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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去今未远，给我们遗留下极其丰富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数量多，而且所反映的历史现象，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均非前代所能比拟。如何分别不同情況，进行整理选编，使它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为史学工作者参考利用，这是明清史研究者应负的责任，也是关係到促进研究工作发展提高的重要问题。任何研究工作，都必须首先详细占有资料，然後才谈得上进行科学分析，因此史料整理也正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在明清史料整理方面，完成了不少前人不曾做过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整理编纂工作的现状与研究工作的要求很不适应。本文拟对明初至清代1840年以前的史料整理情況略作回顾。囿於见闻，掛漏恐多，同时也不能巨细不遗地对每个项目加以评介，仅仅是大致勾画一个轮廓。做这样的回顾，可以看出，需要做而没有做的工作还很多，应当引起明清史研究工作者的注意。 一、各体断代史籍和史料 清修的《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儘管出於政治原因，对於史事的记载有所回护和歪曲，在编撰方面也不无疏略，然而它在编撰过程中曾集中大量原始资料，先後经过万斯同、王鸿绪等熟悉明代史事的学者以数十年的精力，编写修改成书。在“正史”中，它是编写时间较长的一种，其迟迟不能定稿刊行的原因，虽不是完全由於为了“精益求精”，但是这部书在漫长的修撰过程中，多次推敲修改，於史料的剪裁整理，各篇卷之间的照应方面，确是略胜於以前的官修诸史。清代学者认为，“执笔者不知几经审订而後成篇，此《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1）。此种评论，虽难免誇大，却尚非无根之谈。因此，它不失为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料。《明史》的整理工作最初是在著名史学家郑天挺主持下，由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的同志共同进行的，1966年以前完成了点校初稿，本纪部分並已定稿若干卷。1971年以後，又在初稿的基础上作了修改补充，这一阶段的工作以王毓铨、周振甫用力较多，点校本於1974年春出版。《明史》的校点工作与前代诸史的校点比起来具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它的祖本尚存，我们今天要校正的不是辗转翻刻中造成的错误，而是修撰或初刻的疏失。其二，由於它是清朝皇帝钦定的官书，而且清初又有不少人以私修明史而获罪，所以精於考据的清代学者不敢公然对它进行正误、纠谬，因而没有前人的考订成果可以凭借。上述特点增加了整理工作的难度，就只能採取“本校”和“他校”方法以解決校勘上的问题。“他校”工作，除採用了《明史》所据的《明实录》和《明史稿》外，还参考了《国榷》、《明会典》、《大政记》、《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明经世文编》、《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终录》等多种有关史籍和专著。这是自《明史》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以来二百多年间，唯一的一次全面整理，这项工作为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方便。 对於《明史》的研究整理作出重要贡献的，还应当谈到黄云眉的《明史考证》。此书第一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参阅了千种以上的有关史籍、笔记、专著、文集、方志，按照《明史》原书次第，逐卷作了考证。包括探溯史源，比较详略，拾遗补缺，考订異同和订正讹误，为读《明史》的人提供了较丰富的值得参考的资料。读此书者可能会感到，它征引的大量资料冲淡或淹没了作者自己的精确考证，以《明实录》与《明史》相参验诸条，尤其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不过这种做法可以省去读者翻检之劳，使人对於史事原委一目了然。在明代资料浩繁、不易爬梳的情況下，它给读者带来的方便就更为明显。《明史》点校本中校勘记的任务是校正史文，而此书重点则在於考证史实，它和《明史》点校本恰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谈迁的名著——编年体明史《国榷》一百零四卷的点校出版，也深受治明史者的欢迎。此书过去只有抄本，流传极少。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卢氏抱经楼藏抄本相互校补，重新釐定为一百零四卷，由古籍出版社(该社後併入中华书局)出版。