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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偶然从网上看到署名“任一真”，出处为《博览群书》2007年第四期，题为《整理古籍，还请谨慎从事》的，对拙作《论语新校释》的批评文章（以下简称“任文”），从内心感到高兴。因为这正是我早就期盼着的。众说周知，《论语》一书，几乎人人都熟，人人都“懂”。整理一字不慎，肯定招来批评。更何况拙作仅在文本校勘方面，就校明旧本脱（含后人妄删）字76个、衍（含后人妄增）字69个、讹误（含后人误改）字54个、音误字46个、二字颠倒者3处、三字或五字颠倒者4处，错简、错乱及因错简而脱衍、后人误移、旁注阑入等多处凡50余字，并且对其中大部分有切实证据的都作了改正；而且拙作还将旧本中的古字全部改成了今字（所谓“古今字”）。文义训释方面提出的新说，更是不可胜计。那么招来批评，自然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更何况早在准备整理之初，就有朋友提醒我“千万谨慎”。 那么“明知山有虎”，为何“偏向虎山行”呢？首先，我认为，给诸如《论语》之类中国传统经典文献作出符合时代需求，能反映时代水平的新读本，是时代赋予当代学人的责任；其次，旧传本《论语》的问题实在太多，大量传统的误解曲解必须予以纠正；其三，正如任文所说，近年来有关《论语》的著作虽然“层出不穷”，但“总的感觉”是“陈陈相因而缺乏新意”。需要补充的是，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陈陈相因和缺乏新意，因为如果本来不存在问题，或者前人已经作出了合理的解释，那么陈陈相因未尝不可，新意自然也不需要。关键是《论语》版本文字本身本来就存在大量问题，文义训解方面也有大量误说，而这些问题前人每不知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陈陈相因”，后果也就可想而知，说得轻一点，就是文化浪费。所以，必须改变目前这一局面，将《论语》研究引向深入，否则将有愧于人民，有愧于时代。然 而，此事非一人所能独自论定，需要经过讨论，并最终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那么现在有了第一篇参与讨论的文字，我自然感到高兴。至于任文对作者“整理古籍， 还请谨慎从事”的忠告，我自然要表示衷心感谢，并诚恳接受，尽管我认为自己并没有不谨慎。孔子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所以，我满怀希望地下载来拜 读，结果却令人失望。因为任文所指责的，帽子虽然扣得很大，但证据却没有一条能够成立，不但对我没有任何帮助，而且有很多都属于缺乏专业常识的误说。鉴于此，本想私下与其作者沟通一下了事，但该杂志却没有注明作者的联系方式。不得已，向杂志社打听，编辑部一再说是编辑不在，没法联系。终于在第五次电话打过去之后，被（据说是主任）恶狠狠地告知：“我们没有这个义务！” 这就奇了！学术批评与争论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怎么到了《博览群书》杂志就连作者都要保密？我是业外之人，不知国家新闻出版署是否有此规定？希望听到答 案。总之没有办法，而任文之末又有“盼望得到黄先生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正”的要求，所以现在只好通过互联网来作答复。也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们共同参与讨论。 任文首段中说：“该书（按：指拙作）在《论语》校释方面，打破常规，大胆创立新说，的确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使人深受启发。但是，凡事有一利往往亦有一弊，该书的美中不足处也恰恰是与创新点太多联系。” 可见也认为问题出在创新点太多。我完全同意任文的看法，因为传统以来的版本及理解的影响，实在太根深蒂固了，提出新说，必然要“出问题”。任文接着说：“有些地方显得‘校而更误，释而不慎’。”这种情况，拙作容或有之，因为我不敢保证百分之百地正确，只是我自己尚没有发现如任文所说的例证。 任文在批评拙作对旧本改动太多，及校勘方面“有些改动缺乏充分理由”时，举鲁迅先生的话说：“清代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想鲁迅先生所谓的“校改”，绝不可能是指通过校勘而改，而应是指随意删改。