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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文化有赖于记载这些文化信息的载体——书籍的流传而得以延续，而这些书籍遗产，除了政府的收藏外，很大程度上讲，私人藏书的作用似乎更为明显。我国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同时又是著名的大藏书家，他们在藏书、读书、著书等活动中精心收藏、刻苦攻读、勤奋著述的精神和风气，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明末清初黄氏父子藏书活动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黄居中，字明立，号海鹤，原籍福建晋江（今泉州市），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死于崇祯十七年（1644），享年83岁。万历十三年（1585年）中举，官上海教谕，曾做过南京国子监监丞，是明朝末年南京城里远近闻名的藏书家。 黄居中自幼就喜欢读书，未做官之前，他经常四处奔走，到别人家借书读，每逢见到好书，必亲自抄录收藏。他二十三岁考中了举人，先在上海，后又调到南京做官，所得俸禄，除吃饭、穿衣所用之外，其余全部用于买书。黄居中的读书和治学精神是十分感人的。比他小二十岁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钱谦益在《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中说他“寝食坐卧，宴居行役，未尝一息废书也”。到了晚年，黄居中闭门谢客，潜心阅读和校勘图书，终生以书为伴，著作有《千顷斋集》、《文庙礼乐志》、《文徽》、《论世录》等。黄居中一生“锐意藏书，老而弥笃”，收集图书6万多卷，藏于“千顷斋”中。黄居中与薛冈、张肇齐名，常熟钱谦益并谓“金陵三老”。 黄虞稷，字俞邰，又字褚园，是黄居中的二儿子。生于崇祯二年（1629），死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享年63岁，是一位精通元明史事，极有成就的版本目录学家和藏书家。黄虞稷很有天资，七、八岁就能做诗，被称为神童。他十六岁就中了秀才，年未二十，已以学问渊博，藏书丰富见称。后来他继承父志，一心埋头整理、保管父亲留下的藏书，并继续大力收藏，使黄氏“千顷斋”藏书不断增加，达八万卷之多，成为江南大家。而他“晓夜孜孜不废校仇”，不屑于追求科名，因而一生在科举上并未发达。 明末战乱之后，几乎所有大小藏书家的藏书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损失，而黄氏千顷斋的藏书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许多藏书家以及皇家藏书都遭到战火劫烬的情况下，黄氏千顷斋藏书能由明完整地保存到清，其原因之一是战火未烧到晋江，千顷斋得以幸免；原因之二是与黄虞稷的精心保管是分不开的。周亮工说他：“能守先世之书”，每年夏天黄虞稷都要晒书，经常注意防虫灭虫，书稍有破损，马上动手修补好。为了保护藏书，黄虞稷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黄虞稷在求书活动中，注意了广采和抄录两种方法的协调，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从书肆、书商手中求书，另一方面，是进行文献的抄录工作。为了不断增加藏书，黄虞稷四处访求，遇到不同于家藏的版本，总是千方百计借来校勘并抄录保藏。当时的另一个藏书家丁雄飞藏书两万多卷。黄家与丁家相距十多里路，黄虞稷经常到丁雄飞家去借读、借抄图书。后来由丁雄飞起草，两人订立了《古欢社约》，定于每月十三日，丁雄飞到黄虞稷家谈书、论学；二十六日，黄虞稷去丁雄飞家读书、抄书。以期相互交流有无，校对书中讹误，从对方那里借抄自家所缺之书。《古欢社约》是丁雄飞和黄虞稷两位藏书家之间文献资源共享的协议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两人之间必须履约遵守的协定，《古欢社约》也是我国古代藏书家之间实行资源共享的第一份文献。 黄氏“千顷堂”藏书的特点： （一）数量繁多。明代宁波的“天一阁”藏书量七万余卷；“汲古阁”为八万四千卷；名垂海内外的“海源阁”也只是十万卷。“千顷堂”在黄氏父子两人的努力下藏书达八万多卷，其数量之多是令人叹止的。 （二）各学科藏书都具有一定的特色和系统性。