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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中《四库》开馆期间对《永乐大典》所做的辑佚工作，主要包括下面几项程序：签出佚书——抄出佚文(散片或散篇)——粘连成册(即辑佚底本)——校勘并拟定提要——誊录成正本。其中最初步的工作是签出佚书。所谓签出佚书，是指《四库》馆辑佚《永乐大典》时，先将《大典》原本分派给纂修官，再由纂修官逐册阅读，用事先制好的签条标明该册所要辑佚的书名、页码及佚文条数，粘贴于各册之上（这些签条一般粘贴在《大典》封里），然后交缮书处誊录。这些签条，即为签佚书单（也可简称签单）。目前存世的《永乐大典》残本中仍存有一些这样的签条，为我们研究《大典》辑佚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兹据目前所收集到的签条，对其略作解读，以期促进有关研究的重视与利用。 一、签条 签条的格式及其主要内容包括:A. 纂修官。各签条的纂修官，是指负贡检阅该册《永乐大典》原书而签出佚书的馆臣。当时负责签书的纂修官，在此项下面一般只填写其姓氏。那么，纂修官间有不少同姓者，如何区分呢？为此，一般是于姓氏旁(或上或下或旁边)署上该纂修官的籍贯或官衔，如：一位陈姓纂修官在姓下注“浙”字，是指其为浙江人；一位邹姓纂修官在姓下注“西”字，是指其为江西人；一位邹姓纂修官在姓上注“侍讲”字，是指其为翰林侍讲官；等等。B. 签阅卷数（是指纂修官签阅的该册《永乐大典》卷数）。C. 佚书书名、佚文条数及各条佚文在该册《大典》中的位置。D. 签出的佚书总种数、佚文总条数（是对各签条著录佚书种数及佚文条数的汇总，如“图一”签条著录为“共书六种计十一条”，是指在《永乐大典》第2739卷中共签出佚书六种，佚文十一条。有个别的签条未填此项内容，但绝大多数都填了）。E. 发写时间（即发下誊抄该册《大典》所签出佚文的时间。其中年份是固定的，各签条均己事先印上乾隆二十八年，因而只是填写月份与日期）。F. 誊录者姓名（是指该册《大典》发下给哪位负贡誊抄。但目前本人所经眼的签条中，不知为何，没有一张署有誊录者姓名） [①]。 一般来说，每册《大典》，用一张签条填写上述各项内容。但是，如果一册《大典》中所签出的佚书较多，在一张签条上填写不下，就需用两张甚至三张填写，一起贴于本册封里上。如纂修官刘氏所签《大典》卷917 —919一册，即贴有两张签条；《大典》卷2978 -2980为一册，现存签条一张，只包括该册的卷2978 、2979，推测还有一张签条，是用来填写卷 2980的佚书的，但已脱落不存。有时，因为该册《大典》所收佚书较多，纂修官还会另用一张较大的白纸取代原签条，按签条格式将各项内容抄在上而，粘贴于该册《大典》封里，如《大典》卷2539—2540一册、卷3003 —3004一册，均是如此。 二、纂修官 我们知道，负责签出《永乐大典》佚书的纂修官从一开始就确定为三十人。据乾隆《御制文集•四集》卷17“汇辑四库全书联句”载:“《永乐大典》每十册为一函，共一千一百余函，翰林三十人，匀派分阅，按日程功。”又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办理四库全书处奏遵旨酌议排纂四库全书应行事宜折”（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一日）载:“《永乐大典》内所有各书，现经臣等率同纂修各员逐日检阅，令其将己经摘出之书迅速缮写底本，详细校正后即送臣等复加勘定，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今所办《永乐大典》内摘出各书旧本颇多，……现有之纂修三十员，仅敷校办《永乐大典》。”邹炳泰《午风堂丛谈》卷2亦载:“乾隆癸巳二月，上命大学士刘统勋等将《大典》内散篇纂集成书，总纂则纪编修昀、陆刑部锡熊，纂修三十人，余时为庶常，亦膺是选。” 那么，这三十人都是谁呢？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现存签条上的纂修官姓氏，无疑是我们考查这三十位纂修官的重要线索。兹据签条上所出现的纂修官姓氏列表如下:（图一）  结合前引“汇辑四库全书联句”等材料及上表所提供的姓氏，为考出这三十位纂修官的姓名，本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条线索来分析: 其一、这二十人，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均应出于《四库》职名表中所列的馆臣中，其中尤以职名表中三十九位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为主。 其二、这二十人应是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刚开《四库》馆时入馆者，而三月之后入馆者则可排除在外。 其三、这三十人应是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时就已任翰林官(包括庶吉士)者。 其四、如前所述，签条姓氏有旁注，是为了区分同姓的纂修官。据此推测，只要姓氏有旁注，则至少有两位同姓的纂修官。因此，上述签条显示，纂修官应有两位姓刘(其中一位为山东省人)、两位姓邹(其中一位为翰林侍讲，另一位为江西人)、两位姓庄(其中一位为陕西人)、两位姓陈(其中一位为浙江人)。 