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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书目 14.《考事撮要·书册市准·册板目录·书册印纸数》 鱼叔权、许篈、李植等撰 刊本 《考事撮要》原本为鱼叔权所撰，据其自序，此书“以事大交邻为主，而以各种事次之，皆日用寻常之不可阙者也”，与中国的《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之类作用相当，自“大明纪年”至“八道程途并册板目录”共二十二目。此书版本极为复杂，问世后经过十二次增补重修。据鱼氏自序，原书作于嘉靖甲寅三十三年（朝鲜明宗九年，1554），故“大明纪年”亦止于是年。据朝鲜宣祖、仁祖朝的李植（1548-1647）《重修考事撮要后序》所说：“鱼氏纪年止嘉靖甲寅，自乙卯（1555）至万历乙酉（1585），则故典翰许篈所续编云。而光海朝校检朴希贤奉朝旨纂续，纪年讫于壬子（1612），杂记则多所增减。……癸丑（1613）以后，事变尤多，而文书益佚。太学士崔公鸣吉为是惧，……建请及今修正。以植叨列副席，遂以属笔。植谨与诸提调商议，既就杂记更有所增减，又续纪年，自癸丑至乙亥（1635），则悉仿鱼氏之旧，不敢私有起例。”[54]然而据李仁荣《关于考事撮要之册板目录》[55]，许篈之前，鱼氏曾有两次续撰，第一次纪年以隆庆二年戊辰（1568）终，第二次纪年疑为万历四年丙子（1576）。此后至万历十三年乙酉为许篈续撰。再以后是朴希贤修撰本，即训练都监本，至此乃有重大改变。朴希贤《跋》云：“至于八道册板，今则烧毁，故并删去，以土产代之。”所谓的“烧毁”，指的是壬辰（1592）倭乱带来的灾难。据前间恭作《古鲜册谱》著录，此书在雍正末年及乾隆三十六年（1771）还续有改修，后者由徐命膺改编，书名易作《考事新书》，卷帙也扩大到十五卷[56]。 鱼叔权，号也足堂，中宗、明宗朝（1505-1567）人，户曹判书鱼世恭庶孙，官至吏文学官。柳希春评论他“为人信实，才学优精，有足多者”[57]。除《考事撮要》外，另著有《稗官杂记》四卷，皆富参考价值。 据郑亨愚、尹炳泰二氏所编《韩国의册板目录》[58]，共收录十三种版本的《考事撮要》，兹列其目于下： （1）万历四年（宣祖九年，1576）乙亥字本。 （2）宣祖九年乙亥字覆刻本。 （3）万历十三年（宣祖十八年，1585）木板本。 （4）万历十三年日本写本。 （5）万历四十一年（光海君五年，1613）内赐训监字本。 （6）训监字本。 （7）崇祯九年（仁祖十四年，1636）活字本。 （8）-（11）康熙十三年（显宗十五年，1674）戊申字本。 （12）-（13）雍正十二年（英祖十年，1734）前印书体活字本。 原本《考事撮要》（嘉靖三十三年本）已亡佚，现存最早者为隆庆二年（宣祖元年，1568）乙亥字本，宣祖九年覆刻乙亥字本是现存最早的坊刻本。上列前四种皆在壬辰倭乱之前，内容上差异不大，都包括了“册板目录”和“书册市准”（收书数量有别）。由于这些册板多毁于壬辰倭乱，故此后的版本中皆无“册板目录”的内容。同样，“书册市准”在崇祯九年本也改为“书册印纸数”（雍正十二年的版本又改作“书册印纸容入数”）。 “册板目录”附见于“八道程途”，是朝鲜前期在全国主要地区刊行的板刻目录。如果要了解壬辰倭乱以前京外书籍的刊行情况，这是惟一可以信赖的资料。将“程途”与“册板”结合起来，在英祖三十六年（1760）编纂的《岭湖列邑所在册板目录》中也继承了这种做法。 本书以京畿道、忠清道、黄海道、江原道、全罗道、庆尚道、平安道、咸镜道依次排列，各道之下再以郡名排列。尽管只是著录了书名，但对于朝鲜目录学史和朝鲜前期汉文化传播与普及的研究来说，此书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隆庆二年本到万历十三年本，“册板目录”所著录者不断增加，兹列表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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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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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二年本
| 万历十三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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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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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
