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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草堂诗余》，又名《精选名儒草堂诗余》、《续草堂诗余》、《凤林书院草堂诗余》。此书不著编者姓名，有凤林书院三卷本，收录元初63位词人的203首词。后人对其多有评价，并褒扬备至。如厉鹗《元草堂诗余跋》云： 元《凤林书院草堂诗余》三卷，无名氏选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皆南宋遗民也。词多凄恻伤感，不忘故国，而于卷首冠以刘藏春、许鲁斋二家，厥有深意。至其采撷精妙，无一语凡近。弁阳老人《绝妙好词》而外，渺焉寡匹。余于此二种，心所爱玩，无时离手。每当会意，辄欲作碧落空歌，清湘瑶瑟之想。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詹天游词”条云： 《凤林书院草堂诗余》无名氏选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并皆南宋遗民，词多凄恻伤感，不忘故国，而于卷首冠以刘藏春、许鲁斋二家，以文丞相、邓中斋、刘须溪三公继之，若故为之畦町。当时顾忌甚深，是书于有所不敢之中，仅能存其微旨，度亦几经审慎而后出之。 近人陈匪石亦云： 《元草堂诗余》三卷……樊榭谓其采撷精妙，无一语凡近。《绝妙好词》外，渺焉寡匹。盖辑者名虽不传，而必为元代一大作手，且渐染南宋之风。其辑为是书，则别有深意在。上卷十四人、六十二首。中卷二十五人、六十八首。下卷二十四人、七十三首。其确为元人者，只刘藏春、许鲁斋两家，余皆南宋遗民。其词皆樊榭所谓“凄恻伤感，不忘故国”者。是名虽属元，实乃南宋余韵，盖草窗、碧山、玉田、山村之所倡导，如张翥、张雨、邵亨贞等，皆属此派。在元代，词学为南方之一流别，与北人平博疏快者迥乎不同。 综上所引，诸家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元草堂诗余》是南宋遗民词的结集，词多凄恻伤感，不忘故国。由厉鹗发端，况周颐还推测了“当元世祖盛棱震叠，文字之狱，在所难免” ，是此书“于有所不敢之中，仅能存其微旨”的时代背景。而陈匪石则由厉鹗所云是书“采撷精妙，无一语凡近”，“《绝妙好词》而外，渺焉寡匹”，推出此书“渐染南宋之风”，“为南方之一流别，与北人平博疏快者迥乎不同”的看法。这是《元草堂诗余》接受过程中第一个比较普遍而通行的看法。 第二个通行的看法则认为《元草堂诗余》是一部江西词人群的结集。这个观点仍然发韧于厉鹗，厉鹗在其《论词绝句》中云：“送春苦调刘须溪，吟到‘壶秋’句绝奇。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 此后便有不少继踵者，比如马群《〈名儒草堂诗余〉探索》一文。不过与陈匪石所谓“实乃南宋余韵，盖草窗、碧山、玉田、山村之所倡导”不同，马先生认为“凤林书院体的江西词派的主要特点是以思想内容为重，不拘于声律，风格比较粗犷，不事雕琢，和《乐府补题》中的格律派词异途殊趣，而近于苏辛一派词的风格。”“《名儒草堂诗余》则反映了宋遗民爱国情感比较强烈的另一方面，可说是……苏辛一派词风的继承和发展。” 陶然《金元词通论》亦云：“所谓凤林书院，今人一般认为是元书坊名，其中仅卷上收录了刘秉忠、许衡、杨果、杜仁杰、薛昂夫等几位北方词人，其他近六十家皆为南方词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江西词人，此凤林书院可能即为江西之书坊。如果没有此书的存留，恐怕现在根本不知道当时江西词人之多和词风之盛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凤林书院草堂诗余》这部集子，基本上就可以看作是一部江西词人群的结集，它展现了江西词人群的主要面貌，在词史上应有其一定的地位。” 以上观点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总的来说，都不无偏颇之嫌。