吴晗曾经指出，“谈迁编撰《国榷》，主要根据是列朝实录和邸报，参以诸家编年，但又不偏信实录，也不侧重於私家著述”，“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建州史料，万曆以後最关紧要，《国榷》於万曆後尤详。特别是崇祯朝没有实录，谈迁根据邸报编述了这十七年的事迹，由於当时並未刊行，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乱改。……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後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吴晗《谈迁与国榷》，光明日报1959年7月23日。本书的史料价值和对於研究明史的作用，於此可见。 1959年初，中华书局还整理出版了另一部明代的编年史，即清末夏燮编著的《明通鋻》一百卷。夏燮认为，《明史》一书於明代史事多有缺略，且存在不少错误，亟须另写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对它加以补正。於是他以《明史》和《御撰资治通鋻纲目三编》两书的资料为主，旁採野史数百种，写成这部百卷的历史著作。作者写史，比较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探求“治乱之源”。但是他並不强调书法上的褒贬，而是主张把“得失劝惩”贯穿於叙事之中。他还继承了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鋻》的传统，另写了《考異》，折衷史料记载之異同，为读史的人增广了異闻。 清初谷应泰主编的《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亦经赖家度点校出版。此书编撰於《明史》成书之前几十年，乃参考多种明代史料写成，並非仅仅抄撮某一种编年史或纪传史。它用八十个专题，分述明朝一代大事的始末，起於“太祖起兵”，止於“甲申殉难”。其中史实，间与其它明代史籍有些出入，可以相互参证。整理本还增附《补遗》六卷（《明史记事补遗》6卷，都记明清之际的史事。傅以礼跋认为，这六卷书原为谷书的一部分，由於“事关昭代龙兴，恐有嫌讳”，因而在刻书时删去）、彭孙贻《补编》五卷，使本书的内容更为丰富。北京图书馆藏有南陵徐氏旧藏本，校注颇多，可以补正谷书（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1），但点校本未能採用，这是美中不足之处。 晚明史籍在明代史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数量也相当可观。它从各个方面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状況，为研究封建社会史和明末农民战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 中华书局於1957——58年间，先後出版了王崇武点校的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二十卷及《小腆纪传》六十五卷、补遗五卷。《纪年》用编年体记载了福、唐、桂、鲁四王和台湾郑氏的史事。此书以清朝为正统，附记南明年号，史事的異同，用“附考”形式予以折衷，系以论断。《纪传》是其姊妹篇，只是体例不同。徐鼒撰《纪传》时，已届暮年，未能竟功。後来其子承礼为之补订，增加“微者”、“戮辱”两篇，补入“贰臣”、“义师”两卷之中，篇目亦有修改。原书有目无文的列传，承礼又据《南疆逸史》等书补作，汇为五卷，附刻书末。这两部书在南明史中，是比较有系统，有条理的著作。此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还编印过一套《晚明史料丛书》，已出张岱《石匮书後集》六十三卷，温睿临《南疆逸史》五十六卷，查继佐《国寿录》五卷(另有“便记”及“附录”)，赵士锦《甲申纪事》一卷，缺名《纪事略》一卷，史惇《恸馀杂记》一卷，钱肃润《南忠记》一卷(以上四种合一册)，郑达《野史无文》二十卷(卷十六以下缺)，共为八种，均由上海图书馆整理。这些书过去都没有刻本，流传甚少，对研究南明史足资参考，其中以张岱、温睿临两书史料价值较高。但自1961年以後，这套书的编印工作即中辍，是为憾事。 晚明野史，种类繁多(全祖望说“不下千家”)，不仅董理非易，即使要掌握这些史料的目录和板本情況，也是非常困难的。谢国桢的《增订晚明史籍考》却给我们基本上解決了这一问题。此书对晚明史籍的内容、史料价值、编撰得失、作者生平、成书始末、版本情況都有考证和评价，並征引了重要的序跋。其卷一“通记”部分，还介绍了明代前期的要籍。谢书确为晚明史料的指南，是史学工作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考订亦精，但涉及的书很少，故不作重点介绍）。 对於综述清朝一代史事的史籍和史料，主要做了以下的整理： (1)《清代起居注册》，正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行点校，康熙朝部分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清代起居注馆设立於康熙九年(1670)。