因为稍有专业知识的人都知，清人批评明人改古书，并不是指校改。我 想任君可能对明人妄改古书的事并不知情，对鲁迅的话也没有理解，或者根本就没有读过鲁迅的原文。任文接着指出：“明人妄改古书影响极坏，因而清代以来，研 治古书者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使发现古书中的错误，也只在校语中注出‘误’、‘衍’、‘脱’、‘倒’等字样，对于古籍原本，不轻易改动。这无疑是谨慎 的、科学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基本观点是：古书中确有证据、可以确定的错字，必须改；不改，校勘最终将失去意义。因为正如拙作《前 言》中已经指出的：今传世主要《论语》版本皆为同一祖本，但却存在大量异文，“说明各本在刊刻之时都有校勘。这与今人讲究底本，明知其误而不愿改字的所谓 ‘规范’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大量事实证明，真正的古籍善本往往是校勘本，而不是覆刻、翻刻本。这就足以说明，改，胜于不改。……前人校勘《论语》的成 果不少，但均未能写成定本，所以其成果多未被人接受，或未为人所知，或受到重视。因此，我们必须在前人成果基础上重新校勘，写出一个定本。否则，就只能永远地原地踏步，或者永远地循环重复劳动， 这显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不知任君是否看到我的观点。事实上，清代著名学者都主张对古书进行校勘校改，比如王念孙父子、俞樾等人，他们考定古 书，每每指出“某字当作某”。所谓“当作”，就是说需要改。戴震校《大戴礼记》，就将旧本误字全部改过，而在下面注明原作。卢文弨、孙星衍等校勘大家所刻 的书也都是如此。而正是他们所校勘的书，往往被奉为善本。我想任君对此可能也不太了解。清代以来，只在校语中注出“衍”’、“脱”字样，对古籍原本不作改动的作法固然谨慎，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说白了就是因为校者不自信。自信，为什么不敢改？当然我并不是主张人人都去乱改古书，因为未必人人都能达到自信。所以，对于初学者来说，自然还是要照“规矩”办事。 任文认为拙作改动《论语》原文，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都比较严重。其“一是纯属文字歧异，不必改而改，以至使《论语》面目全非”。这一方面，任文所举出的例证是《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汎（泛）爱众而亲仁（人）”，认为拙作改“弟”为“悌”、改“汎”为“泛”是“大可不必”。可见实际上是指古今字与异体字的改换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首先，整理古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它的价值，为了让更多今天的普通读者看懂它。所以，必须以方便今人，方便普通大众阅读为宗旨和前提。其次，一个字既然有今体，就没有必要再用古体；两个字既然是异体，就要尽量用通行体或正体，总之用字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而事实上正如拙作《前言》中所指出的，早在南朝梁代人皇侃的整理本、唐人敦煌写本，以及日本古代刻本之中，就已经部分地改用了“今”字。可见古人尚知用“今”字。那么在今天的整理本中，“孝悌”为什么还要继续写作令一般读者疑惑的“孝弟”，“泛爱众”的“泛”，为什么还要继续写作一般读者不认识的“汎”？事 实上，拙作《前言》对这个问题已有专门的论述，不知任君为什么没有看到？任文认为将古字改为今字，会使古籍“失真”、“走样”。这恐怕只能说是外行之言 了。难道古书保持古文字的面貌才算不失真吗？传世典籍中有这样的书吗？如果说因改古今字和异体字而使《论语》面目全非的话，那么我想我还是愿意要新本，因 为旧本对专家来说恐怕也不是十分方便，何况普通读者。当然就目前而言，我只是指《论语》之类属大众读物的古籍，并不是主张对所有古籍都如此 处理。任文认为将“古字变了今字、异体字甲形成了乙形、通假字改为本字了（事实上拙作只对个别不改不足以矫旧弊的通假字作了改动，“例言”有专条），无疑 与‘最大限度地恢复《论语》文字的本来面目’这一目标背道而驰”。