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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文》是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规划项目，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旨在将有宋一代的单篇散文、骈文以及诗词以外的韵文汇为一集，为文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一部完备而又易于检索的大型断代文献。 《全宋文》的编纂是比较顺利的，但出版却遇上了重重困难。1985年暑假，我们决定上《全宋文》，我们向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及其秘书处申报此项目，秘书处表示原则上支持，但要得到明年项目评审组讨论通过。1986年5月3日至6日在杭州西子湖畔柳阴宾馆召开了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评审组会议，一致同意将《全宋文》列为重点规划资助项目；1987年7月，在成都召开了《全宋文》体例审定会，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的秘书长安平秋先生从北京专程赶来，参与最后敲定《全宋文》的体例和行款格式问题。1988年夏，巴蜀书社出版了《全宋文》第一册。到1993年《全宋文》的校点任务已经基本完成。1994年10月《全宋文》出完第50册后，由于经费原因就停止出版了。1996年3月，巴蜀书社以360万元把《全宋文》的版权转让给诚成集团。但到1998年诚成集团停止《全宋文》的排校工作。为防《全宋文》原稿丢失，经多次交涉，2001年我们分三次从北京、长沙要回了原稿。2002年7月31日我们同巴蜀书社签了一份《共同声明》："由于情况变化，本月15日由巴蜀书社汪启明、段志宏、何志华与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曾枣庄、刘琳、舒大刚共同签字的《〈全宋文〉出版合同》宣布作废，双方今后都不得据此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就这样正式解除了巴蜀书社出版《全宋文》的协议。其后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都表示愿出《全宋文》，最后我们同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签了合同。上海人办事效率高，现在360册《全宋文》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此前清人编纂的《全唐文》为最大的断代文章总集，字数不过九百八十多万，《全宋文》是它的十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宋文》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断代文章总集。缪钺先生《全宋文序》云："《全宋文》之编成，将为治宋代历史文化者提供多方采获之资料，而促进其 研之深入，其意义之重要固无烦详说也。"今仅就其资料价值略举数端： 一、《全宋文》堪称宋代人名大辞典 《全宋文》凡文皆收，作者近万，每一作者我们都撰写了小传。为了撰写这近万人的作者小传，我们作了大量的辅助性资料工作，专门安排人收集宋人传记资料、宋人年谱（后来编成十二册的《宋人年谱丛刊》）。我在李国玲女士编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序》中说："《全宋文》得以顺利编纂，除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外，台湾出版界、学术界也为我们作了两件有益的工作。一是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现存宋人别集约有四分之一只见于《四库全书》，除《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收入的一部分比较易得外， 其他的书都是很难看到的，更不用说复印了。由于台湾影印出版了此书，各大图书馆都有，就比较易得了。《四库全书》的名声一向不太好，原因之一是删改原书，故我们最初规定，凡有别的版本，《全宋文》原则上不用《四库全书》作底本。但后来我们在校勘过程中发现，《四库全书》编者的删改，主要是删改涉及民族问题的部分。而就其他方面而言，《四库全书》在丛书中应是比较好的一种，至少比不少明人刻的书好得多，多数版本是经过挑选的，是比较完整的，错字也不像明本书那样多。故后来我们不再强调不能用《四库全书》作底本，只要经过比较，如果《四库全书》收文确实比较全，没有什么改动，错讹较少，仍然可用《四库全书》作底本。二是台湾王德毅等先生编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此书引书五百余种，宋人传记资料比较集中的书几乎都采用了。