| 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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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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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种
| 三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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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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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种
| 七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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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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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种
| 六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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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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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六种
| 三三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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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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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种
| 三九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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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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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种
| 六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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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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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种
| 一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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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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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七种
| 九九O种 |
京畿道靠近京城，故印书不多。岭南地区刻书业最为发达，所以庆尚道册板最多。这些都能在此书中得到反映。此书收录者皆为京外册板，至于中央官府校书馆册板则未收录，可参考英祖三十六年（1760）所编《芸阁册都录》；其次，各地的寺刹藏有许多佛经和俗书，也未包含在其中。第三，与当时实际所存相较，这个“册板目录”也不是完全的。李仁荣曾举出许篈《朝天记》万历二年甲戌六月初四日条：“留定州。……余出橐纸二十一卷，令印《朱子书节要》及《飘海录》。”[59]但平安道定州册板在“册板目录”中即不存。所以李氏认为现存的目录可能仅是当时实际所存册板的半数。
“书册市准”是登录以京板书为基础的图书价格和纸张数量。原本载三十一种，万历十三年版增加到三十四种。崇祯九年版改为“书册印纸数”，收录图书一百八十八种，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京城的册板状况。
15.《庆尚道册板》不分卷 写本
册板目录是朝鲜特有的一种目录，其内容是关于某地有哪些板本的纪录，可称藏板目录。中国的板本目录、地方书目、方志中的艺文志与册板目录有近似者，但后者并不是注明某书为某板，也不按照作者或内容与某地有关来著录，而是纪录何地藏有何板，以及其存佚情况、用纸多少等。二十世纪前期，陈衍修《福建通志·艺文志》，后附《福建板本志》，特别是其附录“建阳县治书板考”和“建阳书坊书板考”，与朝鲜的册板目录较为接近。与之完全一致的目录，只在少数地方志的“学校志”中可以看到。如宋代周应谷[景定]《建康志》的“文籍志”，罗𣿰[宝庆]《四明志》的“学校志”，元代袁桷[延佑]《四明志》的“学校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的“学校志”等。但这样的目录在中国较为罕见，而在朝鲜却连篇累牍。《考事撮要》的“八道程途”中已经附有“册板目录”，只是尚未独立成篇。肃宗二十六年（1700）编纂的《古书册板有处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单行册板目录，是对庆尚道二十五地的册板纪录，最后加上开城一地。
中国自宋代以来，刻书业发达的地区主要在南方，素有“浙本”、“蜀本”、“建本”之称。朝鲜的刻书业除京城以外，也集中在南方的全罗道、忠清道和庆尚道，尤其是在岭南地区的庆尚道，所以此地的册板目录也最为丰富。本书是对庆尚道二十一地册板情况的纪录，约成书于英祖六年（1730），与《古书册板有处考》的成书年代相距三十年。将两书纪录的地方去其重复，共有三十九地，结合起来看，可以对当时庆尚道的出版状况有一基本估计。兹将两书纪录列表对照如下：
地名
古书册板有处考
庆尚道册板
庆州
五十一种
四十一种
安东
二十种
二十三种
尚州
十一种
十二种
晋州
三十种
十七种
星州
十七种
二十三种
金海
二种
三种
昌原
三种
一种
密阳
十五种
一种
善山
十种
四种
河东
二种
大丘
四种
七种
荣州
五种
永川
十种
九种
草溪
三种
咸安
二种
丰基
三种
一种
昆阳
八种
醴泉
七种
陕川
八种
三种
宜宁
一种
清道
六种
四种
咸阳
五种
一种
知礼
二种
固城
三种
一种
义城
九种
营上
三十五种
山阴
三种
居昌
一种
金山
三种
蔚山
三种
玄风
二种
兴海
八种
青松
二种
礼安
二十种
荣川
七种
宁海
一种
仁同
三种
顺兴
一种
河阳
一种
巨济
四种
二三七种
二四五种
在对具体的册板作进一步了解以后，可以有助于我们对当时岭南地区的文化状况的研究。
16.《诸道册板录》不分卷 写本
本书是对全罗、忠清、庆尚、咸镜四道册板的纪录。约成书于英祖二十五年（1749）。
书中著录板本，（1）全罗道：包括全罗监营二十五种，威凤寺十七种，松广寺一种，石溪书院二种，南古寺二种，花山书院二种，监营新备八种，西门外私板四种，南门外私板十二种，左水营二种，右水营一种，罗州一种，光州七种，绫州三种，顺天六种，长兴二种，长城三种，灵岩六种，淳昌二种，乐安一种，古阜二种，宝城一种，龙潭十种，昌平三种，云峰二种，务安五种，海南四种，求礼一种，南平一种，龙安一种，玉果一种，珍山一种，泰仁灵光三种。以下著录“册纸产邑”和“刻手”。（2）忠清道：包括忠清监营三种，林川十五种，天安一种，沃川二种，清州十三种，公山十种，韩山三种，沔川二种，清风四种，怀德五种，槐山一种，泰安二种，鲁城七种，保宁一种，礼山三种，新昌二种，文义一种，报恩四种。（3）庆尚道：包括庆尚监营三十一种，庆州十四种，礼安十五种，善山七种，龙宫一种，永川七种，玄风五种，高灵一种，义兴三种，青松二种，星州二十一种，清道七种，梁山一种，安东十六种，兴海一种，安义三种，山清二种，宁海一种，晋州五种，固城三种，陕川九种，仁同三种，居昌二种，尚州二种，密阳一种，咸阳四种，宜宁一种，开宁一种。（4）咸镜道：包括咸镜监营四十一种。
此书著录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朝鲜时代的地方册板，除官厅以外，在寺院和书院也有藏、刻，英祖十六年（1740）编纂的《册板置簿册》和十九年编纂的《三南所藏册板》中曾著录威凤寺、松广寺、石溪书院、华山书院的册板，本书也有著录。其次，在全罗道之末，著录了“册纸产邑”和“刻手”，前者有“淳昌”等十四地，而在《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中，只有在“全罗道·全州府”的“土产”一目下，有“纸（品上）”的纪录[60]，因而此书的纪录可以补充《胜览》之不足。“刻手”则纪录了当时刻字的工钱，既有大小字的分别，又有阴阳刻的差异。此外，在忠清道“大兴”一地著录了“铸字”，后来的《完营册板目录》中在“大兴”下纪录：“无他册板，只有铸字二斗许（在牛泉祠宇）。”
17.《完营册板目录》不分卷 写本
