的西书总目。学政杂三部类学术架构、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先虚后实等分类原则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类内质极为相似，且该著所录译书大体上都是以近代科学内容为标准，从而使学政杂“三分法”已然凸现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的雏形，冲破了经史子集“四分法”的传统藩篱，极大地改变当时人们对图书分类法的旧观念。《西学书目表》首创了学政杂三大部类的学术架构，为西方图书分类法输入我国开辟了道路，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分类法体系的诞生，直接影响了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的新学书目的分类。梁启超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起到了启蒙者和开拓者的先锋作用，当为历史所记颂。 《西学书目表》著录方法的多样与创新，增添了它独具特色的近代化性质。梁启超采用的著录项有七个之多，包括圈识、书名、(撰译年代)、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识语等。随取一例： oo《笔算数学》(光绪元年)狄考文邹立文益智书会本三本一元用俗语教学堂甚便惟习问太繁。这种著录法具有目录学的近代化特色： (1)书目例标撰人名氏，今仅标译者，“不标撰人者，所重在译也”，突出了译著的西方文化特征； (2)西书与我国古书的装裱很不同，“故今概标本数，不标卷数”，以保证译书的出版特征； (3)为“取便购读”，所收书目皆“详列价值”，是译书目著录法的重要特点之一； (4)在稍大的类目下注释，以明次序原委，如在算学医学类下注，类似现代分类法的类目注释，是比较合理的著录原则之一； (5)在每一书目前标圈识、后标识语，“皆为学者购读而设，体例不能雅顺，所不计也”，反映作者的点评水平。除表文外，他又继承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将难以归为三大类的书目，采用别裁之法制成附卷，收录也很严格，“若夫坊间通行之本，有裨贩前人、割裂原籍以成书者，乃市侩射利之所为。方闻之士所不屑道，概不著录，以示谨严，非挂漏也。”[10]这些著录特色，使《西学书目表》问世后就在目录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正如当时学者甘云鹏所言：它“部次门类，识别优劣，颇便初学。欲寻西学涂轨，固无逾是书者。”[11] 读西学书法附于表文之后，增强了近代目录学的导读功能。近代社会中西思潮迭起，只有那些反映时代要求的优秀著作才会被国人接受。而架在译书与读者间的目录学工作，是一项要求极高的学术工作，它在选书标准、撰写解题与指导阅读等方面有特定的规范，炫奇示博或单纯追求宋元版刻的古董作法都不足取，因此编制西学书目，导读法就成为工作的一个重点。梁启超所编书目，几乎没有一部没有读书法的。最早的《读书分月课程》就把专谈读书法的“学要十五则”作为全书的首要部分。《西学书目表》作为他精心打造的目录学著作，更是把昔日答门人问之语以札记形式汇集成读西学书法，“略言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后读。虽非详尽，初学观之，亦可略识门径。”[12]读西学书法是对圈识、识语的补充、丰富和发展，对读者而言，自然会开卷有益，研学日进，还会引起社会思想与文化的活跃，而后者正是读西学书法的所期待的。 2、《西学书目表》对西学传播、思想启迪发挥了重要作用，适应维新派改良的需要，具有极强的政治启蒙意义。 清王鸣盛说过，“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13]可见编目工作责任重大。但编目工作需要编者较强的目录学功底外，还需要编者对众多学科本身有较正确的主观认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西学书目表》刊发于维新思潮高涨之际，很显然融入了梁启超利用目录学弘扬西学、启迪思想、鼓吹变法的政治目的。 随着近代译书和社会影响的空前扩大，中国图书中正经、正史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而《西学书目表》的出世恰与其时地表示了对正经正史“四分法”的历史性否定。这种对尊儒观的摆脱，本身就具有启蒙的力量和意义。这个首创，很自然地影响了此后书目著作的衍生机理。1897—1909年间刊行的几种新学书目，如徐维刚的《东西学书录》(1899)、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1904)和《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1909)等，基本上都仿袭梁启超三大部类体系，只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类目多少的差异，如《译书经眼录》25类。这些书目皆围绕西学传播这一时代主题，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影响，甚而后者的意义更加明显，蕴含于中的“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做斗争的革命作用。”[14] 目录学具有传播知识、唤起民众的社会作用，有强烈的思想性，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目的服务。梁启超选择书目来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是既主动又讲策略的一种斗争手段。采用学术式的政治宣传，比起口头暴力式的政治攻击，更有利于思想渗透、民智开化。自古就有“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箴言，只要民心愈奋向上，一切旧堡垒随之土崩瓦解。《西学书目表》蕴含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科技会在不知不觉中为学者和一般民众所接受，从而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晚清政治产生离心倾向，使维新变法成为民心所向的一个时代主题，“变亦变，不变也变了”。《西学书目表》未收录宗教书，就是由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所决定的，因为他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是资本主义近代科技和某些政治制度，决非西方宗教。梁启超收进该著的三百多部译书，多是西方算学、天学等科技书和史志、法律等社科类书，很现实性地配合了改良思潮中的改官制、兴学堂、发展工商业和编练新军等主张。梁启超大力宣传西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力促变法，正如他曾在1915年的直言不讳：“吾廿年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喜摇笔弄舌，有所议论……惟好攘臂振腕以谭政治，谭政治之外，虽非无议论，然匣剑惟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15]《西学书目表》正是他服务于改良的“谭政治”的重要产物之一，政治启蒙自是题中之义。可以这样说，包括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在内的大批译书目和译文内容曾大大开拓了先进国人的世界文化视野，也使之强烈地感受到东西方文明的落差，自觉不自觉地燃起救亡图存的政治热情， 1898年的戊戌变法正是在这样的爱国情结中自然形成，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 总之，《西学书目表》是梁启超在甲午之后为使译书成为真正传播西学的载体，精挑细拣可读之书，于1896年汇编而成的一本目录学著作。它有序例、表文、读西书法三个部分，编辑原则明确，选择内容新颖，体例结构独特，著录项目得当，体现了近代文化的风貌。该著确立了目录学的三大分类架构，展示了著录方式的诸多特色，开启了我国近代目录学创新的先河。尽管《西学书目表》存在着缺憾，但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分类法体系的诞生。同时，它在政治方面的时代意义，是适应了维新派政治改良的需要，对戊戌变法运动时期的西学传播和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1][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204、23-24页。 [3][9][10][12]以上引言皆出自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时务报》， 1896年。 [4]引言皆出自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时务报》， 1896年。 [5]郑樵：《通志·校仇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7年版，第831页。 [6]章学诚：《校仇通义·互著第三》，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本)， 1985年版，第96页。 [7]以上均见鲁海：《梁启超目录学思想及其书目实践》，《史学月刊》， 1982年第3期，第47页。 [8]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154页。 [11]甘云鹏：《西学书目表·甘云鹏序》，《质学丛书》(卷九)。 [1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出版社， 1983年版，第8页。 [1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之十二：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第657页。 [15]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饮冰室文集》(第12册之33)，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1页。 作者简介：黄涛(1970-)，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博士。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 原载：【《学术界》(双月刊)2007年第2期总第12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