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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期以来，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宋朝初期，统治者为在思想领域加强对人们的统治，急于恢复纲常伦理，而长期的动乱使图书散佚严重，使文化传播和教育受到严重的制约。宋朝初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的国家藏书也不过一万三千余卷，因此宋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收集图书。 一是收集原封建割据政权的藏书；二是重金奖励私人献书；三是派朝廷官员寻访、抄写、刻版印刷；此外政府各机构还不断刻版印书，因此，国家藏书得以迅速增加。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在建国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宋朝960年建国)里，国家藏书已由原来的一万三千余卷，迅速增至八万余卷。宋太宗说：“丧乱以来，经藉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1] 宋真宗大中祥府八年(1015年)，荣王宫发生火灾，殃及崇文秘阁，使国家藏书受到一次严重损失，“书多煨烬，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2]火灾之后，朝廷又多方采取紧急措施搜集图书，藏书又得以补充，到仁宗时，又重新修建了崇文院。 由于战乱，许多书残缺不全，也由于传抄，许多书在多次的转抄中谬误百出，为整理崇文院的藏书、为校勘藏书中谬误、也为删去那些严重残缺和谬误之书，仁宗景佑元年闰六月(1034年)，“以三馆及秘阁所藏或谬滥不全，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看详，定其存废。讹谬者删去，差漏者补写。因诏令翰林学士王尧臣、馆阅构勘欧旧修、史馆检讨王洙，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定著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于庆历元年十二月已丑(1041年)上之，赐名曰《崇文总目》。”[3] 《崇文总目》这部“以四馆书并合著录”的书目书，共著录藏书30669卷。按经、史、子、集将书分为四部，其中经部类9、史部类13、子部类20、集部类3，其四十五类，其中史部类中还专门设有“目录”类，全书六十六卷。 “《崇文总目》，……每书撰有提要，各类撰一序说，其著录之精美，体例之完备，自唐《群书四部录》至清《四库全书总目》的八百年间无与伦比者。”[4] 可惜的是，《崇文总目》元初已无完本，明清只有简目。清嘉庆四年(1799年)，钱东垣、钱侗等，据天一阁抄本，又用《欧阳文忠公集》所载原释，参证各史《艺文志》，又重新辑得《崇文总目》5卷，《补遗》1卷，刊入《汗筠斋丛书》。 《崇文总目》原本虽已缺失，但是对于了解宋代以前的图书概况，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正如清代大学士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说的：“今观其书，载籍浩繁，砥牾诚难保，然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籍以验存佚，辨其赝，核同异，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5]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恢复唐制，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孙觌上奏徽宗：“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公累年所得，《总目》之外，已数百年，八万余卷，乞依景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讨论编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6] 于是孙觌、倪涛、汪藻、刘彦道等人多受命编撰，成、徽宗更名为《秘书总目》。《秘书总目》比《崇文总目》多收书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达五万五千九百二十三卷。 宋朝官藏书目除《崇文总目》和《秘书总目》外，还有宋室南迁后的《中兴馆阁书目》及《中兴馆阁续书目》。 宋室南迁至临案(今杭州)后，高宗亦派人四处收集图书(亦同前朝收购和接受献书)。绍兴十三年(1143年)，建秘阁。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搜集，数十年间，秘阁的藏书已相当丰富。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十月，秘书少监陈骙充上言：“乞编撰书目，五年六月九日上《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序例一卷，凡五十二门，计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7]这个数目虽还不及北宋徽宗时的藏数，但是在南迁后的数十年间能达到如此规模，实属不易。 由于“永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8]宋嘉定间，秘书丞张擘，受命编《中兴馆阁续书目》，嘉定十三年(1220年)成，是书30卷，续修新书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加前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共计五万九千四百二十九卷，此时南宋的藏书已超过北宋徽宗时的藏书。 可惜的是《中兴馆阁书目》和《中兴馆阁续书目》皆失传，现《宋史·艺文志广编》中有赵士炜辑的《中兴馆阁书目》和《中兴馆阁续书目》各一卷。 宋代除官藏书目外，还有许多藏书家私藏书目，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目解题》、尤袤的《遂堂书目》、董逌的《广川藏书志》、田镐的《田氏书目》、吴良嗣的《簾金堂书目》、江正的《江氏书目》、李淑的《邯郸图书志》……可惜的是除晁公武、尤袤、陈振孙三人的书目外，其余皆已散佚。 《郡斋读书志》，晁公武撰。晁公武(约1105-1180年)，字子止，河南清丰(一说山东巨野)人，因世居汴京(今河南开封)昭德坊，故称昭德先生。 晁氏家族，自晁公武上数七世，均以翰墨为业，其五世祖晃迥是宋真宗时的著名学者。