我们不妨试作分析： 《元草堂诗余》上卷14人，62首词。依次为：1、刘秉忠，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存词81首，《诗余》录2首。2、许衡，字仲平，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存词5首，录3首。3、文天祥，庐陵人，存词10首，录1首。4、邓剡，又名光荐，字中甫，又号中斋，庐陵人，存词13首，录1首。5、刘辰翁，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人，存词354首，录2首。6、杨果，字正卿，号西庵，祁州蒲阴（今河北安国）人，存词3首，录2首。7、杜仁杰，字仲梁，号止轩，原名之元，字善夫。济南长清人（今属山东），录词2首。8、詹玉，字可大，号天游，古郢人，存词13首，录9首。9、滕宾，字玉霄，黄冈人，或云睢阳人，存词10首，本卷录6首，卷中录1首。10、九皋司马昂甫，小注云：‘大行畏吾儿’，录词3首。11、彭元逊，字巽吾，庐陵人，录词20首。12、曹通甫，名居一，又号听翁，自称南湖散人，太原人，录词1首。13、高信卿，名永，初名夔，字舜卿，又名揆，号应庵，渔阳（今河北蓟县）人，录词1首。14、谢醉庵，录词4首。 中卷25人，68首词。依次为：1、罗志仁：字寿可，号壶秋，涂川人，录词7首。2、姚云文：字圣瑞，高安人，录词9首。3、赵文：初名凤之，字仪可，一字惟恭，号青山，庐陵人，存词31首，录9首。4、杨樵云，涂川人，录词3首。5、李琳，号梅溪，长沙人，录词3首。6、宋远，号梅洞，涂川人，存词1首。7、滕宾，存词10首，卷上6首，此卷1首。8、周景，字秋阳，南阳人，录词1首。9、刘将孙，字尚友，刘辰翁子，存词21首，录1首。10、萧烈，号高峰，涂川人，录词1首。11、刘应雄，号青原，西昌人，录词1首。12、王学文，号竹涧，眉山人，录词1首。13、曾隶，号横舟，录词1首。14、赵功可：号晚山，赵文弟，录词八首。15、黄水村，宜春人，录词1首。16、危复之：字见心，抚州人，录词1首。17、姜个翁，清江人，录词1首。18、鞠华翁，吉水人，存词2首，录1首。19、彭芳远，录词1首。20、戴山隐，录词1首。21、李裕翁，录词1首。22、龙端是，录词1首。23、萧东父，录词1首。24、颜奎，字子俞，号吟竹，禾川人，存词8首，录2首。25、王从叔，号山樵，庐陵人，录词5首。 下卷24人，73三首词。依次为：1、王梦应：字圣与，一字静得，湖南攸县人，存词5首，录2首。2、吴元可，号山庭，禾川人，录词4首。3、刘铉，号鼎玉，录词3首。4、李太古，古筠人，录词5首。5、彭履道：字适正，号正心，丰城人，录词3首。6、黄子行，号蓬翁，修水人，寓籍分宜，录词6首。7、龙紫蓬，录词1首。8、萧允之，号竹屋，录词6首。9、萧汉杰，号吟所，吉水人，录词4首。10、段宏章，号懒融，禾川人，录词1首。11、刘贵翁，号桂所，庐陵人，录词1首。12、黄霽宇，录词1首。13、王炎午，初名应梅，字鼎翁，别号梅边，庐陵人，录词1首。14、刘天迪，号云闲，西昌人，录词6首。15、张半湖，录词2首。16、刘景翔，号溪山，安成人，录词4首。17、周伯阳，号霽海，泰州人，录词2首。18、尹公远，号琴泉，录词2首。19、李天驥，字仁飞，庐陵人，录词1首。20、刘应几，字定叟，安成人，录词1首。21、周孚先，号梅心，西昌人，录词3首。22、尹济翁，字磵民，庐陵人，录词5首。23、彭泰翁，字会心，安成人，录词3首。24、曾允元，号鸥江，西昌人，录词4首。 从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出，《元草堂诗余》所录，首先并不是如有的论者所云，是“一部江西词人群的结集”。的确，由于凤林书院位于庐陵，而且宋末元初“东南儒学之士惟福建、庐陵最盛” ，故入选的词人以庐陵为中心的江西词人居多，但是并不能因此即说《元儒草堂诗余》为江西词人群的结集，即使不算书中的北方词人（共八位）和籍贯不详的词人（共十三位），仅南方词人中可确信不是江西人的就有詹天游（古郢）、滕宾（黄冈）、王梦应（攸县）、李琳（长沙）、王学文（眉山）、周伯阳（泰州）、李太古（古筠）等等，三项加起来几乎要占入选人数的一半。 