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所说的本来面目，绝不可能是春秋古文字的本来面目。 “二是毫无可靠依据而改”。这一方面，任文所举第一例说：“《学而》有‘贤贤易色’，历来是训诂难点，此类问题，前人每每存疑，今天利用出土材料，可以对这些问题尝试解决，但该书在证据薄弱的情况下，改成‘见贤易色’（第8页）。”首先，这一责难与事实不符，属于捏造。拙作于该章“贤贤”并没有直接改过（不妨查看），只是在校语中提出：“贤贤，当作‘见贤’，以音误，说详[释]。”并在[释]中用200多字作了说明。可见并非不慎。其实，这里的“贤”字，即使直接改成“见”，也未尝不可。因为从文意分析，这里确实应该是“见”。列位试读一下原文，即可明白。“看到贤人肃然起敬”，不正是“学矣”（受过教育）的表现吗？再说，此类“历来是训诂难点”的地方，不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解决的吗？为什么还要继续“每每存疑”的传统？我不知道存疑的学问有什么用？任文所举的另一例证是拙作将《子路》篇“樊迟问仁”被改成了“问行”（第321页）。坦白地说，这一条确实没有版本依据。但是，没有版本依据，并不等于没有依据。比如这里我们根据其下文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话来看，孔子所讲的显然是行身，而与“仁”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可以肯定这里应当作“行”。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改过，而在[校]中作以说明？继续让它误人有什么好？当然，这样的校勘你得先知道什么是“仁”，什么是“行”。你不知道，自然判断不了。前人之所以没有发现，主要原因就是对“仁”的概念没有搞清。而“仁”的概念没有搞清楚，与这里的“仁”误为“行”又不无关系。可见校改关系重大。 任 文所举的第三条证据是拙作将《子罕》篇“我空空如也”中之“我”移“到了“扣其两端”前。这一章旧本原文作：“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 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此章也是历来难点之一。因为照旧本文字，很容易将“空空如也”及“竭焉”者理解为形容鄙夫，而如此则又与其上文矛 盾。所以前人不得不作曲说。根源就在于不知旧本文字有误。这里孔子先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下面的话自然只能是说自己如何无知，而不能是反问鄙夫。拙 作先于“问于我”前据皇本及敦煌二本补了“来”字，然后又据义将“我”作了移动。依 据首先是因为旧本脱了“来”字。我想旧本此处之误，可能是因为先脱了“来”字，致使前人误以为“空空如也”是形容鄙夫，认为“竭”也是形容鄙夫，于是又将 “我”移到了“叩”前。所以拙作将“我”移到了“叩”前，实际上正是纠正前人之误。可能是讲得不太明白，但也绝非“毫无依据”。拙作将此章译为“先生说： ‘我有知识吗？没有啊！（曾经有个）村夫来问我问题，我（心里）空空地，从两头敷衍了几句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自己认为这样解释要比过去合理得多。任君不愿提前面补“来”字，也没有看该章的意思，只是孤立地抓住移“我”字而发难。实际上我觉得不管是校书还是注书，都要做到融会贯通，不能孤立地只看一点。 “三是提出新说或去舍旧说，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和论证”。这一方面，任文所举一例是“泛爱众而亲仁”句，认为拙作将“仁”改为“人”是“不如不改”。并且指出，《颜渊》篇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概括为‘仁者爱人’，是说‘爱人’（‘关爱众人’自注）是‘仁’的体现，‘泛爱众’是具体行为表现”，“全句是‘广泛地关爱人而亲近仁’。如果把‘仁’改成‘人’变得语义重复”。其实拙作在[释]中 还有解释：“亲人，谓亲近于人，对人亲热。”孔子教小孩子广泛地爱人、亲近人（或对人亲热），有何重复？相反，作“仁”才与前面的“爱众”相重复，因为 “仁”就是“爱人”（关爱他人）。