其五、如前所述，由于统一将《大典》匀派给二十位纂修官分阅，每人负责签阅《大典》的卷数范围应是相对集中的。也就是说，每人所签阅的《大典》卷数范围一般不会被别人所签阅的《大典》卷数隔开。因此，据上表考察，那些姓氏相同而又没有旁注标示区别的纂修官，如果其中间为他姓纂修官所隔开，则应视为不同的纂修官(即同姓而不是同一人)。据此又可以推知上表所涉及的纂修官中，有两位姓萧、三位姓王、两位姓林。除此之外，另有姓李、黄、吴、秦、蓝、徐的纂修官各一位。因此，这二十位纂修官中，可确定姓氏者有二十一位。 综合上述线索进行分析，参照《四库》职名表，可考出这二十位纂修官的大致情况如下: 两位姓陈，其中一位为陈昌图（浙江人），另一位可能为陈昌齐或陈初哲。 两位姓刘，其中一位为刘湄（山东人），另一位可能为刘校之或刘跃云。 三位姓王，可能出自王尔烈、王嘉曾、王坦修、王增、王汝嘉中。 两位姓庄，其中一位为庄承籛（陕西人），另一位可能为庄通敏。 两位姓邹，其中一位为邹炳泰(据前引邹氏文)，另一位为邹玉藻(江西奉新人)。 两位姓林，其中一位可能为林澍蕃，另一位不详。 两位姓萧，不详。 姓李者，可能为李尧栋。姓黄者，可能出于黄寿龄、黄轩、黄良栋中。姓吴者，可能出于吴典、吴寿昌中。姓秦者，可能为秦泉。姓蓝者，可能为蓝应元。姓徐者，可能为徐天柱。 此外，另九位可能出自范衷、闵思诚、莫瞻菉、平恕、孙辰东、俞大猷、彭元珫、沈孙琏、周厚辕、周兴岱中。 据前引乾隆“汇辑四库全书联句”可知，《大典》是匀派给三十名纂修官分阅的。也就是说，当时《大典》还剩9881册 [②]，每位纂修官约分得三百三十册。但是，据上表“签书范围”中所开列的《大典》卷数可推知，有个别纂修官的签书范围并没有这么大，如:负责签阅卷14381的萧姓纂修官，他最多只可能签阅卷14057 -14460（因为其相邻的两位纂修官中，前一位至少已签阅到卷14056，后一位至少已签阅到卷14461）这部分《大典》，共约120余册 [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原先是匀派好的，后来因为人员变动、签书进度快慢等原因而有些变化。 三、佚书佚文 各纂修官所签书单中一中著录佚书书名及佚文出处的方式，大体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例如，若一张签条所签只有一卷《大典》，则该卷签出的佚书书名按出现顺序依次开列在签条中即可（如图二所示）。若一张签条所签有两卷或三卷《大典》，则一般会分别标明各卷所签出的佚书（如图一所示）。但是，纂修官有时为贪图方便，只在签条第一行中填写所签阅的《大典》卷次，以下则通过分行另起著录的方式，来区别不同卷次中签出的佚书书名。 从《大典》中签出的佚书书名，一般沿用《大典》引用时的名称。但是，《大典》在引用时多用省称，如《周礼复古编》，省称《复古编》；别集，多称某人集，而不用原名，如《大隐居士诗集》，称《邓绅伯集》。因此，纂修官在签写中有时也会根据自己的了解作一些改动，以改回通用的名称，但这种情况并不多。 各签条签出的佚书书名下，往往会标明其佚文在本卷《大典》中的第几页、共有几条，如：邹姓纂修官所签《大典》卷489的签条载:“敬斋泛说二，三页一，七页一。”是指本卷有佚书《敬斋泛说》中的佚文两条，分别为第三、第七页各一条；刘姓纂修官所签《大典》卷901的签条载:“胡祗遹集一条，一页内至三页内。”是指《胡祗遹集》的佚文一条，在本卷第一页至第三页内；等等。有时，为方便起见，该佚书在一页中只有一条佚文时，则单标页数，而不标条数，如：萧姓纂修官所签《大典》卷2948的签条载:“石林燕语一。”是指《石林燕语》的一条佚文在本卷第一页中；又载:“晋史挥麈五。”是指《晋史挥麈》的一条佚文在本卷第五页中；等等。倘若该佚书在一页中有两条以上的佚文时，则要将条数标出，以防誊录者漏抄，如前引签条载:“马明叟实宾录七，二条，又二十四页一条。”是指《实宾录》的两条佚文在本卷第七页中，还有一条佚文在本卷第二十四页中。 因为有的佚文是出自于《大典》引文的小注中，为方便誊录者查找出处，纂修官还会将其详细出处标明，如蓝姓纂修官所签《大典》卷5245的签条载:“一统志七页小注一，八页小注一。”是指《元一统志》的一条佚文，在本卷第七页小注中，另两条佚文在本卷第八页小注中。 如果该册《大典》所收内容全部为某部佚书的佚文，则只简单标明佚书书名及该册《大典》所收的卷数即可，如：李姓纂修官所签《大典》卷19417的签条载:“经世大典一卷。”所签《大典》卷19418 —19419的签条载:“经世大典二卷。”等等。 有个别的纂修官在填写签条时，只开列佚书书名，既不标明条数，也不标明页码，如徐姓纂修官所签《大典》卷6558 —6559的签条载:“祝洙《附录》、金履祥《考证》、许谦《丛说》、杜英《旁通》、何文渊《事文引征》、马豫《缉义》、陈栎《发明》、史伯璿《管窥》、赵德《笺义》、赵德《附录》、王充耘《经义贯通先儒精义》、李好文《经训要义》、程复《心章图》、答禄《与权窥豹管》、邹霆炎《衍义》、魏公著《句解》、熊禾《标题事义》、赵次城《考义》、倪士毅《辑释》、尹和靖《言行录》、詹道《传纂笺》。以上书见有即钞。”这显然是不太负责的做法。不过，这种情况在签条中并不多见。 综上所述，绝大多数情况下，纂修官在填写签条时还是相当负责的，佚书佚文在《大典》中的详细出处标示得很清楚，既方便誊录者抄写，又方便后来的校核，为《四库》大典本辑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发写时间 如前所述，签条最后一行还要填写该册《大典》发下誊抄所签出佚文的时间，其中各签条均己事先印上乾隆三十八年，只需填写月份和日期。