现存起居注册，记事起於康熙十年(1671)九月，迄於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共装成一万二千零七十六本，其中包括满汉两种文本，汉文本中又有正本与稿本之分，分藏於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处藏本如能相互补配，除康雍乾嘉四朝中还略有残缺外，其馀可以基本上补齐。起居注是实录的史料来源之一种，经初步查对，它的记事虽不及实录全面，但关於皇帝言行、朝廷政事、宫闱中的活动等记录却详於实录，而且文字殊少润饰，更接近当时的实际情況。参单士元《清代起居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 (2)《清史列传》八十卷，王锺翰正在进行标点和校误。此书在1928年由中华书局刊行，出版以来颇受史学界重视。其稿本来源现已不能详知，但一般认为，它的大部分列传系从清代国史馆列传中抄出，现据王锺翰核对，乾隆以前列传，多据满汉名臣传；乾嘉以後的，多埰自国史馆撰写的大臣列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三千馀篇列传中，可据以和《清史列传》比勘的，约六百人左右。 (3)《清史稿》五三六卷，已由罗尔纲、孙毓棠、启功、王锺翰等人加以点校，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自1927年刊行以来，即先後有人对它的立场观点和编撰上的问题多所指责，一向毁多誉少。但是它毕竟是汇集了大量资料经过系统地整理编撰而成的，用纪传史旧体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有清一代的史事、人物、制度，志表的门目，也根据清朝历史的特点作了增減。金毓黻认为，“是书积十馀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而历朝所修之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並蒋王朱三氏之《东华录》，埰摭甚富”，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六章。作为对於本书史料的评价，还是比较持平之论。 此外，蒋良骐的《东华录》三十二卷(叙事自清初至雍正十三年〔1735〕)，亦由林树惠、傅贵九点校完毕，即将出版。此书记事虽不及王先谦《东华录》详备，却保存了一些《清实录》、王录以外的史料。孟森先生於《读清实录商榷》一文中，曾举证多条，以说明“蒋录虽简，而出於王录以外者甚多”。实际上本书除实录外，还参考了不少其它原始资料。如其中若干处，明言出自第一手的记录“红本”。又如顺治元年(1644)史可法答多尔衮书，录自原札，实录不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郭琇劾明珠一疏，乃录自郭琇《华野集》。作者在全书中所附数十条按语，往往揭出史事、制度中的关键问题，多有可取。 以上各项，都属於史料整理中的基本建设，一般在整理工作上又都下了较大功夫，对於明清史的研究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专题史籍和野史笔记 几种专门记载明清军事行动的史籍、史料，已先後重刻、影印，或正在整理。其一，为明人赵文华的《嘉靖平倭祇役纪略》六卷，1959年由扬州古旧书店据嘉靖本重行刊刻。作者为严嵩之党，曾驻节扬州，指挥这次战争，本书收录了有关这一事件的敕谕、疏表、咨文、书简。书中並没有赵文华撰写的记述史事的材料，仅为文件彙编性质。惟此书四库未收，流传甚少。另一种是明代瞿九思撰《万曆武功录》十四卷，中华书局1962年据天津人民图书馆藏万曆刻本影印。此书完成於万曆四十年(1612)，用纪传体写成，包括列传一七六篇。资料来源为六科纪事、实录、邸报和作者搜访所得的其它有关文件。卷一至卷六，是关於北直隶、山东、山西、宣大镇、河南、陕西、宁夏、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农民、矿徒、叛卒、白莲教和少数民族起义的记载；卷七至卷十四，为鞑靼、瓦剌等北方民族之事迹。茅瑞徵写《万曆三大征考》、谈迁撰《国榷》，均曾取资於是书。这部书万曆以後即未重刻，清代又列入禁书，因而颇为难得。虽文字很不高明，又好用古代官名，却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魏源的名著记载道光以前重要战争的《圣武记》十四卷，也正由中华书局组织点校。 明代与海外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因而记载海外情況的书和有关航海的资料也逐渐多起来。向达先生在生前编选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先後整理校注了三种明代对外关係和航海的史料，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其一，《西洋番国志》，不分卷，明巩珍撰。作者曾随郑和下西洋，归来後记录了他足迹所至的西洋二十馀国的生活习俗，以及这些国家与明朝的经济交流。