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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聊斋诗的多种抄本中，收藏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聊斋文库、传为蒲松龄儿孙所抄的两种《聊斋诗草》是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早在二十余年前，日本学者八木章好先生就对这两种抄本作过考察，但国内的聊斋诗研究者却似乎对这两个抄本的情况所知不多。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八木先生将这两个抄本与路编《聊斋诗集》不同的字句作了详尽的校勘，并从中辑录出路编《聊斋诗集》失收的佚诗二题三首，但此后出版的赵蔚芝先生笺注的《聊斋诗集笺注》和盛伟先生编校的《蒲松龄全集》本《聊斋诗集》，却既没有吸取八木氏的校勘成果，也没有将这三首新发现的佚诗收入集中。 传为蒲松龄儿孙所抄的两种《聊斋诗草》抄本原为一册，是日人平井雅尾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淄川矿业所任职时，从淄川蒲家庄蒲氏后裔手中购得的。乎井雅尾在其所著的《聊斋研究》一书中，对抄本的出处与状况作了如下著录： 儿孙抄《聊斋诗草》一册 约百卅题 蒲家所传(笔者现藏) 系蒲松龄儿孙辈所手抄者，亦得于蒲氏直系族人。其前半与后半之笔迹不同，而其后半之笔迹与笔者所藏《东谷文集》之笔迹相同，故可断定为松龄嫡孙蒲立德(号东谷)所抄者。前半较后半之纸质稍古，亦不似松龄手笔，恐系箬、篪、笏、筠四男中之一人所书。故现在以此为惟一之考证文献而珍藏之也。[1](P31) 上世纪五十年代，平井雅尾原藏的聊斋文献资料统归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收藏，其中也包括这一册被他称为“蒲松龄儿孙辈所手抄”的《聊斋诗草》。 作为系统地研究聊斋诗的日本学者，八木章好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已经分为两册的这两种《聊斋诗草》进行了详尽的校勘整理。他在《蒲松龄儿孙钞本<聊斋诗草>校勘记》[2]一文中介绍说： 《聊斋诗草》现分两种(各一册)收藏于聊斋文库，即平井氏在著录中所说的“前半”与“后半”。 为了对已经厘为二册的两种《聊斋诗草》加以区别，八木氏分别称这两种抄本为“甲本”和“乙本”。为研究的方便，今即依八木先生研究之例，分别称其为“传蒲松龄儿孙抄本甲本《聊斋诗草》”(以下简称为“传甲本《聊斋诗草》”)和“传蒲松龄儿孙抄本乙本《聊斋诗草》”(以下简称为“传乙本《聊斋诗草》”)。 据八木先生介绍，传甲本《聊斋诗草》高23．4厘米，宽12．8厘米，一册，所用纸的质地为极薄的竹纸。此册封面左上有“聊斋诗草卷之一传松龄儿孙抄本”的单行及双行题签，为后人补题。正文第一页首行为“聊斋诗草”四字，下方有“卷之一”一行注记。共三十页，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五字左右。传甲本《聊斋诗草》的各页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经由后人重新装裱。 传乙本《聊斋诗草》高24．5厘米，宽13．3厘米，一册，质地同样为极薄的竹纸。封面左上有“聊斋诗草嫡孙蒲东谷自抄”的题签，为后人补题。正文第一页首行书有“聊斋集”三字。共十二页，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五字左右。传乙本《聊斋诗草》各页也都有破损，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裱。 考虑到传甲本、传乙本《聊斋诗草》对聊斋诗进一步编订整理的重要价值尚未被大多数研究者关注和认同，今在八木章好先生《蒲松龄儿孙钞本<聊斋诗草>校勘记》的基础上重作考察，并以此就教于八木先生和海内外方家。 一、两种《聊斋诗草》的抄写年代 从八木先生对传甲本、传乙本《聊斋诗草》所作校勘的结果来看，笔者认为这两种抄本都属于聊斋诗早期的重要抄本。下面先就传甲本《聊斋诗草》的情况作些具体分析。 传甲本《聊斋诗草》共收诗九十三题，一百二十八首。八木先生发表《蒲松龄儿孙钞本<聊斋诗草>校勘记》时，在论文中插入了书影照片两幅，计四个半页。由于未见到抄本的原件，我们只能从避讳的角度对其抄写的年代作一些判断和推考。 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说：“清之避讳，自康熙帝之汉名玄烨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讳至严，当时文字狱中，至以诗文笔记之对于庙讳御名有无敬避，为顺逆凭证。