由于需要首先从《大典》中签出佚文，才能发下给誊录来誊抄，因此，我们也可推知，按照《四库》馆的计划，签书的工作应该是在乾隆三十八年年内就要完成的。 关于签条最后所填的时间，以往多认为是纂修官填写的签书时间 [④]。事实上，这应该是发写时间，因为：其一、每张签条中明确印有乾隆三十八年口月口日发写，肯定指的是发写时间；而且，据《四库》馆中的运作规定，发写是《四库》提调官负责的，签书的纂修官不可能来填写发写时间。其二、吴姓纂修官所签《大典》卷10287的签条所填发写时间为:“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廿七日发写。”其边上又用墨笔注上:“九月初七日发。”这说明，原计划八月二十七日发写，后因故改为九月七日发写。倘若是签书时间，何时签完是确定的，不会有更改的可能。由此也可证明签条后所填写的时间是发写时间。其三、据于敏中在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三日的一封信中说:“《永乐大典》内凑集散片，原如鸡肋。但既办辑多时，似难半途而废。此时各纂修自俱采完，何人所采最多，或竟有全无所得者，便中约叙草单寄阅。” [⑤]《永乐大典》在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己签阅完毕，而目前所见签条所填时间均为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以后的，则不可能是纂修官的签书时间。 据本人推测，每张签条由签书的纂修官填写好后，贴于《大典》封里，交回《四库》馆提调处，山提调官分发给誊录抄写，随分发时填上发写时间 [⑥]。发写是陆续进行的。从上表所列“发写时间”可看出，发写从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一直持续至十一月。由于目前所见签条有限，上述发写时间并不能代表全部《四库》大典本的发写时间。据《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所收大典本的提要可知，早在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己经有一些大典本被整理出定本并写有提要 [⑦]。因此，《大典》签条的发写时间，当在乾隆三十八年四月甚至更早。至于其发写的截止时间，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多罗质郡王永瑢等奏黄寿龄遗失《永乐大典》六册交部议处折”（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载:“臣等遵旨纂办《永乐大典》内散篇各书，所有应行采录诸条，现在陆续摘抄将峻，因派令各纂修等将已经理清粘出副本，查对原书，遂一分头详细校勘，以便迅速编排成帙。”也就是说，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誊录《大典》佚文的工作即将完成。由于发写是誊录之前的一项工作，因而发写的工作当在此之前就应结束了。 （作者简介：张升，男，1967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明清历史文献、四库学研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签条上署誊录之名。应是为了统计、考查其下作。当时可能有其它统计、考查方式。所以不在此处填写。 [②]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军机大臣奏遵查《永乐大典》存贮情形并将首卷黏签呈览片”（乾降五十九年十月十七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页。 [③]此册数是据《永乐大典存目》推算得出。《永乐大典存目》，原载《北平图书馆馆刊》1932年第六卷第一号，现收入拙编《〈永乐大典〉研究资料辑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④]如《现存永乐大典引用书目》（东方文化总委员会编，民国油印本）将《永乐大典》卷2971所贴签条称为:“乾降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八口纂修官萧签校书名一叶。”本人受其影响，亦曾认为是签书时间。并据以推测签书结束的时间。参拙作“四库馆签《永乐大典》辑佚书考”，载《文献》2004年第1期。 [⑤]于敏中《于文襄手札》，民国二十二年北平图书馆影印本，第18通。 [⑥]目前发现，有个别签条贴错了地方（即贴于不是所签阅的该册《大典》）。本人推测，其时誊录摘抄时，将所负责抄写的《大典》签条均一起揭下。在抄好佚文后，再往回贴时，未用心核对，造成了错贴。 [⑦]如:《乾坤凿度》、《春秋辨疑》、《汉官旧仪》、《魏郑公谏续录》、《帝范》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清同治年间福建刻本。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