本书为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三种原始资料之一，但它不如《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知名，见到过此书的人不多，藏书家亦鲜有著录，四库未收，仅见存目。整理本系以北京图书馆所藏知圣道斋抄本为底本， 对於事实、地名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 其二，《郑和航海图》，原图共二十四页，包括序一页，地图二十页，《过洋牵星图》二页，空白一页。本名《自寳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国图》，以不便记忆，人们习惯省称为《郑和航海图》。茅元仪《武备志》卷二四〇所收。中外学者对此图都作过不少研究。据向达推断，此图或得於兵部档案，或来自胡宗宪的衙署，总之它是渊源有自的。图中标出的郑和下西洋的航行路缐，与祝允明《前闻记》所述这次航行情況吻合，如这一推论不误，则此图应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海图。 其三，《两种海道针经》，撰人不详。此书包括《指南正法》、《顺风相送》二种，都是旧抄本，原藏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两书内容大致可分三部分：一、气象观察；二、各州府山形水势；三、各处往回针路。《顺风相送》多记当时西洋及一部分东洋情況，涉及日本者不多。《指南正法》则於日本记载较详。此书对於研究地理学史、航海史、中外关係史都提供了可贵资料。书中提到的大小地名甚多，整理本另编制了地名索引，並附注今地。 关於明清野史及史料笔记，也陆续整理出版过若干种，但数量不多。北京中华书局编印的《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属於明代的笔记出版了沈德符《万曆野获编》三十卷、《补遗》四卷，叶子奇《草木子》四卷，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三十八卷。沈书所记万曆一朝的史事、制度、宫廷掌故、社会风俗，许多是不见於它书的，因此一向为治明史者所重视。叶书於红巾军起义事迹记载颇详。何书则记事、论学兼而有之，並不纯粹是史料笔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亦曾辑印《明清笔记丛刊》，出版过郎瑛《七修类稿》五十一卷、《续稿》七卷，朱国祯《涌幢小品》三十二卷，都是明人笔记中比较好的。此外又以《中国文学参考资料丛书》名义出版了谢肇淛《五杂俎》十六卷。实际上此书並不是专谈文学的，也保存了不少社会经济资料，与以上各书的性质並没有多少区别。 北京中华书局还组织过一套《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曾印行萧奭《永宪录》四卷(又《继编》，不分卷)、福格《听雨丛谈》十二卷、谈迁《北游录》九卷、法式善《陶庐杂录》六卷、李斗《扬州画舫录》十八卷。共为五种。中华书局另出刘献庭《广阳杂记》五卷，初版单行，未用丛书名义。此书多记明末佚事和清初官制，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批评它“糅杂无序，偶一考古，大率浅谬”，是仅就此书体例和作者的考据之学而发。至於本书所记明清之际的史事、人物诸条，並非一无可取。 《永宪录》取材於邸抄、朝报、诏谕，奏摺等原始资料，用编年体记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至雍正六年(1728)的重要史事。对於胤禛夺嫡，年羹尧、隆科多等大狱，汪景祺、查嗣庭等文字狱，以及青海战役，都记载较详。此书实为编年史之一种，不属於笔记性质。《北游录》记载了顺治十年(1653)至十三年(1656)期间，谈迁旅居北京的见闻和他所写诗文。其中反映了作者为了编写《国榷》搜集史料的艰苦过程和他当时的思想状況，为研究史学家谈迁的行事和他的名著《国榷》，提供了真实确切的资料。《听雨丛谈》详於八旗风俗及官制、科举。《陶庐杂录》则侧重於财政及西北水利，兼及明清图书文献。所记明修《永乐大典》事，清内府藏书、刻书，以至明清丛书刊刻情況，宋代以来的诗文选集，均足资参考。《扬州画舫录》系统地记载了扬州城市和社会风俗，並保存了不少地方文献和戏剧史的资料。对於当地的工程建筑、民间工艺，也都有详尽的阐述。上述各书，除《陶庐杂录》、《扬州画舫录》外，其馀几种均无刻本，因而更为清史研究者所欢迎。 遗憾的是，这些野史笔记从1960年以後的二十年中未再印行，直到最近才恢复出版。即可刊行的有叶盛《水东日记》、昭槤《啸亭杂录》和钱泳《履园丛话》等若干种。中华书局正在有计划地组织出版明清史料笔记丛刊，希望把史料价值较高的笔记陆续刊印，以广流传。 谢国桢在明清笔记的整理评价方面，也是作出了贡献的。他从大量的明清笔记中辑录了关於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土人物的资料，分类抄存，注明出处，编成《明清笔记资料彙编》，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即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谢国桢还编写《明清笔记谈丛》，其中选择四十馀种重要笔记加以评介，对於每种书的史料价值、作者生平、版本情況都作了介绍考订，为初学指引了门径。 