其次，所录之人也不“皆是南宋遗民”，而是有金遗民在内。诚然，卷中与卷下可略知生平者，都为南宋遗民。生平不详者，据书中所记甲子，有刘辰翁《兰陵王•丙子送春》，丙子为1276年，刘辰翁《宝鼎现•丁酉正月》，丁酉为1297年，罗志仁《金人捧露盘•丙午钱塘》，丙午为1306年，可见所录乃至元、大德间作。而且从许多作品所描绘的南国景色与时时流露出的故国之思，如李裕翁《摸鱼儿•春光》：“计江南、许多风景，繁华只在晴昼。些儿淡冲融意，到处粘花著柳。疏雨后。更艳艳绵绵，泼眼浓如酒。飞浮宇宙。但借日浮香，随烟著雾，巧笔画难就。惆怅处，曾记苏堤携手。十年惊觉回首。苍埃霽景成阴晦，湖水湖烟依旧。凝望久。问燕燕莺莺，识此年华否。长门别有。脉脉断肠人，柔情荡漾，长是为伊瘦。”彭芳远《满江红•风前断笛平韵》：“江南路，晴又阴，声韵改，泪盈襟。”龙紫蓬《齐天乐•题滕王阁》：“坏堞闲愁，危樯往恨，欲拍阑干无路。新碑旧记。更今古匆匆，一番兴废。”……可推测是南宋遗民无疑。但是卷上，除了南宋遗民之外，还有金遗民的作品。 金遗民虽然数量很小，却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 刘秉忠、许衡是两个例外。 刘秉忠，从他十三岁为质子于元帅府就应该算是入元了，而且在元初“位极人臣”，“参帏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诸如定都建元，“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其发之，“为一代成宪”。 但从大的时代背景上看，他毕竟也是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 ，所以与纯粹的元朝人还是有区别的，比如其《太常引》： 青山憔悴锁寒云。站路上，最伤神。破帽鬓沾尘。更谁是、阳关故人。颓波世道，浮云交态，一日一番新。无地觅松筠。看青草、红芳斗春。 其作风的“萧散闲淡” 与“河东二段”、李俊民等金遗民是何其相似，如段成己《水调歌头•山中偶成，用遁庵韵》：“昨日青青双鬓，今日星星满镜，转首岁华流。……尘世尽悠悠。一笑对妻子，出处不须筹。”李俊民《洞仙歌》：“黄梁梦里，一场富贵。何济。不如归去，乐取闲身，登山临水。”《鹊桥仙•段侯寿日》：“浮云富贵转头空，似一梦、南柯太守。”……难怪况周颐对此大惑不解：“藏春佐命新朝，运筹帷幛，致位枢衡，乃复作此等感慨语，何耶。” 而这在藏春乐府中却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除《太常引》之外，类似之作不胜枚举，如《三奠子》： 念我行藏有命，烟水无涯。嗟去雁，羡归鸦。半生形累影，一事鬓生华。东山客，西蜀道，且还家。壶中日月，洞里烟霞。春不老，景长嘉。功名眉上锁，富贵眼前花。三杯酒，一觉睡，一瓯茶。 又如《望月婆罗门引》： 大夫骨朽。算空把，汨罗投。谁辨浊泾清渭，一任东流。而今不醉，苦一日醒醒一日愁。薄薄酒、且放眉头。 可见，刘秉忠虽然在世祖时位极人臣，但是由于他与金遗民处于同一时代文化背景，因此与金遗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至于许衡，金亡时已二十五岁，入元亦屡仕屡隐，比刘秉忠更能体现金遗民的特殊心态。如《满江红•书怀》： 亲友留连，都尽道、归程息逼。还可虑、干戈摇荡，路途难厄。万事岂容忙里做，一安惟自闲中得。便相将、妻子抱琴书，青山侧。行与止，吾能识。成与败，谁能测。但粝餐糊口，小窗容膝。桑梓安排投老地，诗书准备传家策。使苏张重起论纵横，心难易。 又如《沁园春•恳田东城》： 念老来生业，无他长技，欲期安稳，敢避崎岖。达士声名，贵家骄蹇，此好胸中一点无。 再如《沁园春•东馆路中》： 记丁年去国，干戈扰攘，□□□□，踪迹飘零。……五亩桑田，一区茅舍，快与溪山理旧盟。桥边柳，安排青眼，待我归程。 其忧时伤乱的情怀、及时归隐的决心哪象是一个“定朝仪”、“定官制” 的元朝重臣所言呢？