搜罗有传记资料的宋人多达二万二千人，为我们撰写《全宋文》作家小传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当我们的资料普查工作基本完成后，把我们收集得的宋文作者名单同《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一核对，才发现《索引》中的多数宋人已无文存世，而有文存世的过半数作者又未入《索引》。为了撰写宋文作者小传，我们用微机编了《各省通志人名索引》十余种，同时请本所资料室主任李国玲女士按王德毅等先生所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的体例，利用普查《全宋文》资料所得的线索，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因为《全宋文》收了不少宋僧文李国玲女士还编了《宋僧录》。《全宋诗》收宋诗作者也近万，有文有诗的作者仅占半数，两书的作者小传约1。5万，可以说比中国现有的任何一部人名辞典所收宋人多得多。新近中华书局出版的曾枣庄等主编的《宋代文学家大辞典》，收宋代文学家二千五百余人，《全宋文》是它的四倍以上，其中多数都是《宋史》无传的。两书都附有作者小传索引，凡查宋人小传，不妨利用两书及其索引查查，十分方便。 二、《全宋文》是宋文资料的渊薮 《全宋文》是从近万种典籍中收集来的宋文百分之九十五的作者无文集传世，都是辑佚所得；有集传世者也收有大量遗文。例如宋庠《元宪集》已佚，今本《宋元宪集》四十卷为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本书所收宋庠文辑得佚文三十一篇。再如其弟宋祁的《景文集》亦佚，今本宋景文集》六十卷乃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自称十得七八，但清末孙星华在四库本基础上辑得《宋景文集拾遗》达二十二卷之多。《全宋文》在这两种辑本之外又辑得佚文七十余篇。 范镇学本于六经，文章多切于时事，韩维称其"文章温润简洁，如其为人"（《范公神道碑》）。少时曾与二宋兄弟同作《长啸却胡骑赋》，赋成，宋庠兄弟大加称叹。后奉使契丹，辽国丞相称他为长啸公（《曲洧旧闻》卷二）。著有文集一百卷、《谏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书》三卷、《乐书》三卷、《国朝韵对》三卷、《国朝事始》一卷、《东斋记事》十卷、《刀笔》八卷（韩维《范公神道碑》）。除《东斋记事》外，几乎全佚。全宋文》所辑竟编了十二卷，可以局部恢复其文集。 南宋钱时字子是，号融堂，严州淳安（今浙江淳安西）人，他以杨简为师，是南宋著名理学家。著有《周易释传》、《尚书演义》、《学诗管见》、《春秋大旨》、《四书管见》、《两汉笔记》、《冠昏记》、百行冠冕集》等。他的文集叫《蜀阜集》，明末清初以后既不见原书，也不见著录。我们在资料普查过程中，在中华书局资料室偶然发现了《蜀阜存稿》，《全宋文》以此集为底本，又另辑得佚文共二十篇，收文四卷，局部恢复了《蜀阜集》。卷首有《融堂先生行实》，使我们对其生平有了更具体的了解；文中的《宝谟阁学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状》，对杨简一生有详尽记述。 孙德之字道子，号太白山人，婺州东阳（今浙江东阳）人。登嘉熙二年进士第，又中宏词科。历国子博士，出为建宁通判，擢秘书监丞。以国事不可为，遂绝意仕进，筑太白山斋，潜心著述。著有《续大事纪》及文集《太白山斋稿》等数百卷。太白山斋稿》原为三十卷，早佚，明代其裔孙收拾残阙，编为《续稿》，然《续稿》传本亦极稀，《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现唯存道光四年翻明本，含文六十二篇（有题无文者二十三篇），加上我们辑得的佚文，重编为四卷。 《全宋文》中收有大量碑刻、拓片，有的是第一次面世。江西省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了二十多篇出土文物，如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乡贡进士聂夐撰写的《大宋临江军新淦县玉笥山敕赐承天观山门都监上清大洞法师姚君墓志铭》、咸平五年十二月江州太平观道士郭元素所撰《大宋国前摄黄州教练使陇西郡殁故李府君墓铭》等。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国家图书馆的朋友，他们为我们遍检所藏拓片，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十分珍贵的资料。如建隆元年二月杨廷美所撰的《故推诚奉义翊戴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右金吾卫上将军上柱国许国公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一千三百户赠太子太师太原王公墓志铭并序》、开宝三年十月乡贡进士卫渎所撰的《大宋故承奉郎前守国子四门助教扶风马公墓志铭并序》之类，不少是第一次面世。 三、《全宋文》是宋代文学研究者的资料宝库 《全宋文》为宋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面世前的各种宋代总集都只是选本式的总集，而宋人文集又仅存数百种，谁也很难占有全部资料。现在有关宋代的资料较为完整了，只要肯花工夫，将更容易理清宋代文论发展的脉络。北宋的文学理论主要是围绕着文道之争、骈散之争、难易之争进行的。南宋文论主要是围绕崇苏与崇程（文学家文论与道学家文论）、江西诗派与反江西诗派、晚唐体与反晚唐体、尊唐派与尊宋派进行的。