三、地方史料 浩瀚的地方志，是尚未充分开发的资料寶藏，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它不仅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重视，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不少学科的研究者也企图从中辑录他们需要的资料。然而地方志种数多，收藏分散，利用不便。从1959年到1966年的一段时间裏，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书店和北京中国书店，曾分头影印了一批明代方志，初步估计，总数不下百馀种。上海方面所印的主要採用天一阁所藏明代方志，上海编辑所影印者並冠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名义。这项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尚在继续进行。由於没有见到他们的规划及总目，究竟已印多少种，待出者若干，还不能准确地掌握。 为了给研究人员提供地方志的种类、版本情況、收藏处所，朱士嘉在二三十年前曾亲自到全国各大图书馆调查，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五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情況有了很大变化，不但许多图书馆入藏的方志增多了，藏书单位亦多所调整。北京天文台从地方志中普查古代天文资料的时候，与朱士嘉同志一道，又对现存地方志的种类、收藏作了一次更广泛、更切实的调查，重编成《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初稿已经完成，现正进行修订，修订後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新的目录著录了全国一百八十多个单位收藏的一万种左右的地方志，按今天的行政区划(省、市、自治区)编排，另附笔画索引。这将是为有志於利用地方志的人提供可靠查书B259索的一部最有用的工具书。 地方史料的整理，还应当谈到北京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一套北京史料。这套史料並无丛书名义，所收各书涉及的范围颇广，举凡社会经济生活、宫廷掌故、名胜古迹、城坊建置沿革、岁时风俗等，都有记述。从1960—1964年期间，共整理出版十八种，属於明清的所占比重为最大，共计十六种(只有撰人不详的《北平考》、萧洵《故宫遗录》两种是记载元代以前北京地理沿革和元代宫殿规模制度的)。（注：已出北京史料十六种，包括孙承泽《天府广记》44卷、沈榜《宛署杂记》20卷、蒋一葵《长安客话》8卷、刘若愚《明宫史》5卷(分金木水火土五集，即节取《酌中志》卷16至20)、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2卷(以上两种合一册)、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不分卷)、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2卷(以上两种合一册)、吴长元《宸垣识略》16卷、潘荣陛《帝京岁时记胜》、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以上两种均不分卷，合一册)、孔尚任等《清代北京竹枝词》(彙集竹枝词十三种)、顾炎武《昌平山水记》2卷及《京东考古录》(後者不分卷，两种合一册)、刘侗等《帝京景物略》8卷(按此书又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励宗万《京城古迹考》(不分卷)及撰人不详的《日下尊闻录》5卷。） 这套史料现已恢复印行，待出者尚有《析津志》、《日下旧闻考》、《天咫偶闻》诸书。从史料角度来说，已出各书之中，参考价值最高的是沈榜《宛署杂记》和孙承泽《天府广记》。《宛署杂记》二十卷，刻成於万暦二十一年(1593)，为沈榜任宛平知县时所作。书中地亩、人丁、徭赋、力役、黄岱仓、宫庄、税契、铺行诸门目，记当时经济状況最详，许多记载不见於它书。作者甚至录入了当时宛平县办差的原始记录，虽不合著书体例，这些材料却具体反映了明朝皇室及其官僚机构对於百姓的勒索剥削。宛平虽仅为顺天属县，但视为万暦朝全国的一个缩影亦未尝不可。《天府广记》四十四卷，明末孙承泽撰，本书和他的另一部流传较广的著作《春明梦馀录》是姊妹篇。《广记》篇幅略多於《梦馀录》，有关文物古迹，五城兵马司、鸿胪寺、上林苑等记载，亦为《梦馀录》所未详。沈、孙二书实为地方志之别体，与一般笔记不同。沈榜自序明言，因为宛平无志，故有是书之作，只是“随事记录，不立义例，不待序次，用备掌故”而已。 四、《明经世文编》、史料的彙辑和档案的整理 明末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所辑《明经世文编》五〇四卷，又补遗四卷，1962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书首有吴晗序文。这部卷帙浩繁的政论彙编，是为了纠正当时空疏而脱离实际的学风、文风而编录的。