即如任文将“爱人”解为关爱众人，那么“广泛地关爱人而亲近仁（关爱众人）”又如何能通？显然，这里作“仁”不如作 “人”。拙作所举《大戴礼记》“亲人必有方”一句，实际只是证明古有“亲人”之说。固然不是“引用被引用的关系”，但作为旁证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任文所举 第二例，认为拙作将《述而》篇“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见原书154页），据皇本、正平本及敦煌二唐写本校 补为“举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添补“而示之”三字“殊为不经”。原因是这样便使“整句话的内容变成了‘实’的了”，“让人感到孔老夫子真的要‘举起 一个墙角’了，不然怎么‘而示之（给他们看）’呢？”奇怪，给人看为什么非要举起来？其实，我想正好相反。列位试想：没有“而示之”，“举 墙角”怎么举？而有了“而示之”，意思就明白合理得多。因为举墙角为例，自然是要“示之”（指给人看），而不是如任文所译的“说”。当然，如果不死抠字 眼，作“举一隅”也可以意会，但毕竟不是古人当有之语。可见，这一方面任文所举三条都不能成立。 “四 是对聚讼已久的《论语》校勘上的争论。不能做到择善而从”。这一方面任文所举之证为拙作于《学而》篇“未若贫而乐”下据皇本、正平本补了“道”字，而没有 移从单承彬无“道”字的研究观点。显然任文作者是以单氏观点为“善”。诚然，此处唐以前旧本（除皇本）均无“道”字，甚至定州汉墓出土的竹简本也无“道” 字。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原本乃至孔子原话就无“道”字。因为我们知道，时代早的版本，未必字字都真，有时候即使是作者原本，也有错误。郢人“举烛”之书，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可见这是校勘学的常识。更何况汉简本也只是西汉本。所以，这里究竟该不该有“道”字，不能单凭版本，而是要结合上下文，看究竟是有“道”合理还是无“道”合理。让我们来看原文： 子贡问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 可以看到，首先，无“道”字，该句文字上与下句不对称；其次，无“道”字而作“贫而乐”，未免有苟且偷生之嫌。而且与下文所讲的修学没有关系。而若有“道”字，则“乐道”与“好礼”相对，皆有积极向上之义，正与下文子贡所引形容修学之诗义相符。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这里必当有“道”字。所以我认为拙作从皇本等补“道”字并非“不能择善而从”。不善，为什么要从？善，是有标准的。如果把不善硬要说成是善，总归不行，不能说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事实上，这里即使没有皇本等版本依据，我们也完全可以校补“道”字，这就是前人所谓的“理校”。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校勘需要有版本依据，但又不能唯版本是据。看来任君对于校勘学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五是‘失校’问题”。任文认为，“既然书名‘新校’，毋庸置疑，应该对近年新的研究成果有所吸收和参考，否则无法体现其‘新’”。怪论！近年新的研究成果难道都有价值吗？没有价值，为什么要吸收参考？任文所举的唯一例证是《子路》篇“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中之“即戎”，汉简本作“节戎”，而拙作没有依从。我个人认为，这里作“即戎”（就兵打仗）比作所谓“节戎”（减少兵戎之事——任文自解）合理得多，“节”只是“即”的通假字。既然是通假字，就没有校勘意义，那么提它干什么？所以，这不能叫失校。 以上是对任文对拙作在校勘方面所提批评的解答。不知任君是否满意？ 任文批评拙作“在注释方面‘新意’固然不少，但治学有个基本原则：即有理有据，不能主观臆断”，并具体扣有四大帽子：一是“强为之解”。任文曰：“《论语·里仁》有‘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作者说：“得”字疑本作“脱”或“免”，涉前误。’译为‘贫和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脱离它，不能离开。’ 