完营乃各道监营的别称，相当于现在的道厅（即省政府）。本书是英祖三十五年（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全罗道监营呈进朝鲜国王的原本，是对当时全罗道、忠清道、庆尚道和咸镜道监营所藏书籍板本的纪录。每一书名之下，记载用纸数量、是否刓缺以及作者姓名。首页盖有“观物轩”和“重极之章”两印，可知此书曾经正祖御览。
朝鲜时代的刻书业以南部三道最为发达，此书封面题名为“三南册板目录”，也是以南部三道为主要著录对象的。其册板收藏情况如下：
全罗道：全州八十一种，罗州十一种，南原十四种，尼山七种，云峰一种，光州十七种，绫州七种，长城五种，潭阳九种，宝城九种，高山四种，古阜二种，顺天十六种，海南五种，泰仁十种，金沟七种，南平十二种，益山二种，扶安三种，砺山八种，长兴五种，灵光八种，昌平八种，龙安一种，兴阳一种，玉果四种，唐津四种，求礼四种，务安七种，左水营四种，右水营七种，龙潭十四种，锦山五种，灵岩十种，乐安二种，镇安四种，同福十二种，淳昌五种。
忠清道：忠清监营三种，林川二种，忠州十三种，天安一种，沃川二种，清州十六种，公山十种，韩山三种，沔川二种，清风四种，怀德五种，槐山一种，泰安二种，丹阳二种，保宁一种，礼山三种，新昌二种，燕歧一种，报恩三种，文义一种（列于全书之末）。
庆尚道：营上二十八种，庆州十四种，礼安十七种，善山七种，龙宫一种，永川七种，玄风五种，高灵一种，义兴三种，青松二种，星州二十一种，清道七种，梁山一种，安东十七种，兴海一种，安阴三种，山阴二种，宁海一种，晋州六种，固城三种，陕川九种，仁同三种，居昌二种，尚州二种，密阳一种，咸阳四种，宜宁一种，开宁一种。
咸镜道：营上四十二种。
在此书以前，著录南部三道册板目录的有英祖十九年（1743）编纂的《三南册板目录》，英祖二十五年（1750）编纂的《诸道册板录》。此后则有英祖三十六年（1760）编纂的《岭湖列邑所在册板目录》、《册板录》，专门著录全罗道和庆尚道的册板。而正祖十五年（1791）以后编纂的《五车书录》，纪录全罗、忠清、庆尚、咸镜四道的册板，是对本书著录册板的再调查，分为不刓秩、刓秩、烧烬秩、昔有今无帙等。前后参照，既可以了解当时册板之发达，又可以看出其源流变迁。
18.《镂板考》七卷 徐有榘撰 写本
此书正祖二十年（1796）命阁臣徐有榘编，是当时中央和地方册板的总录。据正祖《群书标记》云：“世祖朝大提学梁诚之请置奎章阁，以奉御制、峙图籍。又请令列邑开录书籍藏板，上送典校署使之考察。世祖亟称其可行，而未及施用。予于丙申置奎章阁于内苑，建官藏书，多用诚之议。粤二年戊戌下谕诸道，公私所藏刊书板本，并令计开录上自本阁，考察其存佚。……丙辰复命阁臣徐有榘，取中外藏板簿，分门类次，汇成目录。每一书必标其撰人姓名、义例大致，而卷帙之多寡，板本之所在，无不备著而该载。为其专录剞劂之本，故曰《镂板考》。”[61]
徐有榘（1764-1845），字准平，号枫石，达城人。大提学命膺之孙，《奎章总目》撰者徐浩修之子。正祖十年（1786）中进士，十四年登文科。历任翰林待教副学、吏兵判书左右参赞。谥文简公。有《枫石集》。另有《种藷谱》、《林园经济志》、《汉阳岁时记》、《金华耕读记》等。
《镂板考》共七卷，卷一为御撰二十种，御定四十六种，总计六十六种；卷二为经部，计总经类四种，易类六种，书类三种，诗类二种，礼类三礼之属三种、杂礼之属十七种，春秋类二种，四书类五种，小学类五种，总计四十七种；卷三为史部，计通史类十一种，杂史类二种，传记类总录之属九种、别录之属三十五种，掌故类地理之属十种、职官之属一种、政书之属三种，史评类三种，总计七十四种；卷四、卷五为子部，计儒家类四十种，兵家类十五种，医家类七种，天文筹法类四种，术数类堪舆之属三种、占筮之属一种、命书之属四种、阴阳五行之属二种，杂纂类三种，说家类五种，类书类三种，译语类十七种，道家类三种，释家类十二种，总计一百十九种。卷六、卷七为集部，计楚辞类二种，总集类十七种，别集类二百八十五种，总计三百四种。
在册板目录中，此书是惟一依四部分类的，这一方面固然受到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徐浩修所编《奎章总目》一脉相承。其《凡例》云：“古今簿录之学有七略、七志、七录、四部、五部之异，而惟唐之经史子集四类为后来书目家不易之例。是书分门立纲，亦用四类，而若其宏纲之中，细目条分，则又损益折衷于历代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钟音《浙江遗书总录》诸书。”
将御制诸书列于四部之首，也同样有所继承。《凡例》云：“唐徐坚《初学记》，以太宗御制升列历代之前，盖尊尊之大义，宜然也。焦竑《国史经籍志》、朱彝尊《经义考》并遵前规。今另立御撰、御定二目，……冠之四部之首。而亲撰曰御撰，命撰曰御定。”如焦竑《国史经籍志序》云：“以当代见存之书，统于四部，而御制诸书则冠其首焉。”[62]至于“御撰”、“御定”二目，则为徐氏自立。
本书依四部分类，每一类中又按编纂年代著录。六百十种册板中，东国著作占四百九十八种，计高丽八种、朝鲜四百九十种。中国著作占八十五种，另有二十七种著者未详。
本书所著录的册板，是调查了汉城官衙，八道监营，各府、牧、郡、县、书院、寺刹和私家收藏而作成。这是除《大藏经》目录以外，在朝鲜最为详细的册板解题目录。从册板收藏之所来区分，大致有官署、书院、寺刹和私家之别。同一著作也有在不同机构同时刊刻者。兹表列如下：
御撰
御定
经
史
子
集
总计
官署
27
99
41
50
129
107
453
书院
1
19
25
18
105
168
寺刹
3
3
11
13