吴晗的序文指出：“《明经世文编》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实用的书。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後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由於所收文章披露了建州与明朝关係的真相，此书在清代遭到禁毁，因而比较难得。影印本用四部刻本相互补配，始成完书。並附编了分类目录、作者索引，以便检索。 建国以来，新编的明清史料亦有多种，现按其性质分别简介於下。 (1)农民战争资料：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郑天挺、孙钺等编辑，开明书店、中华书局於1954、1957年先後印行。此书共收有关李自成(包括与李自成有关联的起义事件)史料二百二十件，均埰自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资料按时间先後排列，並附大事年表。 《明末农民战争史料选辑》，金毓黻主编，孙钺等辑录。由於记载明末农民战争的史籍数量很多，特别象《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终录》等大部头著作较多，其编辑方法亦与已出版的其他朝代的农民战争资料略有不同。它採用按书的性质辑录资料的方法。共分五个部分：(1)为综合记载之属，(2)为按地区记载之属，(3)为传记之属，(4)为专集之属，(5)为杂记之属。共收书四十五种，辑录了其中与农民战争直接有关的资料。全书近二百万字，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谢国桢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上限始於崇祯十七年(1644)，下限止於康熙六十年(1721)。所收资料以《清实录》、《清史稿》、《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各编、《文献丛编》为主，並参考方志、文集、笔记以补其不足，按时间、地区编排。书前有编者所写的“概述”，概括介绍了起义事件的始末。 《曹顺起义史料會编》，乔志强编。资料来源包括实录、档案和民间传说，书首有编者所写的“事略”。 (2)民族资料：《清代土尔扈特蒙古资料选辑》，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马汝珩等编，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所辑资料，主要反映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东归过程(不包括历史源流及东归後情況)。除採用《清实录》、专著、史料笔记等汉文资料外，还兼收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资料。 以上为专题资料彙编。至於综合性明清史料，正在进行编辑的有下列两种： (1)《明清史资料》，郑天挺主编，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所收资料起於元末，止於鸦片战争前夕。分为二十一个专题，每题包括原始资料、论文选编(兼收解放前後有代表性的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论文索引。大部分专题附有大事年表。 (2)《清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以集刊形式，陆续彙集发表清代1840年以前比较稀见的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纪事、档案、文书、契约、奏疏、年谱、传记、书札、日记、笔记、碑刻等原始资料。无论汉文、少数民族文字、外文资料均可收录。第一辑即将出版。 明清档案的整理，也有长足进展。曲阜孔府，由於它的世袭罔替的特殊地位，在改朝换代中没有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保存了丰富的档案资料(明代以前已经无存，明末档案为数也不多，清代档案数量却是可观的)。1978年，在山东省科研机关、高等院校、文物单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协作下，对於孔府档案进行了选录、拟题、分类、断句等整理工作，编成《曲阜孔府档案资料选编》，即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档案涉及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对於孔府这一贵族地主的土地占有形态、残酷的地租剥削，以及与清朝政府的勾结，反映尤为具体。正如杨向奎在本书前言中所谈，“解剖这只麻雀，对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後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反映清初社会性质、早期满族历史、东北地理的原始文献《满文老档》，两年前即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与历史研究所协作，组成译注工作组，现已译完初稿，正在进行复校。