通则通矣，但证据不足。”我想，任君肯定是没有看该章全文。前文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富与贵，自然是人想得的东西，而贫与贱，怎么也能说“得”？这里的“得”字，显然是个误字（但我仍然没有改），前人对此已有多种说法。我在校语中提出 “‘得’字疑本作‘脱’或‘免’，涉前误”，实际只是个人新说而已，怎么能叫“强为之解”。任文又说：“《论语·泰伯》有‘予有乱臣十人’作者没有任何说明，直接指出‘乱，古“治”字之误。’”这里，也与事实不符。拙作在校语中明明已经提到：“朱熹《集注》引或曰：‘乱，本或作“乿”，古“治”字也。’近是。”（第196-197页）正因为有此校语，所以在[释]中才那样说。我想任君可能是根本就没有看[校]或有意不愿意提到。 第二个帽子是“增字解经”。这一方面，任文一连举了四条证据，其一是拙作将《为政》篇“父母唯其疾之忧”中的“父母”解释成了“使父母”（第27页）。认为“父母”是名词不能动宾结构。名词做动词，是连中学生都知道的古汉语语法常识，不知任君为何不知。当然，具体这里我认为应该是省略了“使”字。任文所举第二条证据，是拙作将“人焉廋哉”的“人”解释成了“指被察人的本来面目”（第30页），惊诧道：“‘人’居然指‘人的面目’。”看来，任君可能是不知道词有“概括义”，也有“具体义”这一训诂学的常识。 再说该章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难道是指人的肉体吗？第三条证据说：“同篇又‘诲汝知之乎’，该书作‘诲汝，知乎？’并解 释：‘诲，教也，此指所教，省‘所’字。”关于“诲汝知之乎”句，众所周知，旧皆连读，但无一说能使人信服。比如通行本译作“教给你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 度吧”，显然增字太多；钱穆《新解》译作“我教你什么叫知道吧”，显然与原文不合。之所以如此，就是不知句中“之”字不当有。拙作从汉简本删掉“之”字而 读断，释为“（我）教你的，（你）明白吗？”想必比过去要合理得多。至于古汉语多有省略，我想这也是常识。而任君反说我“不顾古汉语习惯，任意增字解经”，令人惊叹！第四条证据是拙作将《子罕》篇“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之“言”解释成了“言己”，译为“先生很少谈自己的利益、[命运与仁德]。”并不无嘲讽地说：“原来‘言’是‘言己’，是‘谈自己的’。”看来任君是不知古文每每有省略，也不知补足省略成份与增字解经是两码事。 第 三个帽子是“乱说通假”。任文同样以专家的口吻说：“指出某字与某字通，必须证明在文献发生时代两字读音相同或相近，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随便说某字 借为某字，就是训诂学上说的‘乱说通假’。”所举的例子一是拙作将《为政》篇的“温故而知新”中的“而”说成借为“能”（第31页）。看来任君肯定是全然不知古音，否则我想他是不敢如此乱言的。“耐”字从“而”得声，说明了什么？任君可以琢磨一下。第二例是指责拙作将《八佾》篇“其如示诸手乎”中的“示”，解成借为“视”。看来任君是一点都没接触过训诂学。“示”借为“视”，怎么是乱说通假？ 第四个帽子是“以今释古”。所举一例是拙作将《公冶长》篇“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中的“粪土”字解成了“污秽肮脏”（第102页）， 认为“粪”应按《说文》释为“弃除”，“‘粪土’是动宾结构，意为‘弃除泥土’。”首先，《说文》篆文“粪”下的“弃”，段玉裁早已指出是“粪”字之误， 属复举字之未删者。“粪”字的本义是清除秽物，所以被清除的秽物也谓之粪，这是古义。我想这两点任君肯定也是一概不知。另外，我也不明白“弃除泥土”之墙是什么墙？看来治学还是不能只靠工具书。另一例是拙作将《微子》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译成“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第459页）。原因是“‘勤’和‘劳’在上古都是形容词，‘勤’是‘勤苦’、‘辛劳’。”那么我想问：“勤苦”、“辛劳”不是劳动又是什么？任君认为“四体不勤”是指“四肢不辛劳”，至少我个人认为不辞。 以上分析可见，任君对拙作新释方面所扣的帽子一顶也不合适。 