22
86
138
私家
2
17
19
总计
30
103
71
90
169
315
778
在官署藏板中，属于中央官署的有十一处，御制类的书几乎都由那里刊刻。地方八道官署七十九处，但庆尚道一地就占二十九处，其册板也占三分之一强。书册板中以文集为多，尤其是陶山书院（李退溪创立）藏板最多，另外书院无佛书册板。寺刹板还是以庆尚道最多，子部所藏多为佛经。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岭南文化的兴盛。
徐有榘又有《林园经济志》一书，其中“怡云志”所附“京外镂板”，也是一个册板目录。从内容上看，它与《镂板考》是一致的，但较为简约。两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韩国郑亨愚、尹炳泰在《韩国의册板目录》中收录了此书，“解题”认为“京外镂板”可能是《镂板考》的初稿[63]。我认为不是。《镂板考》成书于正祖二十年，徐氏三十二岁，而《林园经济志》则穷其毕生之力完成，时间当在其八十岁前后。从成书时间上看，《镂板考》完成在先。另外，在“京外藏板”的最后，有“镂板考”三字，这正说明“京外藏板”是从《镂板考》中抄出的。
现存《镂板考》有四种抄本，分别藏于汉城大学校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和高丽大学校图书馆。此外，还有1941年6月20日洪命憙校订本，由大同出版社铅印出版。
19.《各道册板目录》不分卷 写本
据首页“道光庚子编”五字，可知本书编于朝鲜宪宗六年（1840），这是对当时朝鲜各地（除咸镜道以外）册板的总记录，并且将藏板区分为完全、刓缺、破伤，旧刊、新刊，私板、官板等，对所用纸张数量也作了仔细记载，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全国刊刻分布的大致情况。
京畿道：包括北汉二十六种，南汉三十四种，华城府一种，开城府三种。
江原道：包括原州一种，宁越一种、铁原五种。
忠清道：包括文义二种，韩山五种。
黄海道：包括兵营一种，海州五种。
全罗道：包括全州六十一种，罗州三种，绫州二种，南原二种，顺天一种，长城一种，灵岩五种，昌平一种，海南二种，泰仁十八种。
庆尚道：包括庆州二十四种，安东四十一种，尚州二十一种，晋州六种，星州十四种，大邱四十种，蔚山二种，东莱三种，善山八种，仁同五种，漆谷四种，河东五种，巨济一种，居昌三种，清道六种，咸阳三种，永川十四种，醴泉二种，丰基一种，梁山二种，咸安八种，陕川六种，金山三种，庆山一种，知礼二种，高灵一种，玄风五种，军威二种，礼安十种，昌宁一种，泗川二种，安义五种。
平安道：包括平壤四种，宁边四十二种，成川十一种，江西三种。
20.《庆州府校院书册目录》不分卷 写本
本书是高宗朝（1863-1895）庆尚道庆州府的龟岗书院、东江书院、仁山书院和梅月祠所藏书册的纪录。包括书院名、所享人、藏书书目及卷数，计龟岗书院二十八种、东江书院二十种、仁山书院十三种、梅月祠一种，其著录次序除儒家经典外，以被供奉祭祀者的著作居首，如龟岗书院祀李齐贤，故《礼记》十七卷后，即以《益斋集》三卷、《栎翁稗说》一卷相次；东江书院祀孙仲暾，《周礼》七卷后即为《愚斋集》二卷；仁山书院祀宋时烈，《尤庵集》八十卷居首；梅月祠祀金时习，藏书仅有《梅月集》六卷。
21.《岭南各邑校院书册录》不分卷 写本
本书是对庆尚道庆州府的乡校、西岳书院、玉山书院、崇烈祠，安东府的三溪书院、虎溪书院、泗滨书院，尚州府的道南书院、玉成书院、近岩书院，星州牧的桧渊书院、武屹书斋等校院的藏书记录。编撰年代不详。
所谓校院，即指乡校和书院。朝鲜时代的乡校和书院素有藏书的传统，书院的藏书分两类，一类是寺院以私财购入或翻刻，一类是由国家特赐，后者仅限于赐额书院。例如，《中宗实录》三十六年五月丁未条记载，白云洞书院“开基时掘地得铜器三百余斤，贸书册于京师而藏之”。[64]又李滉《迎凤书院记》云：“贸书千余卷以藏之。”[65]此乃书院自行购买者。而据《镂板考》记载，出于书院的册板达一百六十八种，超过寺刹和私家。赐额书院指的是由国家诏定书院名称，并宣赐模写的额板（往往由国王书写），同时还颁赐田地和书籍，免除赋税。据《增补文献备考》卷二百十《学校考九》记载，明宗五年（1550）“赐额曰绍修书院，命大提学申光汉作记，仍颁《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书院赐额始此）”[66]。明宗九年，以郑梦周“生长之地创建书院，扁额、书册、奴婢、田结一依绍修书院例颁降”[67]。本书所涉西岳书院、玉山书院、崇烈祠、三溪书院、虎溪书院、道南书院、桧渊书院等皆为赐额书院。本书“玉山书院”下就著录了宣赐书目，从“《礼记》三十卷”至“《御定朱书百选》三卷”共十五种。
书院有各种院规，其中也有关于书籍的条目，如《绍修书院院规》云：“邑宰子弟，不得擅使书册。”[68]《西岳书院院规》云：“院书册及器用，切勿出院门。”[69]《伊山书院院规》云：“书不得出门。……书出易失。”[70]因此，书院藏书便得到很好保存[71]。