这将是我国对於《满文老档》的第一个汉文译本。明清档案部也对於他们保藏的大量的清代档案陆续清理，按专题加以编选，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形式分辑发表，现已出版到第四辑。《丛编》除收录档案资料外，也附载一些有关档案的研究介绍文章，如第四辑即刊登了关於起居注、秘密立储制度、档案名词解释等三篇。 五、工具书的编纂 已编纂的明清史工具书，大体属於人物和职官两类。关於人物的有以下五种： 《明史人名索引》，已由中华书局组织编辑，凡正传、附传及纪志表传中涉及的没有专传的人物，都包括在内，体例与已出的《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一致。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是书清代部分沿袭了房兆楹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录附引得》，明代部分据地方志乘等书，略有增补。此书用四角号码编排，颇便检索。 《清代碑传文通检》，陈乃乾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此书从一千零二十五种清人文集中埰录了碑传文(兼收有事迹可资参考的哀辞、祭文、记、序等)，按碑传主的姓名笔画排列。凡卒於崇祯十七年(1644)以後、生於宣统三年(1911)以前人物的碑传，一並收入。附有異名表、生卒考異、清代文集经眼录等附录。 《清人年谱知见录》，来新夏编录。共收清人年谱近八百种，约一千一百卷。这些书编者都曾经眼，对於每种年谱都写了书录，介绍版本、著录情況，谱主事略，编纂缘起及收藏者，此外还评介了谱中所记史事及其资料价值。共分六卷，前四卷为顺、康至光绪间人物年谱的书录。卷五是卒於1919年以後人物。卷六包括知而未见的年谱(仅注见於何书，无书录)和索引。现已成稿，即将出版。 《三十种省志人物传记综合索引》(名暂定)，朱士嘉等正在进行编录。 属於职官方面的年表两种： 《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年表》(1796—1911)，章伯锋编，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正表分六部分：一、将军都统年表，二至三、副都统年表，四、参赞办事大臣年表，五、盛京五部侍郎年表，六、以上五部分的官职变动情況简表。资料主要採自《清实录》、《东华录》、《清史稿》，並参考了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有关残稿。 《清代职官年表》，钱实甫编，正由中华书局排印。此书共包括职官年表四十九种。其中一部分为清初以来原设机构，一般起於顺治元年(1644)，止於宣统三年(1911)。另一部分为清末新设衙署。其取捨标准，主要根据这些职官在政治上、社会上有无重要影响，而不是按照官职的高低。本书是截至目前最详尽、最完整的有关清代职官的工具书。作者已出版的《清季职官年表》和《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的内容已包括在本表之内，並对上述两书原来的讹误作了订正。材料来源，主要採自实录，並用《清史稿》及多种人物传记参互校订。书末另附人名录，极便检索。此书是作者积数十年之精力编成的，确为功力甚深之作。年内可望出版。 以上各书，对於检查明清历史人物的生平仕履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可惜明代的为数甚少，人物、职官以外的工具书亦付缺如。 六、对史料整理情癋的初步分析 下面对於已经整理发表的史籍、史料作一粗略统计。尚未出版的和影印地方志暂不计入。尚未出版的书，指本文属稿时1980年5月以前的情況。 类别 种数 卷数 备注 明断代史籍 4 628 明史考证 1 晚明史籍史料 10 238 晚明史籍考 1 24 明16种，890卷 清断代史籍 1 536 清1种，536卷 影印史籍史料(明) 3 524 明代对外关係史料 3 野史笔记： 明代 6 182 清代 6 54 合计12种，236卷 笔记评介 1 北京史料 16 112 不分卷者六种 地方志目录 1 专题资料彙编： 以下不计卷数 农民战争史料 3 清代档案资料 1 明清史工具书(人物) 2 明清1种，清1种 清史工具书(职官) 1 总计 60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清史料的整理，确是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成绩是可观的。但也反映出这样几种倾向： (1)基本史籍史料的整理，成绩较为显著，明清合计一千四百二十六卷，在全部整理成果中，所占比重较大。但是还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整理方法、整理工作的功力和水平上，已做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值得充分肯定。