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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秋怀》曰“不如觑文字，丹铅事点勘”，立志以点校、著述来安身立命，并以此自勉。校注之学，是传承学术与文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不仅需要博览群书的学力，还要具备取舍得当、辨析入微的睿智，可见韩愈所言“事点勘”实非易事。张忠纲先生《杜甫诗话六种校注》是一部较高质量的基础文献校注性著作，也是一部杜诗学研究的力作。 就中国诗学批评的主要形式———诗话而言，唐以后浩如烟海的诸家诗话，几乎没有不论及杜甫的。诗话总集著作，如宋代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一百卷，专辑北宋诗话、语录、文集以及说部中的论杜之语就有十三卷；清代吴景旭《历代诗话》八十卷，论杜部分也达十三卷。但是，专论杜甫的诗话并不多见。首创之者，系南宋绍兴初年方深道的《诸家老杜诗评》。此书的刊行时间略早于《苕溪渔隐丛话》，且在诗话史上开创了专家诗话这一新体例。踵其事而增华者为南宋后期蔡梦弼的《草堂诗话》。另外，清人刘凤诰撰《杜工部诗话》、潘德舆撰《养一斋李杜诗话》和近人蒋瑞藻辑《续杜工部诗话》三部，亦为同类之作。张先生独具眼力，将以上诸种诗话进行全面整理，定为一编，名曰《杜甫诗话校注五种》，1994年7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随后，张先生又对该书进行增补与修改，并增辑《新编渔洋杜诗话》六卷，厘定为《杜甫诗话六种校注》（以下简称《校注》），2002年9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张先生前后倾15年之力，始告成功。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校注》可称道者主要体现在版本的取舍与文字的校勘上。《校注》高屋建瓴，对诸种诗话版本搜集赅备，仔细甄别不同版本的历史地位与价值，择其善本而用。例如，《诸家老杜诗评》成书最早，保存了北宋许多重要的诗学资料，因流传极罕，一般杜诗研究者所见，多为国家图书馆藏三卷明抄残本，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五卷清抄本则鲜为人知。《校注》以北大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参校国家图书馆藏本，为方便我们更有效地利用这一最早的杜甫诗话提供了一部善本。又如，《杜工部草堂诗话》流传最广者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才80余条。《校注》一共参校6种历代有代表性的版本进行涸泽而渔式搜辑：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抄本、道光壬午刊本、方功惠碧琳琅馆刊本、《古逸丛书》本和《历代诗话续编》本。其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清抄本较以上诸种刊本多出30余条，很少有人注意，如《杜集书录》等通行的几种杜诗版本书目都没有提及，其所引材料有它书未载者，弥足珍贵。《校注》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校清抄本、《古逸丛书》本以及其他诸本，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最为完整的《杜工部草堂诗话》。 《校注》主要采用本校法校勘。如果诗话所引杜诗与他本有出入，俱以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为准以断是非。具体来说，《校注》在以下三方面成绩比较突出： 1.校异同。如《诸家老杜诗评》卷四第154条引《六韬》“爱及于屋上之乌，憎人憎及于储胥”句，“储胥”一词，诸本所引均不相同，《艺文类聚》作“馀胥”、《太平御览》作“除胥”、《事类赋·乌赋》注引作“储胥”、《尚书大传·牧誓》作“胥馀”。《校注》加按语曰：“意相近，皆有篱落意”，意即它们可以换用，这也超出了单纯“校异同”的层次。《校注》校正了大量诸家诗话之错讹，不一一列举。 2.校正误。当引文有误或所引书名不当或有误时，《校注》一一予以厘正。如《诸家老杜诗评》第82条引《湘山野录》曰“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之‘村夫子’”云云，《校注》指出此语最早出自《中山诗话》，让读者明白此语的原始出处。第85条引管子“事无始终，无务多业”句，《校注》考察了今传本《管子》，并无此语，便下按语曰：“此乃孔子语，见刘向《说苑·建本》”，又引《孔子家语》卷四载孔子曰：“事不始终，无务多业。”据此可知校者用心之细密。《校注》对暂时不能考证的细节往往存疑，慎重行事，并不妄下断语，体现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3.定是非。《校注》对诸家所引诗话或后人的注释，辨析入微。如《草堂诗话》第94条引《韵语阳秋》言杜甫定居草堂，“仅阅岁而已”，历代注杜者对此条多有辨析，《校注》在采纳这些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曰：“杜甫自上元元年（760）营草堂而居，至永泰元年（765）五月离蜀，前后近六年之久，其间居梓、阆约一年九个月，居草堂时间近四年，非止‘阅岁而已’。”《诸家老杜诗评》第122条引《西清诗话》作者蔡絛的叔父“文正”。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上卷《西清诗话》条曰：“当绦之时，蔡氏固无谥文正者”；《宋诗话考》中卷《金玉诗话》条又曰：“考宋代蔡氏谥文正者唯沈”。