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宋代还出现了《古文关键》、《论学绳尺》、《文章轨范》、《十先生奥论》等总集，深入到文章体格、源流、命意、结构、句法、字法的研究。随着宋代理学的形成，还出现了以宣扬道学为宗旨的总集，如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说："《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为两途。"所谓两途是指北宋以前的总集多为"文章之士"从文的角度编选的（即使在北宋以后，这种总集仍占优势）而从南宋起，"道学之儒"从宣扬道学出发，编了一些"以理为宗"的总集。现在有可能编出一部全面反映宋代文与道、骈与散、难与易、文学家文论与道学家文论、江西诗派与反江西诗派、晚唐体与反晚唐体、尊唐派与尊宋派的文论了。 赋是一种兼有韵文和骈文特点的文体，经先秦的骚体赋，两汉的大赋及抒情小赋，六朝的骈赋，唐宋用以取士的试体赋（又叫律赋），唐宋以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为代表的文赋，赋到宋代可谓诸体皆备。正如北宋古文运动后，四六文仍大量存在，苏轼创立豪放词后，婉约词仍大量存在一样，欧阳修、苏轼创作新兴文赋后，这种赋体并未成为宋及宋以后赋的主体。在宋赋研究上，学界有不少人云亦云的论断，推崇文赋，看不起律赋，读了《全宋文》所收全部宋赋，可能会改变看法。《全宋文》所收宋赋约一千四百篇，堪称文赋者不足一百篇，数量并不多。北宋初年很少有人作文赋，文赋的出现主要是在北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北宋古文运动对宋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各种文体无不打上散文化的烙印，以文为赋只不过是以文为诗、以文为词的又一表现而已。因此，宋代古文运动的部分作家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文赋的代表作家，但他们存世的文赋也远较其他赋体为少。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宋六家，苏洵与曾巩无赋存世。欧阳修现存赋十九篇，真正可算文赋只有《秋声赋》一篇。有人把他的《红鹦鹉赋》、《螟蛉赋》、《鸣蝉赋》算作欧阳修的文赋，其实《红鹦鹉赋》是骚骈相兼的骈赋，《螟蛉赋》是句式整齐的四言赋，《鸣蝉赋》也以骈、骚、四言为主，偶有散句，也应算作骈赋。苏轼现存赋二十五篇，文赋仅有六篇（《滟滪堆赋》、前后《赤壁赋》、《秋阳赋》、《黜鼠赋》、《天庆观乳泉赋》），不足其赋的四分之一。苏辙现存赋九篇，可算文赋者有三篇，这就是《缸砚赋》、《墨竹赋》、《黄楼赋》，苏轼的门人所谓苏门四学士或苏门六君子，现存文赋也不多。晁补之现存赋九篇，都是四言赋或骚体赋，没有一篇文赋。秦观也仅有九篇赋，可算文赋的只有《寄老庵赋》一篇，是一篇四言、骈句颇多的文赋。黄庭坚存赋十五篇，真正堪称文赋者也仅止《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东坡居士墨戏赋》、《刘仲明墨竹赋》三篇。在苏门四学士中，以张耒存赋最多，共三十二篇，勉强可算文赋的仅有《卯饮赋》、《哀伯牙赋》、《秋风赋》三篇，不足其赋总数的十分之一。南宋文赋也不多，周紫芝是南宋初年的著名文学家，现存赋十五篇，只有《招玉友赋》可算文赋。李纲存赋二十二篇，有三篇文赋，都是仿前人文赋之作。南宋中兴四大家尤袤没有赋传世，范成大、陆游有赋存世，但没有一篇可称为文赋。四人中以杨万里存赋最多，有赋十六篇，至少有一半是文赋。其他的南宋文人，或有集传世而无赋，如汪藻、孙觌、陈亮、叶适、綦崇礼、洪适、欧阳守道、魏了翁、文天祥等。或有赋传世而无文赋，如杨冠卿、陈造、程珌、洪咨夔、方大琮、刘克庄、姚勉等。或有文赋传世，但所占比例甚小，如薛季宣存赋二十篇，堪称文赋者似乎只有一篇《信乌赋》。所存文赋比例稍大的是杨简，他现存赋七篇，有三篇为文赋。欧、苏所开始的宋代新兴文赋，在宋代继之者已不多，而在元明清三代更为寥寥。正如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所说："宋元以来流行的新文赋日趋衰落，隋唐以前的文赋、骈赋和骚体赋则得到复兴。"（第五一九页）"唐开始的新文赋经过宋元两代已走到尽头了"（第五二一页）。为什么在中国古代骚体赋、汉式大赋、骈赋、律赋自产生之日起直至清末，都能香火不断，而今人推崇毕至的宋代新兴文赋应者寥寥呢？根本原因是这种新兴赋体未能为多数文人所接受。元人祝尧《古赋辨体》卷八最能代表这种意见："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则未见其有辨其失者。……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俳律卑浅固可去，议论俊发亦可尚，则风之优柔，比兴之假托，雅颂之形容，皆不复兼矣。非特此也，赋之本义当直述其事，何尝专以论理为体邪？以论理为体，则是一片之文，但押几个韵尔，赋于何有？今观《秋声》、《赤壁》等赋，以文视之，诚非古今所及；若以赋论之，恐教坊雷大使舞剑，终非本色。……本以恶俳，终以成文，舍高就下，俳固可恶，矫枉过正，文亦非宜。……虽能脱于对偶之文，而不自知入于散语之文。"这就难怪宋元以来新文赋日趋衰落，而骚体赋、两汉古赋、魏晋骈赋、唐宋律赋反而得到复兴。 