厉鹗等人云“无名氏选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皆南宋遗民也。词多凄恻伤感，不忘故国，而于卷首冠以刘藏春、许鲁斋二家，厥有深意。”忽视金遗民的存在固然是他们论证的缺点，但注意到“卷首冠以刘藏春、许鲁斋二家”有“深意”，还是颇有慧眼的，其实此“深意”即是指他们这些人与比较纯粹的金遗民在心态上的一致性。 此外还需辨明的是，近来有些论者不同意文天祥是遗民，因为他于1279年“宋亡后仅活了三年”，“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殉国的烈士” 。其实虽然直到1279年的厓山之战南宋才彻底灭亡，但是早在1276年元兵占领南宋都城临安、宋三宫北迁时，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南宋士民的遗民生涯即已开始。文天祥在第一次被押北上至平江府时，就有“故吏归心少，遗民出啼多”（《指南录•平江府》）之语，后来“遗民”一词在其诗中更是屡见不鲜，如《安庆府》：“泊船休上岸，不忍见遗民。”《彭城行》：“迩来百余年，正朔归江东。遗民死欲尽，莽然狐兔丛。”《自述二首》其二：“江南啼血送残春，漂泊风沙万里身。汉末固应多死士，周余乃止一遗民”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他多次拒绝元朝君臣的劝降，决不仕元。如使元被拘，馆伴唆都劝曰：“大元将兴学校、立科举。丞相在大宋为状元宰相，今为大元宰相无疑。丞相常说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这是男子心。天下一统，作大元宰相，是甚次第，国亡与亡四个字休道”，文天祥“哭而拒之”，并写诗明志：“虎牌毡笠号公卿，不直人间一唾轻。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指南录•唆都•序》）第二次抗元被捕后至广州，张弘范劝曰：“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丞相其改心易虑，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贤相非丞相而谁？”文天祥流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张弘范听了，为之改容 ；即使1279年后，被拘大都三年之久，忽必烈本人“使谕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天祥对曰：‘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又使谕之曰：‘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对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除拒绝劝降，他抗元失败被押北上途中，从南安至丰城的绝食，也是仿效殷商遗民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不食周粟的遗民气节的，只不过未能如愿而已：“初众议以予渐殆，欲行无礼，掩鼻以灌粥酪，至是遂止。乃知夷齐之心事，由其独处荒山，故得行其志耳。”（《集杜诗•过临江•序》）此外他还写有《和夷齐西山歌》，表达“戎有中国兮，人类熄矣。明王不兴兮，吾谁与归矣”之悲怆。可见文天祥的遗民意识在宋末词人中是最为强烈的。 再次，《元草堂诗余》的思想内容也并不仅仅是“凄恻伤感，不忘（南宋）故国”，“反映了宋遗民爱国情感比较强烈的另一方面，”而是反映了多方面的内容。除了故国之思，也有对元朝统治认同的作品，其他诸如闺情相思、文人情趣等也有一些。 诚然，由于南宋遗民数量众多，故国之思比较强烈，词选中有许多表达“不忘故国”的作品，如下列诸词：邓剡《满江红•和王昭仪题驿》、刘辰翁《兰陵王•丙子送春》、《宝鼎现•丁酉正月》、詹玉《三姝媚•古卫舟。