朝鲜时代的教育文库有官学与私学之别。官学系统包括太学（尊经阁）、四部学堂、乡校，私学则为书院。乡校的设置可溯源于高丽朝仁宗年间，至朝鲜时代遍及全国。其书籍来源皆为官方颁赐。《世宗实录》十七年乙卯十一月癸亥条载：“传旨各道监司，《性理大全》及《四书五经大全》，……实理学之渊源，学者当先讲究者也。……欲印置于乡校者，……收其纸以送，则皆许印送。”[72]同书二十三年辛酉十月辛巳条载：“印《直解小学》二百本，颁赐各官、乡校及文臣。”[73]又《文宗实录》元年辛未四月甲戌条载：“礼曹请：平安道慈城郡新设乡校，未有书册，请令诸道板子所在官，印四书三经各二件以送。从之。”[74]至于乡校书库之有目录，则起于成宗朝（1469-1494）领事韩明浍的建议。《成宗实录》五年甲午十二月癸未条载韩氏启云：“州府郡县学校疏阔，……请自今乡校室宇书册，并录解由。……上纳之。”[75]本目录中有关庆州府乡校藏书的记载，就反映了这一情形。
四、史志书目
22.《东史·高句丽艺文志》 李钟徽撰 刊本
本文是李钟徽所著《东史》中的一篇，载于其《修山集》卷十二。
李钟徽（1731-1786），字德叔，号修山，全州人。其父廷喆为判府事，他以荫仕官至公州判官。《修山集》为其遗稿，《东史》见于卷十一至卷十三，乃纪传体史书。有本纪四、世家四、列传七、年表三、表三、志十六。其古史观乃以高句丽为中心，故十六志中，属高丽者七（天文志、历志、五行志、选举志、舆服志、百官志、礼志），属高句丽者有六（艺文志、律历志、天文志、地理志、刑法志、五行志），未标明者三（礼乐志、食货志、神事志），但细考后三者，实际仍然以高句丽为中心叙述。又新罗、百济亦往往附见于高句丽（如律历志、地理志、五行志）。这与金富轼《三国史记》以来的史学观是不同的。
三国时代的文献流传后世者极少，本文能纪录者，亦不过“《留记》百卷、李文真《校正》五卷及乙支文德《遗于仲文》诗四句，与夫唐所赐《老子道德上下经》而已”，虽云“今分史家、诗家二类附于后以存其体”，实际亦无可附者。今人李圣仪、金约瑟编《罗丽艺文志》，共著录高句丽二种、百济八种、新罗一百三十五种[76]，可见以文化发达程度论，三国时代实当以新罗为中心。
23.《燃藜室记述别集·文艺典故》一卷 李肯翊撰 写本
本书是一种特殊的书目，乃作者根据各类文献记载辑录而成。
李肯翊（1736-1806），字长卿，号燃藜室，全州人，圆峤李匡师之子。颖悟绝人，著述甚富。其人身历英祖、正祖、纯祖三朝，在朝鲜朝党争时期，强烈主张“少论”之说，及“老论”当政之时，全家被祸，屡遭窜谪，著述亦多亡佚，惟《燃藜室记述》一部流传至今。其书“官职典故”的“登科总目”条止于正祖十八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则其书当完成于正祖十九年。此书与韩致奫之《海东绎史》、安鼎福之《东史纲目》并称为朝鲜后期三大史书。
《燃藜室记述》分本集、续集和别集，其书博采朝鲜时期野史杂记，仿纪事本末之体，历叙自上古檀君至三国鼎立时代的沿革，分类详述朝鲜太祖朝至肃宗朝政事。别集则依照朝代、祀典、事大、官职、政教、文艺、天文、地理、边圉及历代等主题，一一辑录其典故。李氏虽身受党祸，但其著述却能保持客观，不做偏颇之论。其书“义例”云：“每于各条下书其引用书名，删削其繁冗处虽多，而不敢以己意增加论辨，窃附述而不作之义。自东西分党之后，彼此文籍毁誉相反，而记载者或多偏主一边。余则并为据实收录，以俟后之览者各自定其是非焉。”可见其著述宗旨，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纪录是较为可信的。
本书收录的“文艺典故”见于“别集”卷四，其内容包括学问、文章、笔法、画家、书画家、族谱、铸字、谚解、舆地胜览、经国大典、礼书类、文集、野史类、兵书类、译家类。自“学问”至“书画家”，以人为纲叙述，“族谱”和“铸字”则以事为纲，“谚解”以下乃以书为纲。“文艺典故”辑录资料的下限直到正祖朝，如“铸字”提及正祖时的丁酉字和壬寅字，又引及正祖的《日得录》。本书偶尔有作者直接表达意见处，用“藜述补”表示，如“族谱”中有三则。本书在完成后有续补，用“补”来表示，如“铸字”有两则，“谚解”有一则。又本书引用诸书，略有改动之处，如“文集”引用成伣《慵斋丛话》罗列自崔致远至当时的文集，徐居正之《东文选》原在金台铉《东国文鉴》后，本书改到徐氏《四佳亭集》后，将一人著作归在一起。又如成伣在叙及祖先或兄长的文集时，往往用“我曾祖公”、“我伯氏”、“我仲氏”相称，本书皆为之补出姓名。但有些改动则由于抄书时的草率所致，如崔滋“《东人文》几十卷”，本书抄作“《东人文几》几十卷”；《双明斋集》为李仁老所著（李氏号“双明斋”），本书改作“崔谠”；“《西河集》断简一帙”，本书抄作“《西河集断简》一帙”；崔瀣《农隐集》（案崔瀣号“猊山农隐”），本书误作“崔滋”，等等。又本书一方面将徐居正编著之书归在一起，但崔滋的《东人文》和《补闲集》却分列二处，崔瀣的《三韩诗龟鉴》和《农隐集》也同样如此，体例不一，有可议者。
24.《海东绎史·艺文志》六卷 韩致奫撰 写本
《海东绎史》是韩致瀣据中国和日本的文献记载，上自经传，下至丛稗，引用书目达五百四十余种，积十数年之功而编成的一部纪传体韩国通史，凡七十一卷（一本为七十卷，乃将卷三十二“氏族”并入卷三十一“官氏志二”，其余类目次序亦有所变）。惟《地理考》未及完编而弃世，从子镇书补成十五卷。据其曾孙日东撰《行状》所述，韩致奫，字大渊，号玉蕤堂。英祖四十一年（1765）十一月四日生，三岁丧父，其母备尽鞠养提诱之方。九岁读书通大义，弱冠已驰名升庠，正祖十三年（1789）进士及第。但仕途坎坷，乃专心治学。甚爱蓄书，家藏中东奇书数千种。《海东绎史》为其晚年撰述。纯祖十四年（1814）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五十。阮堂金正喜挽之云：“宏雅王伯厚，精博顾亭林，以此评君者，犹非识君深。”[77]