唐宋科举，出现了一种多用于考试的律赋， 历来为文学史家所不取，认为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其实对律赋不可一概否定。康熙《四朝诗选序》云："熙宁专主经义而罢诗赋，元祐初复诗赋，至绍圣而又罢之，其后又复与经义并行。"可见除熙宁、元丰、绍圣年间外，宋代都以诗赋取士，至少兼试诗赋。唐代科举考试偏重于诗，宋则偏重于赋。欧阳修《六一诗话》谓宋初"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刘克庄《李耘子诗卷》云："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宋代律赋并非尽为应试之作，既有试前习作，也有入仕后有感之作，因此，宋人文集往往律赋甚多，大大多于今人特别推崇的文赋。田锡现存赋二十四篇，有九篇律赋。王禹偁现存赋二十七篇，十九篇为律赋。夏竦现存赋十四篇，十二篇是律赋。宋祁现存赋四十五篇，二十四篇为律赋。范仲淹现存赋三十八篇，三十五篇为律赋，堪称宋代律赋大家。文彦博现存赋二十篇，十八篇为律赋，占十分之九。刘敞现存赋三十篇，律赋达二十二篇。南宋文集中的律赋较少，但楼钥《攻媿集》存赋十五篇，尽为律赋。对于数量如此可观的宋代律赋，文学史家不应视而不见。宋代律赋不仅数量大，而且佳作也不少。刘敞《杂律赋自序》云："当世贵进士，而进士尚词赋，不为词赋，是不为进士也；不为进士，是不合当世也。"宋人为入仕计，不得不从小练习诗赋，因此名篇佳作，代不乏人。否定律赋者往往说律赋限制太严，其实文学如戴着枷锁跳舞，限制越严而又越能自由驰骋，就越能表现作者的才华。正如律诗限制很严，但仍出现了大量名家名作一样，律赋限制虽严，也不乏名家名作。所谓"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考试恐怕也只能如此。现在不是什么都讲量化吗？音律、对偶的得失，考官是可以量化的，而情与辞就只能凭感觉了。宋代律赋也不乏情辞并茂之作，即使应试时仓猝所作的律赋也是如此。 四六文是骈文的一种，最早以四六名书的是李商隐的《樊南四六》，而宋代以四六名书者更多。中国文学史上有所谓骈散之争。在不同的时期，其势力互有消长，但谁也未能取代谁。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散文取得了优势，但骈体四六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在北宋古文运动之后的南北宋之际，骈体四六还曾风行一时，出现了不少四六名家、四六专书。学界对四六文的轻视和误解几乎与宋赋等，或谓骈文到六朝已发展到顶峰，已走入了绝境，唐代已没有它的地位，何遑论宋；或谓宋四六形式呆板，辗转承袭，僵如化石；或谓四六文追求华丽辞藻，如"有哀乐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梅曾亮《管异之集书后》引）；或谓四六文只限于公牍，说理叙事，不用其体。但正如洪迈《容斋四六丛话》所说："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在宋代，皇帝所下的各种诏令制册，臣僚向皇帝所上表章，官府间的往来公文，个人间的往来笺启，公私宴会的乐语、致语，一般都用四六文。因此，宋代士人例能四六。在宋代有不长于古文的骈文家，但没有不能四六的古文家。刘将孙《题曾同父文后》云："能古文而不能时文（指四六）者有矣，未有能时文，为古文而有余憾者也。"由于宋人例能四六，故宋人别集几乎都有四六文，一般约占三分之一；有些宋人别集多数为四六文，甚至全为四六文，并以四六名集，如李刘的《四六标准》、李廷忠的《橘山四六》、方大琮《壶山四六》等。宋人总集亦如此，吕祖谦所编《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各种四六文约占文的三分之一，宋齐贤、叶棻合编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一十卷，四六文甚至占三分之二。随着《全宋文》的出版，人们会逐渐改变对宋赋、宋四六的看法。 四、《全宋文》是宋史研究者的资料宝库 宋史研究者对《全宋文》的兴趣往往比宋代文学研究者还大，因为《全宋文》提供的宋史研究资料远比宋代文学研究资料还要丰富。杜大=编有《名臣碑传琬琰集》，但《全宋文》所收宋人碑传远比此书多得多，如前所举，仅各地所存拓片和新出土的文物，《全宋文》就收了很多。碑传是研究宋人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如果把这些碑传全部集中起来编一部《新编宋人碑传集》，是会受到宋代各个研究领域的学者欢迎的。 宋人编有《宋大诏令集》，而《全宋文》所收诏令几乎是《宋大诏令集》的五倍；赵汝愚编有《国朝诸臣奏议》，黄淮、杨士奇编有《历代名臣奏议》，《全宋文》所收奏议也比二书多得多。如果把《全宋文》所收诏令、奏议全部汇编成《新编宋代诏令集》、《新编宋人奏议》，对研究宋史也是十分有益的。 宋代文化的发达与宋代科举考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宋代教育的普及是分不开的。唐代工商之家不得豫于士"（《唐六典》卷三）；宋代则强调"贡举重任，当务选择寒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唐朝的行卷便于开后门，以致寒士感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杜荀鹤《投从叔补阙》）。