读过任文的朋友肯定知道，任君喜欢以专家权威的口吻讲话，俨然是一大家。可是，毕竟基础不够，所以每每讲错，致使其尽管给拙作罗织了十项左右的罪名，却一项都不能成立。其实这些都不肖说。只是他每每不按照事实讲话和善于造假的风格，在这里似乎有必要予以揭露。比如拙作之中明明有“朱熹《集注》引或曰：‘乱，本或作“乿”，古“治”字也。’近是。”之语，他偏说是“作者没有任何说明，直接指出‘乱，古“治”字之误’”；“贤贤易色”’拙作明明没有改，他偏要说成“在证据薄弱的情况下，改成‘见贤易色’”。可见是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捏造事实。并且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注上所在页码，使读者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的说法，显然是有意欺骗。看来作者在造假方面，是相当有经验的高手。又如“诲汝知之乎”句，拙作明明有据汉简本校删“之”字的说明，而他却只说“该书作‘诲汝，知乎”，给人造成妄改的印象；“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句，他只说拙作译为“先生很少谈自己的利益”，不取后面“命运与仁德”五字，给读者造成译文不确的印象。通假字拙作明明只对个别不改不足以矫旧弊的作了改动，并且“例言”有专条说明，而他却视而不见，故意不加区别地与古今字、异体字的处理等同起来，说“古字变了今字、异体字甲形成了乙形、通假字改为本字了”云云，给读者造成将通假字也全改成了本字的印象。“吾有知乎”章明明是先于“问于我”前据皇本及敦煌二本补了“来”字再移“我”字，而他偏偏只说移“我”字，给人造成毫无可靠依据而改的印象。拙作本来是[校]、[释]、[训译]三者结合，互相发明补充，而任文每每孤立对待，取其所需。所有这些，作者都处理得非常巧妙，除非认真读过或读懂原作的人，很难发现，可见是处心积虑，精心设计。仅此几项结合起来，完全可以看出任文的作者要蓄意要误导读者。不是吗？“毫无可靠依据而改”，是多大的罪名！而我给你举出假证，标明页码出处，看你信不信！显然，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学风问题、道德问题。尽管任文中偶尔也有一两个温柔的词汇，但其用心依然不能被隐瞒。因为该文通篇都充斥者对拙作的敌意。比如开篇就有“扉页上赫然”云云，“让人感觉肃然可信”的字样。 以上可见，任文的作者不顾事实，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欺骗读者，又任意割裂原作，断章取义，用其所需，罗织罪名，误导读者，诋毁原作，完全是蓄意的。其目的，自然不可告人，但绝不是为了学术。 当 然，我承认拙作之中肯定还会有不少值得商榷甚至完全讲错的地方，因为任何新事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要声明，拙作决不是像任君所批评的，是“几个月或 一年半载”凭空做出来的，而是在数年作《汇校集注》基础上做成的。如果几个月能有成百上千的创新点，那我岂不成了神人？再说问题也不在于时间长短，关键是 要看作品有没有创新，有没有价值。难道一辈子做成的书就一定是好书吗？所以欢迎朋友们继续批评，让我们一起来把《论语》校释工作做得更好，总之只要为了学 术。 最 后，我还要说：学术批评是好事，应该而且必须提倡。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必须以学术争鸣，促进学术发展为目的。而对如任文这样不顾事实，甚至不惜捏造事 实，蓄意误导读者，进行恶意诋毁，而作者又缺乏专业知识，如不懂古汉语语法、对校勘版本之学一知半解、全然不知古音、没有训诂学常识的专业书评，《博览群 书》杂志编辑部不仅不加任何审察，而且以加急的速度地给发表出来（拙作2006年9月底出版，书评发表时间为2007年4月初），又将作者保密，我不禁要问：作为国家正式公开出版物，还有没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心？学术还有没有公正性？我不知道人人都可以将真名隐去随意诬陷诋毁他人的作品而不负任何责任，学术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学术还能不能发展？
2007月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