《艺文志》是《海东绎史》中篇幅最大的部分，共十八卷（自四十二卷至五十九卷），其中四十二卷至四十五卷为“经籍”，四十六卷为书画碑刻，四十七卷至五十八卷为诗文作品，五十九卷为杂缀。其“经籍”类分总论、本国书目、中国书目，书目下又依经史子集分类。“总论”是以时代为序，记述中日韩三国的书籍交流、读书风尚、书籍存佚及藏书制度。“本国书目”指本国人撰写或在本国印行的书籍。“中国书目”指中国人撰写的著作中涉及中韩或日韩图书交流的书籍。在“中国书目”之末专立“东国记事类”，专门著录中国人记载东国事物的书籍。
由于此志皆根据作者耳目所及的中国或日本的文献，并引用其中有关三国图书关系的资料编辑而成，因此，其著录的书籍从数量来说并不多，但却为研究历代中韩日三国的书籍交流提供了一个基本资料，因而值得重视。另外，中日典籍中的记载有时并不准确，作者也有必要的案语以作说明。例如，自欧阳修《日本刀歌》中说“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以来，中国的文献中，常有高丽、日本藏百篇尚书的记载，本书则引用申维翰、元重举与日本文人的交谈，予以辨证。又如《朝鲜史略》，《浙江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皆谓撰人姓名不著，本书案语曰：“按《东国史略》有二种，一则太宗三年癸未命权近与河仑、李詹同修撰进者，一则世祖朝高灵君、申叔舟所撰。”又如《三韩诗龟鉴》，《异称日本传》称选者为“赵玄仡”，本书案曰：“赵玄仡当作赵云仡。”又如“李达《荪谷集》”下案语云：“《列朝诗集》载荪谷诗三十六首而不载姓名，竹垞《诗综》既载李达诗一首，又载荪谷诗五首，而曰不详其名。中国人记外国诗，毋怪其疏漏如此。”东亚图书交流是汉文化圈研究的重要课题，虽然本志辑录的材料尚不完备，但对于今人的研究仍然是可资参考的。
25.《东国通志·艺文志》二卷 朴周钟撰 稿本
《东国通志》是朝鲜纯祖至高宗朝学者朴周钟所撰，纪录新罗至朝鲜朝制作典章沿革损益之事。据权相翊《山泉先生朴公行状》所述，此书乃“仿《汉书》‘十志’，而加学校、选举、百官、舆服为‘十四志’。上自檀、箕，至我纯庙，制度沿革，了然可考。”[78]共二十四卷。“艺文”为十四志之一，共二卷（卷之十六、十七）。全书编定于高宗五年（1868）十月。
据《醴泉邑志》记载，朴周钟（1813-1887），字闻远，号山泉，咸阳人佥知弼宁之子。学行纯笃，文章雄博。除本书外，还著有《四七考证》、《乡约集说》、《勉学类鉴》等书，有《山泉文集》十四卷。及卒，会葬者八百余人。
本书《艺文志》分上下篇，上篇分二十一类，约略为经史子三部，下篇为集部。写法亦仿照《汉书·艺文志》，首列序文，其次依类著录，每类之后有论，结构同于《汉志》。上篇序文历叙自箕子东来经新罗、高丽至朝鲜正祖时代与中国的图书交流，可谓一图书交流简史。同时揭示其著录之书，乃“追原前代，参以国朝之掌故，著于篇”。全书著录图书二千一百六十余种，每书之下，略记作者名号、时代、仕履、谥号等，似仿《千顷堂书目》。上编是经籍（凡五十余家总二百五十余卷）、儒家（凡百余家总四百八十余卷）、史家（凡百余家总七百三十余卷）、华史记述（凡七十余家总二百七十余卷）、文编（六十余家总七百余卷）、御制文编（总百余卷）、诗歌（诗二百二十余卷，歌五十余曲）、御制诗歌（总千余篇）、表赋（总二十余卷）、字书（总二十余卷）、杂纂（凡九十余家总三百余卷）、典章（编录总三百余卷）、象纬（凡二十余家总三十余卷）、舆地（总一百二十余卷）、农家（总一十余卷）、兵家（总六十余卷）、医家（总八十余卷）、卜筮家（总十余卷）、译家（总六十余卷）、阴阳家（总十余卷）、释家（总七十余卷）。下编为集部书，分文集、闺秀集、傍流集、释子集。“儒家”的位置仅次于“经籍”，而在“史家”之前，表示对儒学的尊重，不混同于一般的子部。卷首开宗名义云：“道与文不可歧而二之也。古之君子深明道，则其言灿然而成章，非以为文也。不明乎道而徒事乎文，言虽工而不达乎理，恶足以为文乎？”完全是儒家的文道观。其“儒家类”论曰：“程子曰：孟子没，千载无真儒。而真儒之兴，肇自吾宋周、程、张、朱方得粹然著于天下。”“华史记述”专门著录中国典籍中有关海东记录的文献，也包含了日本文献，如《和汉三才图会》、《吾妻镜》。“文编”至“表赋”属集部，“字书”属经部，“杂纂”至“舆地”属史部，“农家”至“释家”为子部。下编为集部，其序重申为文当“先明乎道”。总之，其分类虽不免混乱，但大致尚依照四部法进行。
此书仅存作者手稿本，故原书有添加或删改之笔迹。
26.《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九卷 刊本
本书是海东历代文物制度之汇集，历经英祖、正祖和李太王时期而成。