《校注》指出郭绍虞先生于此失考，并引《宋史·蔡卞传》曰：“卞，字元度。……政和末，谒归上冢，道死，年六十。赠太傅，谥曰文正”；又引《宋会要辑稿》礼五八之一○一：“蔡卞谥文正。”《校注》在考证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的是是非非下了明确的论断。 近年来，研究杜甫的文章与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校注》共收录诸家评论杜诗之语近900条，内容涉及杜诗的成就，杜诗对历代诗歌的影响，后人对杜诗接受的趋向，杜诗学研究的面貌和阶段性特点，对进一步开拓杜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特点有三： 一、前瞻性与广延性。上世纪90年代末，诗学研究领域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倡导古为今用。而古代文论向现代转换的前提之一势必要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校注，并用今人的思维加以解读。杜诗话作为中国古代文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必然随着杜诗学研究的深入而愈加显示其文献价值。张先生的《校注》将南宋至近代专论杜甫的六种诗话加以整理、注释、解读，无疑具有敏锐的学术前沿意识。这种学术前沿意识体现在具体的校注过程中，便是充分吸收与利用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当然，张忠纲先生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利用是建立在分析、辨误基础之上的，并不人云亦云。此外，该书有些注释还涉及诗歌外的其他文学领域，如小说，有些甚至涉及绘画音乐，呈现出一定的广延性。 二、知识性与趣味性。在体例上，《校注》以六家诗话自然划分为六大板块，分别按卷数次序编号。如《养一斋李杜诗话》三卷共编50条，《续杜工部诗话》上下卷共编124条，阅读时条理清晰，一目了然。《校注》将诗话中引用的每句诗一律注明出处，增强了可读性。《校注》在每部诗话题下的“说明”文字中，探明诗话辑录者的生平事迹，简介版本源流，概述其基本内容，简评其得失。例如，在《诸家老杜诗评》第80条引用“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这一段广受征引的文字时，辨析后人引用它们时对出处往往有误这一细节问题。此条《杜甫》卷上编误为“其二”；《四库全书》集部《山谷集》亦误将其二、其三合为一。《校注》对后人引用它们时标引出处往往有误这一细节问题没有忽略，而是细加辨析。 基础文献性的工具书，其丰富的材料对于相关研究者而言是如获至宝，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往往会因其相对枯燥，使校注者陷入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在付梓庆幸之余，回响了了。张先生的《校注》既满足了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对原始文献资料的需要，也因该书在校注中展现的趣味性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一般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这点比较明显地体现在《新编渔洋杜诗话》上辑录而成。张先生遍检渔洋论著和他人所引渔洋有关言论，对原文中历代人物轶事、文坛掌故的简介，大大增强了该书的文学性。这使读者能在一种乐趣中获得知识，并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对文学的兴趣。书中附录《王文简古诗平仄论》、《渔洋论杜》是对《新编渔洋杜诗话》的补充，这对我们了解、研究渔洋的杜诗论及其诗学观不无裨益。 三、简明性与详实性。《校注》前言曰：“注释重在注明出处，纠谬辨误，文字力求简明。”这点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与落实。书中绝大多数注释俱以简明为上，毫无拖沓之感。关于陶渊明生卒年，聚讼纷纭。宋代张 《吴谱辩证》（吴谱指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考订生于壬子，享年76。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现有文献资料详加考辨，得出最为圆通的结论是陶渊明生于晋穆宗永和壬子352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年。《校注》用简洁明了的文字作了综述，并断下这一“公案”（见《校注》，465页）。但《校注》并非一味求简，有些地方甚至不惜浓墨重彩大书特书。《校注》的翔实性还体现在文献资料的搜集与使用上。如《诸家老杜诗评》共辑录诸家诗话200余条，其中60条不见于今存宋人著作，或与它书引文有较大出入，这部分资料，弥足珍贵。 当然，该书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些注释未免重复，如对赵孟兆页的简介，同时出现在《新编渔洋杜诗话》卷一、卷四和卷五的注中，这无形中会削弱本书的整体感。又如，《诸家老杜诗评》第42、43条“天宝十三年”应为“天宝十三载”，据《旧唐书》卷九“三载正月丙辰朔，改年为载”（中华书局，217页）。《校注》涉及天宝三载至十四载的年号，其“年”字均失校。王洙编纂《杜工部集》后，只作《后记》，后人在刊刻时，将王洙的《后记》移至卷首，并不能以“序”视之。虽然如此，此书的学术价值是有目共睹的，正所谓瑕不掩瑜。 （本文作者单位系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