“千顷堂”的藏书以明代人的著作为主，明代的各类著作几乎网罗无遗，其中尤以集部为全，《千顷堂书目》的问世为以后补修《明史·艺文志》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千顷堂”收录大量的地方志，尤以金陵地区的地方文献为多，史部之中的金陵文献若加以汇总，完全可以称之为地方书目总汇；明代妇女著作在《千顷堂书目》中给予了突出的反映，尤以集部为多，据粗略统计，仅在二十八卷中就收录妇女著作达71种，数量之多在历代书目中是少见的。大量的妇女著作的收录体现了私人藏书目录的一次变革。 （三）学与用的结合。藏书目的与钻研学术相结合是“千顷堂”藏书的另一特点，由于黄虞稷毕生致力于经史和目录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藏书中这些类目的文献及明代的艺文集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不少图书连《永乐大典》中都没有收录。 （四）有相当数量的珍善本。1648年秋，清初学者钱谦益有幸到“千顷斋”一览藏书，事后发出了“得阅尽本朝诗文之未见者”的感叹；“绛云楼”的主人也在这儿读到了许多自己从未见过的书。 （五）收藏了部分外国人撰写的图书。这类图书主要集中在集部。这在当时的私家藏书中都是极为少见的。 黄虞稷在千倾斋藏书的基础上，闭门潜居，毕一生精力，编成《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共收录各类图书一万二千余种，其中经部三卷，史部七卷，子部六卷，集部十六卷，综记由宋辽金元以来直到明末各家的著书目录，网罗极富，尤其是为研究明史提供了颇为完备的直接资料。这部书目是一部在目录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著作，它明确地表述了黄虞稷的目录学理论，并因其鲜明特色而成为一部划时代的目录学著作。 黄虞稷善于藏书，又能读书，除访求图书，抄录图书外，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以校书、读书。他几十年埋首书城，涉猎经史，对明代艺文尤为见多识广，颇有研究。正是因为他读书多、学问好，所以后来被人荐举到明史馆担任编纂《明史·艺文志》的工作。这期间，他又有机会阅读大量政府所藏明代书籍，补充他根据自家藏书所编的《千顷堂书目》，使这部书目成为明代艺文书目，事实上是《明史·艺文志》的底本。 《千顷堂书目》是黄虞稷目录学理论的主要著作，该书目将明人著作分四部著录，著明撰者、卷数，往往注记撰者略传，偶或涉及成书次第、内容解说。各类之末分朝记载宋金元三朝作品，是欲补“宋志”之不完备，金元二志之全阙。《千顷堂书目》四部为：经部下设十二个子目（易、书、诗、三礼、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孟子、经解、四书、小学）；史部下设十八个子目（国史、正史、通史、编年、别史、霸史、史学、史抄、地理、职官、典故、时令、食货、仪注、政刑、传记、谱系、薄录）；子部下设十三个子目（儒家、杂家、农家、小说、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学、艺术、类书、释家、道家）；集部下设八个子目（别集、制诰、表奏、骚赋、总集、文史、制举、河曲），其中别集类收罗明集最富。此书目非藏书目录，而是明人著述目录，以“明志”为首。后虽有《明史·艺文志》，然因袭多，补缺少，《四库总目》有解题，著录却亦有限，后人欲考明集仍当以《千顷堂书目》为根本。 《千顷堂书目》收录了明代十六朝帝王将相的著作和文人平民的各种野史杂记1.2万多种，是收录明代艺文最齐全的书目，其数量是《明史·艺文志》的二倍。《千顷堂书目》在分类编目方面有以下的特点和成就。 （一）在分类方法上《千顷堂书目》采用的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法，各部之下根据文献的多少、学科的源流和变化再设子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上下有序、左右相连、立类清晰的图书分类结构。黄虞稷不拘于正史杂文志之陈规，敢于有较大突破，类目有增有减，有分有合，较诸史艺文志都有不同之处。如在史部类目中《明史·艺文志》只有十类，而《千顷堂书目》却列有十八类：《明史艺文志》集部设子目四类，而《千顷堂书目》则扩展到八类。类目的增减合分，不仅体现了黄虞稷治学严谨、学问渊博，也说明了他对于学术流派是非常清楚的。宋元以来，词典的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优秀的作品屡见不鲜，黄虞稷审时度势，在集部中率先设立了词典类。这一类目的开设不仅符合我国文学发展的趋势，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而且也使目录学这一古老的学科注入了新的内容。