追溯此书之形成，始于英祖朝金致仁等撰修之《东国文献备考》。据《英祖实录》四十五年（1769）十二月壬申条云：“命刊《东国文献备考》。其书凡例悉仿《文献通考》，而只搜辑我朝事，选文学之臣以领之，昼夜董役。”[79]次年完成，前后不到半年时间。书成，凡十三考一百卷，即象纬、舆地、礼、乐、兵、刑、田赋、户口、财用、市籴、选举、学校、职官。但成书匆促，阙误难免。所以安鼎福《与洪参判名汉书》四通就有对此书的考误，丁若镛也专门有《文献备考刊误》。正祖六年（1782）李万运又补续之。据《群书标记》六记载：原书“开局日月，未满半载，承命诸臣，又皆分任编摩，其体裁之或相牴牾，事实之或有疏误，亦其势宜然也。予思欲重加订正，以继述志事。会闻荫官李万运颇娴东国典故，遂举而畀之。规模则一遵原书，叙述则博考群籍，勘证其讹谬，补直其阙略。又以原书出后典章，汇类附入”[80]。至二十年（1796）全书完成，增加了物异、宫室、王系、氏族、朝聘、谥号、艺文七考，凡二十考二百四十六卷，易名《增订文献备考》。书成而未能刊印。至李太王时，又命阁臣在原书基础上删繁就简，以“物异”附于“象纬”，“宫室”附于“舆地”，“王系”改为“帝系”而以“氏族”附之，“朝聘”改为“交聘”，“谥号”附于“职官”，凡十六考二百五十卷。全书完成于李太王十年（1906），纪事止于八年，又更名《增补文献备考》，于隆熙二年（1908）以铅活字印刷。
《艺文考》始出于正祖朝李万运修撰本，今本与李本的差别，据凡例称：“李本《艺文考》，书籍一以入梓者分类载录，然文字之显晦，不系乎作者之深浅，后人之取舍，未必有一定之公眼。故今无论入梓未入梓，并随宜载录。”今本《艺文考》共九卷，分十九类：1.历代书籍，下分总论、购书赐书、献书、进书中朝、华史中记东事编目五子目，可称中韩书籍交流简史。2.历代著述，是新罗时代至李太王光武七年（1903）的书籍史。3.史记。4.御制，从箕子《洪范》至哲宗朝；又御定，自高丽太祖至光武七年。5.儒家类，共二百五十二种。6.典章类，共五十六种。7.文章类，共四十三种；附歌曲类，共三十九种。8.故实类，共五十九种。9.纂辑类，共七十六种。10.象纬类，共十九种。11.舆地类，共三十六种。12.兵家类，共十八种。13.字书类，共十九种。14.抄集类，共十种。15.译舌类，共十一种。16.医家类，共十四种。17.农家类，共四种。18.释家类，共十九种。19.文集类，依一般文集、闺秀、释子为序著录，共一千八十二种。
本书著录典籍，往往引用相关资料以资发明，若有问题则加案语说明之。如“历代书籍，进书中朝”引用明胡应麟《甲乙賸言》云：“国初，朝鲜献《颜子》，朝议以为伪书，却之。”案语云：“《賸言》所谓国初，指明之初载也。国初献书之事，不见于东国记载。且颜子早世，无著书之事。若有之，岂不概见于通纪、学统之流？而中国所无之书，东国顾安得有之？应麟之说，不攻自破耳。”又著录诸书，多能注明其存佚，如“文章类”著录《李翰林集注》、《柳文事实》，二书为高丽朝文淑公崔惟清奉诏撰，皆注明“今不传”。又有互见例，用“详见”、“见”、“注见”等表示。
注释：
[54] 《泽堂集》卷九，《韩国文集丛刊》第88册，页154。韩国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
[55] 《考事撮要の册板目录について》，文载《东洋学报》第参拾卷第二号，1943年5月。
[56] 《古鲜册谱》一，页532-535。
[57] 朝鲜史编修会编《眉岩日记草》四，甲戌五月二十四日，页381。朝鲜总督府，1938年版。
[58] 韩国保景文化社，1995年版。
[59] 《考事撮要の册板目录について》。
[60] 卢思慎等撰《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三十三，页577。韩国明文堂影印本，1994年版。
[61] 《弘斋全书》卷百八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页577。
[62] 《明史·艺文志》附编，页783。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3] 《韩国의册板目录》（补遗·索引），页212。保景文化社，1995年版。
[64] 《朝鲜王朝实录》第18册，页446。
[65] 《退溪集》卷四十二，《韩国文集丛刊》第30册，页448。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
[66] [67] 弘文馆纂集校正《增补文献备考》卷二百十，页1。隆溪二年活字本。
[68] 转引自柳洪烈《朝鲜に於ける书院の成立》，《青丘学丛》第三十号，页103， 1937年11月。
[69] 同上注，页104，
[70] 《退溪集》卷四十一，页430。
[71] 韩国李春熙《朝鲜朝의教育文库에관한研究》，其书附录有“现存书院藏书目录”和“现存乡校藏书目录”，资料甚详。即便在今天看来，书院藏书也大大超过乡校藏书，这应该与朝鲜时代的藏书传统有关。见页89-296。景仁文化社，1989年版。
[72] 《朝鲜王朝实录》第3册，页657。
[73] 《朝鲜王朝实录》第4册，页367。
[74] 《朝鲜王朝实录》第6册，页372。
[75] 《朝鲜王朝实录》第9册，页170。
[76] 韩国弘文书馆，1964年版。
[77] 韩日东《玉蕤堂韩公行状》引，《韩国史书丛刊》4《海束绎史》附录，页527。韩国骊江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版。
[78] 《山泉先生文集》附录。
[79] 《朝鲜王朝实录》第44册，页3420
[80] 《弘斋全书》卷百八十四，页577。
[张伯伟：南京大学中文系。]
原载：《文献（季刊）》2005年1月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