[3](P122)乾隆皇帝名弘曆，传甲本《聊斋诗草》有“春秋无厝鸟先知”(《山村》)句，即没有改“曆”为“歷史”之“歷”，也没有缺笔。至于此后如道光帝曼宁、咸丰帝奕拧、同治帝载淳等名讳，抄写者似乎完全没有避讳的概念，今举相关的文字如下： (1)一往宁知险?回看始欲愁。(《泊舟》) (2)宁鬻子，免风波。(《灾民谣》) (3)《卧万仞芙蓉斋，听棋客争道》诗后附注：“顾姬善奕。”入木氏《校勘记》云：“《蒲松龄集)无此注记。‘奕’，‘弈’之误。” (4)片帆中夜过秦邮，鼓枻维扬载酒游。(《舟过柳园，同孙树百赋》其一) (5)载酒溪头，共唱铜鞮之曲。(《同长人、乃甫、刘茂功河洲夜饮，即席限韵》诗引) 如果说像“曆”、“奕”、“载”诸字，在传甲本《聊斋诗草》中仅偶见一二，抄写者或因粗心大意而有忘记避讳的疏漏，那么“宁”字在这个抄本中凡七见，则绝无忘记避讳之理，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七处“宁”字全用本字，并无一例是用“甯”或“蛊”来代替的。这种情况说明，传甲本《聊斋诗草》最晚也应该是清代道光年间以前的抄本。 我们还发现，在清帝的名讳之外，传甲本《聊斋诗草》于孔子之名也不避讳。《史讳举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茶香室续钞》三引叶名澧《桥西杂记》云：“雍正三年上谕：孔子讳理应避讳，令九卿会议。九卿议以凡系姓氏，俱加卢为邱；凡系地名，皆改易他名；书写常用，则从古体作业。上谕：今文出于古文，若改用业字，是未尝回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诗》古文作期音甚多，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加阝为邱，地名亦不改易，但加阝旁，读作期音，庶乎允协。按加阝作邱，至今通行；至读期音，则世鲜知矣。”[3](P8) 可见，避孔子的名讳，是清雍正三年乙巳(1725)以后的事。在传甲本《聊斋诗草》中“丘”字凡六见，其中有两处为《侠女行》中的“推衿隐向丘嫂谋，丘嫂欲作秦武阳”两句，路编《聊斋诗集》也作“丘”字未改。另四处路编《聊斋诗集)已改作“邱”字，惟传甲本《聊斋诗草》保存了诗作的原貌。这四处“丘”字，一见于诗题，即《王鹿瞻在瓜洲丘荆石先生幕，作此寄之》；其余三处见于以下诗句： (1)绛雪长生药，丹丘却老方。 (《为友人写梦八十韵》) (2)魂归绣闼梨花梦，怨入榛丘草树悲。 (《慰历友丧偶》其二) (3)风烟接郊郭，竹树满山丘。 (《怀赵晋石》其六) 由“丘”字俱用本字，而不用“邱”、“业”或“邺”来看，传甲本《聊斋诗草》的抄写年代还应该进一步提前。结合相关的情况考虑，我认为这个抄本大致抄成于康熙末年至雍正三年之前的数年之间。 传乙本《聊斋诗草)收诗仅三十三题，五十二首。依所收诗作的数量而言，尚不及传甲本《聊斋诗草》的一半。这个抄本诗作编排的次序也较为混乱，说不上有什么抄写的规律可循，估计是一个将散见的诗作汇抄成册的辑本。传乙本《聊斋诗草》收诗虽少，但其中也有与清代帝讳和孔子名讳相同的字句，今摘录于下： (1)宁不愁参商?同饮一乡水。 (《寄王子鹿友兼呈邱氏兄弟》) (2)素书宁足悲?上有长相思。(《夜坐有怀郢社兄弟》) (3)片帆中夜过秦邮，击揖维扬载酒游。 (《舟中偶成怀历友》其四) 如引例所标示，这个抄本第六题的诗题为《寄王子鹿友兼呈邱氏诸兄弟》，“丘”字已改作“邱”。 上面所引的这三首诗也见于传甲本《聊斋诗草》，只是诗题不同，某些字句不同，它们分别属于聊斋诗的不同系统，此事容下一节详论。 由上引的诗句和诗题看，此抄本不避道光、同治诸清帝讳而避孔子名讳，因此它抄成的时间也不会很晚，估计是在雍正三年之后到乾隆初的这段时间。 这两种《聊斋诗草》既然是平井氏从“蒲氏直系族人”即蒲松龄的直系后削p里获得的，可见本来是蒲家自藏的抄本。平井雅尾称这两种《聊斋诗草》“系蒲松龄儿孙辈所手抄”，盖得自蒲家庄故老相传，并非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从以上对这两种《聊斋诗草》的抄写年代所作的推考看，其抄成的时代也恰与蒲松龄诸子及长孙的生活年代相合。笔者以为，尽管存在传甲本《聊斋诗草》是由箬、篪、笏、筠四人之一所抄，传乙本是由蒲立德所抄的可能性，但在不能或无从确认蒲松龄四子及长孙蒲立德的笔迹的情况下，还是称其为“传甲本”和“传乙本”更稳妥合理一些。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日本]平井雅尾．聊斋研究[M]朝鲜釜山，1940． [2]八木章好．蒲松龄儿钞本《聊斋诗草》校勘记[J]．东京：艺文研究，1984，(46)． [3]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原载：《浦松龄研究》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