宋代实行糊名、弥封、誊录、锁院、别试等方法，要舞弊也较难："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四绍兴十二年三月乙卿注）。唐代每科取士不过一二十人，宋代每科取士动辙数百人。宋代广开仕途虽使中下层士子有更多进入官场的机会，但也造成宋代官冗的痼疾，苏洵《与梅圣俞书》，更对科举考试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批判，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摧残人才，淋漓尽致地发泄了对科举制度的不满，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应试士子的可怜。谢枋得《程汉翁诗序》也说："艺祖最重读书人，虽超世绝俗之才，不由科举程文奋身，必不得行其志。三百年后，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现在中国的科举制度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门，《全宋文》提供了全面了解宋代科举制度利弊的资料。 教育的普及是宋代文化与文学发达的另一原因。《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云："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宋代中央设有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地方设有郡学、府学、县学，民间设有书院、乡校、家塾。北宋在庆历、熙宁、崇宁年间曾三次大规模兴学。宋人有很多学记，如吴孝宗《馀干县学记》、韦骧的《万载学记》、王安礼《高唐县学记》、苏轼《南安军学记》、苏辙《上高县学记》、张舜民《宜禄移县学记》、朱长文《苏州学记》等等，举不胜举。这些学记几乎都肯定教育的重要性："凡民事有大小，政有先后，莫大于教民，莫先于立学。"宋代书院林立，著名的有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濂溪书院、茅山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它们成了当时学术的中心，聚集了一流的学者，培养了不少人才，形成了不同的学派，有很多《书院记》如徐铉《洪州华山胡氏书堂记》、王禹偁的《潭州岳麓山书院记》、孔武仲的《秀溪书院记》、汤汉《重修石鼓书院记》等。中国书院现在也成了国内外研究的热门，《全宋文》也提供了有关宋代书院的大量资料。 五、《全宋文》是宋代理学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程颐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为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也。"他所说的"谈经者"即古之儒士，"知道者"即宋代的道学。汉儒解经重名物训诂，宋儒解经重义理性命之说，故宋代儒学被称为理学或道学。《宋史》在《文苑传》、《儒林传》外，特设《道学传》，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刘绚、李籲、谢良佐、游酢、张绎、尹焞，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张栻、黄榦、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入《道学传》，就说明道学是新儒学，与此前的儒学有较大的区别。理学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直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成，形成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道学确实是宋代文化的突出特色，但道学在宋代却常常遭禁，周密《癸辛杂志后集下•道学》："尝闻吴兴老儒仲固先生云：'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扦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前圣继绝学。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仕，而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国，文章如坡仙，亦非本色也。于是天下归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不得而辨之矣。其气焰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则言行了不相顾，卒皆不近人情之事。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余时年甚少，闻其说如此，颇有'嘻，其甚矣'之叹。其后至淳熙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则殊有大不然者。然后信仲固之言不为过。