但在基本史料方面，也有些应做的事没有做，如《明实录》、《清实录》始终没有新本；中华书局1959年曾计划将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比较好的《明实录》写本相互补配影印。已做了部分调查，但这项工作未能完成。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专书如《明会典》、《清会典》等也迄未整理印行；其他大型的资料书和地理总志也亟须整理。 (2)野史、笔记、档案资料、文集、奏议的整理，工具书的编纂，或少或缺，远远不能适应学者的需要。 (3)明清两代史料相比较，清代史料的整理，在数量上要逊色得多。但近年来，清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因而史料的整理也随之有所发展，不少重要项目(如起居注、满文老档、清史资料之彙编等等)正在着手工作，这一情況正在改变。 总的来说，明清史料已做的整理，与现存值得整理印行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数量相比，显然不成比例，与史学工作者的要求也相距较远。 现在应当把整理工作的重点从基本史料转向“补缺”。包括补过去工作之不足(基本史料尚未整理的，也应当补课)，以及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他们希望得到而又比较难得的资料。如《国榷》、《石匮书後集》等，过去是没有几个人看见过的珍本，而经过整理印行，现已成为人人可得而读的普通书，这样的工作就是应当继续和发展的。档案是第一手材料，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现在清代档案固然已陆续按专题整理发表，这是很好的开端，但必须大大加快步伐，才能满足要求。野史、笔记不仅可以纠正正史之误，同时还可以补充生动、具体的史实，儘管它反映的往往只是历史现象的某些侧面，可是有了这些补充，我们就能够对问题的瞭解更为深刻和真切。它和正史之间，几乎是血肉与骨骼的关係。文集中包含着大量史料，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已经整理出版的少数明清文集，很少是从历史的角度来选印的。而奏议的编选整理，则几乎无人问津。为了改变上述状況，应当有系统、有计划地组织成套的丛书，分批陆续整理出版。不过这些书的性质、用途和对象，均与《明史》等基本史籍不同，不必 把过多的功夫花在标点、校勘上，而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史籍版本的选择，编选方法的提高及索引的编制上。有些分量较大的书可以影印。索引工作尤其重要，已出的几部大书都未附索引，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这也是今後应当大力补缺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专门索引、专门工具书的编纂，也是非常薄弱的环节，我们需要更多的象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一类的工具书，必须认真提倡，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工作。 过去史料整理之所以做得不够，1966年以後学术工作的完全停顿固然是一个主要原因，却並非唯一的原因。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史料整理的轻视，以及在一段时间裏人们的思想顾虑，也都是重要因素。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如果致力於史料的整理考订，不但会劳而少功、劳而无功，还会被说成是以史料代替史学，搞烦琐考据。出版界对於整理出版野史笔记，也是疑虑重重，举棋不定，因为这些书内容庞杂、琐细，甚至还有些怪力乱神或其它不健康的记载。多出这类的书，多出为专家所需要的书，唯恐犯方向性的错误，这就是“元明”和“清代”两套史料笔记出版中辍的症结所在。现在，上述的思想顾虑已基本上消除，而轻视史料整理的情況並没有完全解決，还有些人认为，搞史料不算是科学研究，编制索引只是技术性工作。这种倾向势必会影响史料整理工作的开展。其实这一问题在事实面前应当容易得到解決，实践早已证明，无论是象《明史》那样的比较復杂的校勘和标点分段，或史料的选辑，索引的编制，都必须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很难设想，这些工作可以由不熟悉历史的另一批人去完成。 有些规模较大的项目，自非一两个人的力量所能蒇事，这就需要有关单位的通力合作，共同完成。我们相信，在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明清史料的整理不但能够弥补过去之不足，而且一定会作出更大贡献，它和明清史的研究一样，必将气象一新，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 原载：《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年8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