同类著作的编排有序这一特点在集部类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它表现在同类型的著作先以作者的科第先后为序编排，随后再按外国作家的著作、少数民族的著作、中官内监的著作、妇女、方外释道的著作等依次排列，非常地科学系统。 （二）在著录方面《千顷堂书目》是一本叙录体书目，著录项目详细，文字简练，言简意赅。书目中每本书都著录书名、卷数、作者姓氏爵里、科第等，并考订成书先后。每本下有叙录，详述成书经过。 （三）在著录版本方面《千顷堂书目》可贵之处还在于著录不同版本，可资研究版本者参考。其体例有二：①书名同，卷数异者，以小字注于后。书名亦不同者，以大字并列，隔以文字。②不同版本者，其注明分合，甚便后人。又问注刊版者，作序人。比前人只注蜀本、杭本之类，又自有其高明之处。 《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是一部全面反映黄氏藏书概况和其目录学理论的私人藏书目录，也是考究元明以来历史、学术和文献不可或缺的著作，它著书赅赡，排比得法，为后来的书目编纂工作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和方法。历代学者对其分类体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姚名达先生认为：“其分类亦多创例，如削去《乐经》，立《食货》、《刑政》二类于史部，并《名》、《墨》、《法》、《纵横》诸家于杂家。”这种有增有删的方法使分类体系显得更有朝气。郑鹤声先生指出：“史部分十八门，其簿录一门，用尤袤《遂初堂书目》之例，以收《钱谱》、《蟹录》之属古来无类可类者，最为优协。”这一论述将史部类目科学之处明确地指出来。从《千顷堂书目》的成就可以看出，黄虞稷堪称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目录学家。 《千顷堂书目》还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目录类中收录的十一种重要书目之一。百年后，《四库全书总目》即多据以考明代书籍之存亡散佚。《四库全书总目》千顷堂书目条下云：“钦定明史艺文志颇采录之”，可见四库馆臣亦知明史多过录千顷堂书目。1689年完成编纂《明史·艺文志》外，黄虞稷参加编纂的《明史艺文志稿》所著录的图书（明代人和宋、辽、金、元人的著作）超过了焦弘的《国史艺文志》很多倍。焦弘《国史艺文志》的内容，宋以前之书占十之七，宋以后仅占十之三，这就是说，《明史艺文稿》所著录的明代人和宋、辽、金、元人的著作比焦弘的《国史艺文志》多十七倍。从此，宋末至明末人的著作才有了比较完备的一部目录，黄虞稷的这一贡献是很大的。此外，黄虞稷还参加了《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工作。他的诗文著作很多，有《褚园杂志》、《我贵轩》、《朝爽阁》、《蝉巢》、《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等，可惜大都佚亡。 参考文献： [1] （清）黄虞稷撰.千项堂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 郑伟章，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9.81-83. [3] （日）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6.25-26. [4]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丛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185-196. [5] 陈少川.黄虞稷图书馆学成就初探[J].江苏图书馆学报，l998（5）.13-16. [6] 陈少川.黄虞稷藏书概况和图书馆学成就考[J].图书馆学研究，1998（2）.94-97. [7] 魏思玲.论黄虞稷的目录学成就[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3）.135-136. [8] 李庆.黄虞稷家世及生平考略[J].史林，2002（1）.20-24. [9] 彭斐章等编.目录学资料汇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12.280-281. [牛红亮：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原载：《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