晁公武进士出身，乾道中为临安府(今杭州)少尹，官敷文阁学士、吏部侍郎。晁氏家族，数世均喜收集图书鉴藏，其家藏书甚为丰富。 北宋末年，晁公武曾为四川转运使井度的属官。井度，河南南阳人，先知兴元府，后为四川转运使。井度“天资好书，自知兴元府至领四川转运使，常以俸之丰传录，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必得而后已，历二十年，所有甚富。[9] 井度晚年与晁公武相交甚厚，一日他把自己的全部藏书(五十箧)赠送给晁公武，并说：“某老且死，有平生所藏书甚秘惜之，顾子孙稚弱不自树立。若其心爱名，则为贵者所夺；若其心好利，则为富者所售，恐不能保也，今举付子，他日其间有好学者，而后归焉，不然则自取之。”[10] 晁公武把井度的赠书与自己的藏书合并，除去重复，共集二万四千五百余卷。他“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每终编，辄撮其指论之”终成《郡斋读书志》。[11] “《郡斋读书志》四卷，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后志》两卷，亦晁公武撰，宋人赵希允重编；《郡斋读书志附志》一卷，赵希允撰。”[12] 《郡斋读书志》二十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袁本”(四十三类)、“衢本四十五类”。每部有总论，即大序，每类有小序，每种书之下，或述作者略历，或论书要旨、或明学派渊源、或列不同学说……这是以往所没有的。 《郡斋读书志》，宋时已有两种版本。宋淳祐十年(1250年)刊于袁州(今江西萍乡市一带)的四卷本，简称“袁木”，有《后志》。二卷及赵希允所撰《附志》一卷，这是一直流传的刻本，《四库全书》所收者即为此本；宋淳祐九年(1249年)刊衢州(今淅江衢县、常山、江山、开化四县一带)的二十卷本，简称“衢本”，但后世罕见传本。清嘉庆已卯二十四年(1819年)汪士钟得旧抄本后刊行；清末王先谦用“袁本”校“衢本”，是二十卷中的善本。 《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第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书目，是“私家目录之璧”。它共著录图书近两千种，两万四千五百余卷，它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内容丰富的藏书目录；也为后人了解宋及宋以前的古籍提供了方便和依据，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已失传的书，后人从中可以了解一个大概。故晁公武之后的又一目录学家陈振孙极其推崇提要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 晁公武之后，尤袤撰成《遂初堂书目》。 尤袤(1127-1194年)，字延之，号遂初，谥文简，江苏无锡人。绍兴八年(1148年)进士第一，先知泰兴县令，又先后任著作郎兼太子侍读、枢密院正兼左谕德、太常少卿、官至礼部尚书。 尤袤嗜书成癖，是一特别爱好图书的藏书家，尤勤于抄书。他读书每至唇焦，抄书每至脱腕。南宋史学家李焘记尤氏嗜书痴迷，曰：“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每公退则闭门谢客，日记手钞若干古书。其子弟及诸女亦钞书。一日谓予曰：‘吾所钞书今若干卷，将汇之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13] 尤袤将自己收集的一万多卷图书藏之“遂初堂”，并精心撰写了《遂初堂书目》。 《遂初堂书目》一卷，分四部，四十四类，共收书近三千种。 《遂初堂书目》“略同于史志，唯一书而兼载数本，以资互考，则与史志小异也”[14]它开目录书兼载各种版本之首例，如周易类内，有《晁氏周易》、《吕氏周易》、《吴氏古周易》，故史称：《遂初堂书目》是古代版本目录之首，是版本目录的最早著作。今通行本缺卷数、撰者、刻者、版刻、地点和年代，疑是传抄人删去，非原书目。 《直斋书目题解》，陈振孙撰。 陈振孙(约1183-1249年)，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人。陈振孙出身望族，他先后在江西南城、福建莆田和浙江等地做了二十多年地方官，1238年至京城临安(今杭州)，官至国子监司业、某部侍郎、宝章阁待制。 由于陈振孙曾长期生活在刊书、藏书较盛行的江南各地，耳濡目染，他用数十年的时间，转抄收集了许多图书，成为著名的藏书家。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任于莆，传录夹氵祭郑氏、方氏、林氏、吴氏的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14] 陈振孙在藏书丰富的基础上，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仿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撰成《直斋书目题解》。 《直斋书目题解》，稿本为五十六卷，原有经、史、子、集四部和部序。此本明初散佚，现行的是《永乐大典》本，二十二卷，按经、史、子、集直接分为五十三类。 《直斋书目题解》共录书三千零九十六种，五万一千一百八址卷，只比《中兴馆阁书目》和《中兴馆阁续书目》的总和少八千余卷，从此也可见数十年间陈振孙收书和编撰书目工程的艰巨和付出精力之巨大。 唐宋之际，是我国封建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迅猛发展。盛唐文化之后，宋代文化也逐渐形成一历史高潮，众多藏书书目的出现，就反映出宋代文化发展的高度。 参考文献： [1][2][6][7][8][14][15]姚瀛挺．宋代文化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3][5]彭斐章，谢灼章，乔好勤．目录学资料汇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4]乔好勤．试论欧阳修在目录学上的主要成就及其贡献[J]．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0，(4)：209． [9][10][11][12]四库全书674分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周少川．藏书与藏书文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1950---)，男（汉族），福建人，河南大学图书馆馆员。(河南大学 图书馆，河南 开封 475001) 原载：【《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12月20日第23卷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