人谓此舟曾载钱塘宫人》、《齐天乐•赠童瓮天兵后归杭》、罗志仁《金人捧露盘•丙午钱塘》、《霓裳中序第一•四圣观》、《风流子•泛湖》、《虞美人•净慈尼》、姚云文《摸鱼儿•艮岳》、赵文《瑞鹤仙•刘氏园西湖柳》、《八声甘州•和孔瞻怀信国公韵因念亦周弟》、王学文《摸鱼儿•送汪水云之湘》、尹济翁《风入松•癸巳寿须溪》“曾闻几度说京华”、王炎午《沁园春》、彭芳远《满江红•风前断笛平韵》、黄子行《花心动•落梅》、尹公远《尉迟杯•题卢石溪响碧琴所》、刘应几《忆旧游•闻雁》、彭泰翁《拜星月•祠壁宫姬控弦可念》等。但是遗民们虽然有故国之思，其生命中的一部分时间，有的还是大半生，毕竟是在新朝度过的，他们对新朝的新气象也有不自觉的反映。即使不提对元朝统治没有强烈抵触情绪的金遗民，也可以在南宋遗民的作品中找到例证。如赵功可的《八声甘州•燕山雪花》： 渺平沙、莽莽海风吹，一寒气崔嵬。耿长天欲压，河流不动，云湿如灰。帝敕冰花剪刻，飞瑞上燕台。马上行人笑，万玉堆豗。滉漾天街晴昼，料酒楼歌管，都是春回。喜丰年有象，贺表四方来。仗下貂裘茸帽，拥千官、齐上紫金杯。明朝起，江南驿使，来进宫梅。 又如刘应雄《木兰花慢•元夕郡侯邀赋》： 梅妆堪点额，觉残雪、未全消。忽春递南枝，小窗明透，渐褪寒骄。天公似怜人意，便挽回和气做元宵。太守公家事了，何防银烛高烧。旋开铁锁粲星桥。快灯市、客相邀。且同乐时平，唱弹弦索，对舞纤腰。传柑记陪佳宴，待说来、须更换金貂。只恐出关人早，鸡鸣又报趣朝。 再如颜奎《醉太平•寿须溪》： 茶边水经。琴边鹤经。小窗甲子初晴。报梅花小春。小冠晋人。小车洛人。醉扶儿子门生。指黄河解清。 可见这种“再逢升平”的意识不止一个人有，而且在各种题材诸如咏物词、节令词、寿词等之中都有体现。而这种意识是有时代背景的，“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区宇，扩前古所未有。……立纲陈纪，殷然欲被以文德，规模亦已弘远矣。” 元成宗“承世祖混一之后，善于守成；……去世祖未远，守其成宪，不至废坠。” 所以生活在“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的时代里，宋遗民这种不自觉地“再逢升平”的意识不是不能理解的。 最后，《元草堂诗余》的风格特征不仅是“渐染南宋之风”，“为南方之一流别，与北人平博疏快者迥乎不同”，也不仅是“苏辛一派词风的继承和发展”，而是两者的结合，有“南方流别”之清丽婉转，也有苏辛词风的旷达慷慨。比如文天祥《沁园春•至元间留燕山作》、彭元逊《徴招•和焕甫秋声。君有远游之兴，为道行路难以感之》、李琳《平韵满江红•题宜春台》、龙端是《忆旧游•题南楼》、周伯阳《春从天上来•武昌秋夜》“浩荡青冥”、尹公远《齐天乐•赠卢天隐》“江湖千里秋风客”、姚云文《摸鱼儿•艮岳》等词有苏辛一派之韵；而萧汉杰《蝶恋花•春燕和韵》“一缕春情风里絮”、王从叔《秋蕊香•用清真韵》、李太古《南歌子》“月下秦淮海”、萧允之《渡江云•春感用清真韵》、张半湖《扫花游》“柳丝曳绿”、刘景翔《如梦令》“独立荷汀烟渚”、曾允元《水龙吟•春梦》、《点绛唇》“一夜东风”等清丽闲淡之作显然有周派词之味，他们并没有“不拘于声律”，从彭芳远《满江红•风前断笛平韵》、黄子行《西湖月•自度商调》可以看出，他们不但对声律有所考究，而且也不乏精通词律的专家。另外由于当时曲乐的兴盛，宋金遗民中还有一些人兼擅曲作，这使他们的某些词作呈现了曲风，如杜仁杰《朝中措》“汴梁三月正繁华”等。 总之，《元草堂诗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元初以宋金遗民为主将的词坛状况，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它去取的精善是可以和周密的《绝妙好词》相提并论的，正如谭献《复堂词话》所云：“阅《乐府雅词》、《阳春白雪》，赵立之去取有意，似胜曾慥。与四水潜夫《绝妙好词》比肩鼎足者，其《凤林书院》乎？”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