盖师宪（贾似道）当国，独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势者，故专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其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其肘耳。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呜呼，尚忍言之哉！"道学之弊如此，故南宋屡禁道学，甚至发展成著名的《庆元党禁》。《全宋文》所收宋代理学资料十分丰富，是全面研究宋代理学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书。 六、《全宋文》是宋代宗教史研究者的资料宝库 宋代儒、释、道三教并崇，对儒教的尊崇，上引资料已足以说明，无需重复。这里只对宋代尊崇佛、道二教再作一些补充。 宋代对佛教的尊崇并不亚于唐代，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唐代。宋代出现了由政府资助的大规模的赴印取经。唐代玄奘虽曾正式表请赴印，但未蒙许可。贞观三年因连年灾荒，朝廷允许僧俗四出就食，玄奘才随商人赴印。历尽千辛万苦，于贞观十九年返回，始得唐太宗召见，并要玄奘翻译佛教经典，召沙门硕学五十馀人相助。在整个唐代似乎从未由政府派僧赴印取经。相反，宋代却出现了这种情况。乾德二年宋太祖曾派继隆等三百人赴印度求法。四年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法，诏许之，并赐钱三万遣行。非政府派遣的宋僧个人赴印取经，较之唐代也要多得多。淳化四年诏西边诸郡，梵僧来，中国僧西游而还者，所持梵经并先具奏，封题进上。这既表明宋王朝十分注意搜罗梵经，又表明梵僧来中国及中国僧西游而还者人数一定很多，因为政府不可能为个别僧人下此诏令。咸平六年，知开封府陈恕奏："此辈多学问生疏，受业年浅，状貌庸恶。且自汉入蕃，经由国土不少，见之必生鄙慢。望令僧录司试问经业，堪令去者送府覆验。"（《宋会要辑稿》道释二之五）。真宗可其奏。这也说明当时赴印取经的僧人很多、很滥，朝廷才开始加以考察、限制。天圣中，僧人怀问曾三往天竺（同上）。同一僧人，一生三次赴印，在唐代似亦未见。印度僧人来华者也很多，见诸记载的达数十人之多，他们大都带来梵经、梵夹、佛像等，还有在中国担任僧职者。翻译佛经的组织工作较前代严密。太平兴国初设译经院，后改名为传法院，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译场人员设译主、证梵义、笔受、缀文、参译、证义、润文等。宋太宗著有《御制逍遥咏》、《御制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御制秘藏诠》、《御制缘识》等书，还有《御制佛赋》、《大宋新译三藏圣教序》等文。宋真宗也撰有《崇释论》、《注遗教经序》、《继圣教序》。 宋代诸帝除崇奉佛教外，也崇奉道教。太祖召见真定府龙兴观道士苏澄，此为宋代开国之君重视道教之始。太宗厚待陈抟，认为他"独善其身，不干势利"（《宋史》卷四五七《陈抟传》），令居阙下，增葺其所居云台观，与之赋诗唱和。真、徽二宗对道教的尊崇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真宗为伪造天书符瑞，令天下普建道观，并以"天庆"为名。在京城大修玉清昭应宫，七年方成，以供奉天书，供奉玉皇、轩辕及太祖、太宗像。他亲率文武大臣到亳州进谒太清宫，尊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他把秘阁道书和太清宫道书悉数送往杭州，以苏、越、台州的旧有《道藏》加以校定，编成《新校道藏经》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其目录赐名为《宝文统录》。大中祥符三年八月一日，真宗下《有事汾阴后土诏》（《宋会要辑稿》礼二八之四一）。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申，又下《亲祠亳州太清宫回日恭谢天地诏》（《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三）。徽宗尤为狂热，下诏访求道教遗书，增至五千三百馀卷，刻成《万寿道藏》，这是我国第一部镂版的《道藏》。道官都有俸禄，宫观皆赐田，并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自撰《圣济经》，颁《御注道德经》。他企图以道代释，改寺为宫，改院为观，下《老子升〈史记〉列传之首，在京神霄宫刻御注道德经〉御笔手诏》（《宋大诏令集》卷二二四），封庄子为微妙玄通真君，列御寇为致虚观妙真君。徽宗把道教的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也加剧了释道矛盾。因此，钦宗一继位就下令一依祖宗旧制，道士官阶并与追毁，特权也渐被取消。南宋诸帝仍保护道教，但再未出现真、徽二帝时期那种畸形兴盛。 《全宋文》收录了不少有关天文、地理、历算、医药等科学技术的文章。如医书的序跋、农用水利的论文、花木器物的谱录之类，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细说。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